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朱理治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央党史出版社再版了本书，书中收录了一些本人的文稿、回忆录以及关于他的纪念文汇，从不同角度回顾了朱理治的光辉一生，赞颂了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

本书收录了朱理治的部分文稿和回忆录，并收有关于他的纪念文章、年表及原载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传记。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西安事变前后，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抗曰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在陕甘宁边区遭受经济封锁时，任边区银行行长。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东北，白1945年10月起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1948年10月起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兼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物资分配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计委主任。1978年于北京病逝。在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朱理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

序

朱理治文稿

 东北军工作篇

争取东北军，巩固陕甘苏区(1936年3—5月)

赴西安工作前给周恩来的信(节录)(1936年8月20日)

关于东北军工作及建议给中共中央的七份报告(1936年9—12月)

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1937年3月23日)

附：“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

 河南抗战篇

河南、安徽党的工作现状及恢复组织的初步安排(1937年8月17日)

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的几个问题(1937年11月25日)

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1937年11月28日)

救亡与党的组织工作近况(1937年12月17日)

当前河南的政治形势(1938年1月3日)

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1938年1月25日)

关于西华抗日活动情形给长江局的信(1938年2月18日)

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武装民众的四项认识、八项工作方针(1938年3月6日)

党在河南的军事工作情况(1938年3月11日)

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1938年4月17日)

积极开展友军工作(1938年4月26日)

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

给苏鲁边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6月19日)

豫东南要加紧游击战争的准备(1938年6月20日)

给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的两封电报(1938年6—7日)

关于河南党的组织问题与游击武装情况的报告(1938年7月9日)

给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lo日)

论河南游击战争发展形势及当前任务(1938年7月21日)

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9月7日)

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

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1938年n月14日)

关于豫鄂边形势、工作情况及建议给中共中央的七封电报(1939年1—4月)

开创皖东局面的建议(1939年3月21日)

我拟发宣言文告指责顽固派打击我同情者的错误(1939年4月9日)

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创立与扩大正规部队(1939年6月19日)

关于统一豫鄂边武装部队指挥的提议(1939年9月18日)

竹沟事件经过(1939年11月20日)

论目前鄂豫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1939年12月)

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1940年4月)

致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的信(1958年6月11日)

 边区金鼬篇

关于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及解决办法的几点意见(1941年5月13日)

给毛泽东的复信(1941年8月)

边区经济与金融和贸易(1941年8月)

社会调查是决定金融政策的基础(1941年8月21日)

边区的金融与贸易政策(1941年10月23日)

边区金融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如何克服(1941年10月)

边区新的金融政策之意义与目的(1942年2月27日)

边币的根本问题(1942年5月29日)

加强银行的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5月)

附：论银行的研究工作(1942年5月28日)

物价波动的原因和银行、贸易局今后的业务方针(1942年6月15日)

战时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问题(1942年7月25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1942年10月26日)

法币跌价及其对策(1942年12月20日)

芟行与推行边币的体会(1943年1月)

对晋西北金融问题的几点意见(1943年)

 东北及朝鲜工作篇

给李富春、黄克诚的信(1946年2月20日)

在洮南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1946年3月)

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节录)(1947年6月27日)

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8年8月24日)

东北银行的业务方针(1949年6月)

关于总会计局结束后各财经部门相互问经济关系的意见(1949年8月23日)

论银行工作的转变(1949年12月)

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计划的方针和方法(1950年7月17日)

东北行政区进行22个月财经准备的计划纲要(草案)(1951年2月)

东北行政区的计划工作(1951年3月)

关于经济核算制的发言大纲(1951年3月)

 物资工作篇

在第一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9月5日)

关于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情况的报告(1952年8月5日)

关于物资分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53年4月4日)

 交通运输篇

交通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1954年6月)

为消灭海损事故，提高运输质量而奋斗(1956年1月28日)

对全国航运工作人员的讲话(1956年2月4日)

改进川江工作的几点意见(1956年7月11日)

改进长航工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1956年8月2日)

关于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1956年9月10日)

积极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1956年10月31日)

交通部1956年直属航运工作总结与1957年的工作部署(1957年3月23日)

 计划工作篇

关于工业视察情况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报告(1959年5月1日)

关于改进物资工作和建立物资供应部的几点意见(1959年11月6日)

经济建设要注意质量，尊重经济规律(1960年1月)

