信史中的宦官究竟面貌如何？以用事之久、握权之广著称的明朝宦官，是如何逐步插手、直至把持国家政治经济各领域，将阉宦之患发展到三千年历史之极致的？本书正是一部全主位、多层次、透彻解析明朝宦官的权威力作。

信史中的宦官究竟面貌如何？以用事之久、握权之广著称的明朝宦官，是如何逐步插手、直至把持国家政治经济各领域，将阉宦之患发展到三千年历史之极致的？本书正是一部全主位、多层次、透彻解析明朝宦官的权威力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明史专家，治明史四十余年，对明宦之祸尤有研究，写作中旁征博引，考证严谨，用笔绝无随意。更不吝篇幅，为五十八名明朝宦官分别立传，汇聚古今典籍中所有点滴信史，使读者对其个体有完整准确的把握，对明朝宦政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第一章 明朝宦官概况

一、宦官一瞥／3

二、明朝宦官的发展／4

三、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11

四、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15

第二章 明朝宦官与明朝社会

一、明朝宦官与政治／23

(一)架空内阁／23

(二)操纵厂卫／26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30

(一)宦官对各经济领域之干预／31

1.税务监督与矿税／31

2.仓储／38

3.岁办、采办／43

4.盐政／54

(二)宦官之财富／59

1.权宦之巨额财富／59

2.权宦之巧取豪夺／59

3.权宦对财富之滥费／63

(三)官宦与土地关系／64

1.宦官与庄田／64

2.宦官与军屯／68

(四)小结／71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72

(一)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72

(二)提任镇守和守备／75

1.敲诈勒索／77

2.削弱边防／78

3.迫害官吏／79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80

(一)宦官对文化的破坏／80

(二)揭露宦官的文艺作品／85

(三)宦官对文化的建设／89

第三章 明朝主要宦官传

一、郑和／105

二、王彦／108

三、昌盛／110

四、兴安／112

五、金英／113

六、覃昌／115

七、萧敬／116

八、高凤／118

九、刘瑾／119

十、孙洪／129

十一、毕真／130

十二、毕云／132

十三、张诚／132

十四、张永／133

十五、杜甫／136

十六、王玉／137

十七、孙彬／137

十八、萧平／138

十九、陈奉／138

二十、陈矩／141

二十一、魏忠贤／145

二十二、刘若愚／154

二十三、侯显／156

二十四、王景弘／157

二十五、尹凤／160

二十六、黄俨／162

二十七、海寿／164

二十八、亦失哈／165

二十九、王瑾／168

三十、范弘／169

三十一、阮浪／170

三十二、阮安／170

三十三、王振／172

三十四、成敬／178

三十五、郑同／178

三十六、曹吉祥／179

三十七、怀恩／182

三十八、汪直／183

三十九、钱能／187

四十、梁芳／188

四十一、阿丑／189

四十二、蒋琮／191

四十三、秦福／192

四十四、黄锦／193

四十五、张宏／194

四十六、李芳／195

四十七、滕祥／196

四十八、冯保／197

四十九、张鲸／202

五十、张诚／203

五十一、陈增／204

五十二、高淮／206

五十三、梁永／211

五十四、孙隆／213

五十五、高桌／215

五十六、王安／219

五十七、高起潜／221

五十八、张彝宪／222

附：刚铁／224

第四章 明朝宦官事例

附：清朝宦官

宦官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事：一、架空内阁；二、操纵厂卫。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仍然继承元朝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管全国的政治、军事、监察。中书省最为重要，由官居一品的左、右丞相总理国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的左、右大都督，也是正一品官，平时训练军队，战时统帅军队，领导京城及全国各地的卫所。御史台的左、右御史大夫，是从一品官，负责监察各机关衙门，肃清纲纪，领导御史中丞以下各级御史。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种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中央的中书省及地方的行中书省都是大权在握。特别是中书省，掌握大部分政治权力。当时的百官奏章，都是由丞相先加以综合整理，然后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签署意见，再请朱元璋裁定施行。所以一心想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最高权力于一身，以强化封建专制，使家天下永保永享的朱元璋，很快就不满意这种丞相权力过大，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都能独持权柄的政治机制。他认为元朝灭亡的教训之一，便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并歪曲秦王朝以来的历史，说历朝设宰相，都是没有以秦亡为鉴，“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因此，他瞄准宰相的权力，逐步开刀。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长、李文忠凌驾于中书省等机构之上。次年又下令，臣下奏事不需要经过中书省，使丞相有职无权，徒有其名。而到洪武十三年(1380)，干脆罗织阴谋政变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问斩。从此废中书省，罢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大都督府分解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并称为九卿，由朱元璋直接指挥。