河北、山东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和需要注意的Ih]~(1960年8月)

华北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个问题(1960年10月30日)

阅读列宁有关计划问题论著时的批语(1962年)

关于华北局计委的工作方法(1964年1月)

如何把华北地区的农业搞上去(1964年5月25日)

计划工作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964年6月)

关于包钢建设的几个意见(1964年7月26日)

华北区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任务(1964年8月)

计划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964年10月)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华北地区农业发展的设想(1965年6月14日)

关于压缩河北棉田面积的建议(1965年7月10日)

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华北地区的几个问题(1965年9月21日)

关于华北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1965年9月)

解决华北区粮食自给问题的措施(1965年10月9日)

努力搞好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1965年10月15日、29日)

朱理治回忆录

 往事回忆

朱理治纪念文汇

 新华社关于朱理治在京逝世的消息

 朱理治追悼会上的悼词(1978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1984年2月24日)

 朱理治在清华

 回忆朱理治同志

 深深怀念朱理治同志

 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

 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朱理治金融论稿》序

 忆朱理治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岁月

 朱理治同志为建设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所作的贡献

 朱理治同志二三事

 朱理治同志最后的三年

 《朱理治金融论稿》出版座谈会综述

 在《纪念朱理治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选录)

 程亚民的发言任永全的发言

 于仲良的发言唐真寿的发言

 陈德宏的发言张字生的发言

 陈汝明的发言朱尔鑫的发言

 朱佳木的发言刘培植的书面发言

朱理治传记、年表

 朱理治传

 朱理治年表

 附：朱理治夫人苏菲小传

再版后记

在云阳，苏菲与朱理治结成了终身伴侣。结婚那天，仪式很简单，就请来两位客人，在一起吃了顿烧饼加肘子。那时，环境不允许他们之间做更长时间的了解。她只知道朱理治是江苏南通人，父亲是乡间中医。他过去结过一次婚，但妻子得病去世了。192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不久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以后，他曾被捕坐牢，在白区、苏区担负过许多重要工作，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接触时间虽不长，了解情况虽不多，但他确实给苏菲以良好的印象：为人真诚，作风正派，举止文雅，学识渊博。以后的日月证明，她的选择没有错。尽管生活中紧张多于安乐，磨难多于顺利，但他们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不负初衷，共同度过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漫长岁月。

1937年9月初，苏菲随朱理治在党的交通员栗在山的护送下，经西安乘火车到达洛阳。在那里，朱理治向豫西工委的负责人吴芝圃、郭晓棠传达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精神。然后，赴开封与河南省工委负责人刘子久、沈东平等会合，正式成立了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河南省委。到开封一个星期后，苏菲传染上了伤寒病，发烧42℃，被送进一家教会医院(50年后，苏菲到开封驻军医院做脑溢血后遗症的康复治疗，该院院址正是这家教会医院)。治了一段，烧虽退了，但仍起不了床，医院把她作为垂死的病人，移到了地下室。那时，住院费用昂贵，一天一元，她想到自己反正要死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坚决要求出了院。没想到，出了院，伤寒病反而好了，只是落了一个失眠症，整夜睡不着。当时，日本鬼子对开封轰炸频繁，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到南阳休养。11月初，她的病情有好转，又回到了开封，在省委做译电员，每天去电报局，通过党的关系收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文。没想到，由于记忆密码，用脑过度，使她刚有好转的病情又加重，经常头晕。那时，省委还处在地下，朱理治的公开身份是报馆记者，苏菲则是家庭妇女。由于经费紧张，他们和刘子久夫妇、危拱之三家一星期合用一元钱。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烧饼，可在街坊邻居面前，还要装成吃过饭的样子，以免引起怀疑。

1938年5月，开封吃紧，省委决定南撤，派苏菲以开封孩子剧团导演的名义，掩护省委文件先走。这个剧团是党为了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从开封铁路子弟学校中挑选进步学生组成的，团长是宗克文，实际领导是危拱之。苏菲把文件藏在道具中，一面负责保管文件，一面也参加节目的编导。他们由开封经许昌、漯河、驻马店、确山、信阳，一路边走边演，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等。在确山，朱理治和省委其他撤退的同志赶上了他们，把文件取走，并直接去了竹沟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留守队。苏菲则随开封孩子剧团到了信阳，继续做剧团的编导工作。三个月后，她由信阳到了竹沟。那时，竹沟已成为河南省委所在地和我党在中原地区支援与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被人们誉为“小延安”。她被分配到省委做妇女工作，但没过多长时间，头晕病又犯了，组织决定她回到延安养病。