朱元璋罢废丞相后，很快便感到自己不胜其劳。似雪片而来的奏疏，只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干三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1事。显然，要看这么多的章奏，处理这么多的事，朱元璋难以应付，必须有新的帮手，因此先后又设立了四辅官、殿阁大学士。永乐时期，命翰林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做内阁。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一代雄主，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限于顾问、参谋性质，章奏仍由自己亲自批示。但洪熙、宣德以后，情况大异，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臣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这就是对明朝政治发生很坏影响的票拟制度。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明史·职官三》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显然，不管是六部进呈、由内阁票拟的章奏，或起草的诏令，上交皇帝之前，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反过来，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而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其具体运行的过程，明朝中叶的史料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明末记载得很详尽的史籍中，大体推知无误。据明朝宦官刘若愚所述，凡章奏由外廷送至文书房，经该房宦官登录后，交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看过后，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退回司礼监，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本，内阁票拟后再送文书房，文书房送司礼监，司礼监认为所票可行，经奏明之后，批红发出施行。如有意见，奏明发出重票。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所有章奏，经文书房的宦官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章奏的内容，而且阁臣的票拟，需要司礼监阅后，认为可行，才送到皇帝手中。显然，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宦官得以窃弄权柄、恣作威福的关键。《明史·职官志序》评论此事说：“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宦官之批红，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这里的批红，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操刀，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而有明一代，不经过票拟，由宦官直接在章奏中批示的事，更是迭相发生。如正德时，大学士李东阳在奏疏中揭露刘瑾：“凡调旨撰敕，或被驳诘再三，或迳自窜改，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诸如此类，称做内批中旨，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杨涟的《劾魏忠贤疏》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渲让，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宦官的架空内阁，或者说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结果只能是一个：导致朝政越来越黑暗腐败。无怪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罢丞相始也”!

明代阁臣动辄被宦官罢了官、遭迫害的事，层出不穷。如：天顺初徐有贞、李贤在宦官曹吉祥等的排陷下，均被逮下狱。正德时刘健、谢迁等因上疏列数刘瑾罪恶，都丢了官，刘健还被列为奸党之首。而天启时或因不肯附阉，或因奏劾阉党罪行被罢官及被迫引退的大臣，则有刘一燥、叶向高、韩圹、朱国祯、朱延禧等人。

另一方面，一些庸才、小人，或宦官的亲友，因投靠、谄媚宦官，则可飞黄腾达，被任命为阁臣。如：成化时万安为人软弱，品行也很差，只因对宦官李永昌的养子李泰拍马有术，故能在成化五年(1469)入阁。正德初年，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后，焦芳凭与司礼监太监李荣的同乡关系，在李荣的策划下，代理吏部尚书，很快便以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职入阁办事，不久又加上太子太保兼谨身殿大学士的头衔，专在内阁办事。焦芳是个卑鄙无耻之徒，每次去拜访刘瑾，口口声声喊刘瑾千岁，自称是门下，对于章奏的阅处，完全按刘瑾的意见办理。《明史·焦芳传》说他“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乱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这里说刘瑾干的种种坏事，都是焦芳诱导的，未免有给刘瑾开脱罪责之嫌，但如果说焦芳是刘瑾的主要帮凶，那是毫无问题的。天启时的顾秉谦，原担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魏忠贤专权后，遭到言官周宗建等人的弹劾，为了牢牢把持权柄，魏忠贤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和外廷大臣结成死党。顾秉谦就是与魏忠贤一拍即合、率先谄附的“庸劣无耻”之徒。天启三年(1623)春天，增置阁臣，魏忠贤马上将顾秉谦荐入内阁。