1938年10月，苏菲第二次来到延安，住进中央干部休养所。当时，朱理治也在延安，正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朱理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同时，撤销河南省委，成立了豫南(也称豫鄂边)和豫西两个省委，朱理治担任豫南省委书记。会后，他便返回了河南。苏菲留在延安继续养病。

中央干休所先在小便沟，以后搬到阵团峪。在那里养病的还有高士其、张若萍、陈熙等人。高士其是中外闻名的科学文艺作家，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时，因做实验受脑炎病毒感染，留下行动、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张若萍25岁，从小参加革命，得了严重的关节炎。陈熙只有十六七岁，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们常在一起学习、谈心，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后来，随着革命友谊不断加深，互助组围绕高士其变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张若萍虽说是男同志，但会补衣服，大家叫他“老大嫂”，并开玩笑称他为高士其的“干老婆”。苏菲平时常帮高士其拿东西、喂饭，被称作“干妹子”。陈熙时常为高士其唱歌，被称作“干女儿”。高士其话虽说不清楚，但很喜欢说笑话，整天逗得大家笑个不停。1939年元旦那天，大家把干休所饭厅布置一新，病友们高高兴兴围坐在长桌旁，猜谜语、唱救亡歌曲。苏菲特地把高士其科学小品集中《听打花鼓姑娘谈蚊子》一篇，朗诵给大家听。在延安的日子里，她还常去延安城看戏和无声电影，虽往返一趟要六七十里，仍然兴致勃勃。有一次，她顺路去看望刘少奇，少奇同志嘱咐她一定要安心养病，把病彻底治好。可离开战友们时间长了，叫她怎能安下心来。在她一再请求下，干休所终于批准她离所南下。

1939年7月，苏菲化装成八路军上尉护士长，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竹沟。豫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找她谈话，曾要她担任省委妇女部长。可刚过了两个月，头晕病又犯了。当时，刘少奇也从延安到了竹沟。批评她说：“让你养好病再来，你就是不听。”10月，根据国民党加紧反共磨擦的形势，为应付突然事变，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和一个武装分队共300人，东进淮南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朱理治、任质斌率领竹沟留守处、省委部分机关人员和部队约6()()余人南下四望山地区，与李先念的豫鄂挺进支队会合。新成立的河南省委机关少数干部、留守处部分人员、伤病员和武装，仍在竹沟坚持。苏菲由于身体不好，也被留了下来。

11月11日凌晨，苏菲在梦中被勤务员叫醒，只听他一个劲叫：“苏大姐，快起来，外面在打枪。”那天刚巧是农历十月初一，当地人“过鬼节”。因此，苏菲开始还以为是老百姓放鞭炮。可过了一会儿，勤务员从外面又跑回来说：“是打枪！危拱之已经拿枪出来了。”这时，她才意识到真的发生了情况，便赶紧起床。原来，国民党在确山、泌阳、信阳的顽固派，率领三县常备队18()O余人，趁我主力离去之机，冒充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68军，偷袭杀害我哨兵，打进了东寨门。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全国的“竹沟事变”(也称“确山惨案”)。竹沟军民临危不惧，在省委刘子久、王国华、危拱之、张旺午等同志率领下，坚决抵抗，打了一天，终于把敌人打出了寨子。第二天，省委考虑，敌兵力数倍于我，不能硬拼，加上电台坏了，与四望山朱理治、李先念部联系不上，乃决定当晚突围。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苏菲和参加突围的400来人一样，胳膊上也绑了一条白毛巾，他们从西寨门出去，走不多远就暴露了目标，一时间枪声四起，机关的队伍被打散了，苏菲与另外几位女同志穿过稻田，一口气跑到村边一户老乡家。老乡帮她们换了便衣，又给她们带了一段路。13日清晨，她们到了预定集合地桐柏县龙窝的山顶。不久，苏菲他们发现敌人又追到了山下，她们赶紧又往前跑，终于在龙窝与大队人马会合。豫南省委决定突围人员分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到淮北，一部分到四望山，一部分到洛阳；并让苏菲和一位交通员先走一步，到四望山向朱理治汇报竹沟突围情况和省委的布置。