P23-25

临窗正握管，风从西方来——初夏时节，北京已经开始有些闷热的一天，素昧平生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来访，说打算给我出版史学选集。这使我喜出望外，顿有风从西方来、神情为之一爽之感。诚然，去年冬天，京中有家国字当头的出版社负责人，曾当面说要将我这个学界小民的明清史著作，全部重印。但彼此都太忙，我没有催过他，他也没有催过我，这事儿就被搁置起来了。现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道，竟主动登门约稿，不亦悦乎!时下官本位之风越吹越猛，史学界某些人三分学问，七分钻营，一旦成了长字号，立马名利双双到，哪怕文章只有大字报水平，也自有人来奉承，堂而皇之出选集，至于出版后读者不屑一顾，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因为反正是国家埋单。事实上，一些学术垃圾、文化泡沫，正是这样堂而皇之制造出来的。经商定，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出版我的三种著作：《明清史事沉思录》、《明朝宦官》、《中国人的情谊》。不久，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

谢国桢前辈晚年常感叹“垂老无成”，在回忆其恩师梁任公文中更说“愧然白头老门生”。岁月不居，我也到了古稀之年，比起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先生那一辈学人，不才如我，借用友人王曾瑜先生的话来说，实在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差距很大。“四人帮”粉碎后，虽然我在史学园地努力笔耕，但成绩不大。何况我文史两栖，“三心二意”，并未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明清史事沉思录》，是在旧作《明清史散论》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当年限于篇幅，一些文章未能收入，如《李自成、崇祯帝和议初探》、《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等，现在看来，这些文章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很重要的，有待进一步探讨，故都编入；近几年又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均编入；有两篇文章，虽不属于明清史范围，但发表后，影响不小，故附录于后。多年前，我与杜婉言编审合著过《明朝宦官》。我一直认为，孟森先生、陈守实先生所持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难以分割的论点，是真知灼见。因此，这次修订《明朝宦官》，不仅对若干文字作了修改，增写了45个宦官小传，更重要的是，由杜婉言女史写了五千字清代宦官概述，作为附录。这样，明清时期宦官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比较清楚了。杜婉言年长我一岁，身体欠佳，为增订此书，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她尽力了。《中国人的情谊》这本书，我费力尤多。我力求打通古今、文史、前人与自己，使之熔于一炉，让高中生也能看懂史学专著，也就是我常在文章中主张的让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我的目的能否实现?这就有待读者评判了。

从初夏一直忙到孟秋，我才将这三本书忙完。除了文字增删外，我奔波于我的书房、地下室书库，以及图书馆、书店、古迹所在，拍摄或复制历史图片，从大量照片中，选出二百多张，真是费劲。其间在府右街还遭遇车祸，被鸟人轿车撞倒，造成一根肋骨骨折，不能久坐。所幸我挺过来了，终于将三本书定稿。

坡翁有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与吟啸无缘，还是继续在史学园地老实耕耘吧！

2006年9月17日下午于老牛堂

阉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乃卒至裂肝碎首者，何（与欠）？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岂知后世之君，乃以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阉寺守之。此固必然之事也。

——黄宗羲（清）

宦官的发展，是不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迟早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当然，这是重蹈覆辙的回头路。朱元璋正是这样。

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做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控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或者察觉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王春瑜 杜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