苏菲到了四望山向朱理治、李先念作了汇报，先念同志见到她开玩笑说：“你是人来了，还是鬼来了？”原来，在此之前，他们得到报告说，苏菲在突围时牺牲了。那时，中原局已决定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编为挺进纵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纵队委员会书记兼纵队政委。边区党委、纵队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到了湖北京山县。从此，我党在鄂豫边开始了根据地的建设。P612-614

朱理治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4年了。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党的宣传、组织、兵运和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外交、金融、物资、交通、经济计划等工作，还主持过地方的全面工作，历任党、团、军队、政府的许多领导职务，是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内精通财经工作的专家。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他的纪念文集，收入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文稿和一些老战友对他的回忆文章，我认为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和理治同志认识是在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之后。那时，党中央派我去豫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与回延安参加会议的理治同志一起，率领几十名干部战士，经过西安、洛阳、郑州，长途跋涉，来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的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在那里，我参加了由理治同志主持召开的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不久，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撤销了河南省委，建立了豫鄂边区党委，理治同志任区党委书记，我担任军事部长。1939年1月，我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队从竹沟出发，向豫鄂边敌后挺进。为了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豫鄂边区党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理治同志任主任，我和王国华同志任副主任。4月，少奇同志回延安后，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lO月，理治同志率领中原局和区党委驻竹沟的机关、部队约600人，南下四望山，进入豫鄂边区与我会合。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决定，理治同志和我主持召开了豫鄂边、鄂豫皖、鄂中党和部队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将这三个地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由我担任司令员，理治同志担任政治委员，并于1940年1月担任军政委员会书记。3月，他奉命调回延安，从此留在那里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我们共事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很坚决，工作很努力，为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组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率领的抗日武装到这一地区之所以发展很快，与以他为书记的河南省委此前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毋庸讳言，理治同志在1935年陕北肃反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尽管事件的原因很复杂，但他当时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对这一事件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对这个错误，他一直表示沉痛。中央一到陕北，他便向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检查，以后又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在实际工作中接受了教训。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在清算西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时，把他在陕北肃反事件中的错误说成是有意陷害被逮捕的同志，还把当年他所采纳的红25军领导同志关于迎接中央红军的方法，说成是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致使他长时间蒙受冤屈。直到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经过认真审查，才于1959年纠正了对他的那两个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并于1984年在党内发了通报，使这一历史问题得到了彻底澄清。在这段时间里，理治同志没有丝毫怨言，更没有气馁消极，而是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理治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于清华大学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毅然加入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我想，这大概是他虽然历经坎坷，却始终保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理治同志年轻时是学经济学的。从1941年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起，又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后，他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都担任过负责工作，还在国家物资局、交通部、国家计委、华北局计委等经济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成绩卓著。“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一贯主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被当做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批斗、打倒。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他更抖擞精神，准备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再献余力。令人惋惜的是，恰在这时，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在他病重期间，我去医院看他，望着他消瘦的脸庞，感慨万分。理治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也是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一生。我们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有很多新的东西要重新学习，理治同志的这种精神正是需要大力提倡的。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仍然纪念理治同志，纪念所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自己一切的老同志们的意义所在。

李先念

1992年5月5日

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也是为数不多的精通财经工作的党内专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长期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为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经过数年努力，编辑了这部《纪念朱理治文集》，并于1993年1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朱理治各个时期的文稿和回忆录，他的历史照片，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以及传记年表等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著作。陈云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李先念同志为该书作序，王震、薄一波、耿飚、王首道、余秋里、张爱萍、郭述申、薛暮桥、袁宝华、陈国栋、汪道涵、任质斌、刘培植等老一辈革命家为该书题了词。

在征集资料和编辑出版该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交通部、中共南通市委、通州市委及其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从始至终得到了朱理治同志之子朱佳木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不仅提供了朱理治同志的大批文稿和照片，还帮助我们收集了老同志的回忆录和其他资料，并亲自执笔整理稿件，为提高本书质量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今年是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为此，我们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支持下，再版了这本书。再版时进行了修订，收入该书第一版出版后一些新发现的朱理治文稿和新发表的纪念朱理治的文章。修订工作由郭晓平负责。

由于水平所限，在编辑工作中尽管作了较大努力，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