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麟是我国的名记者，新闻界的老前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他浑身是胆，敢于拿起手中的笔，与歪风邪气作斗争，不但用笔，而且用生命来扬善伐恶、伸张正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广播事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以杨兆麟等革命老前辈为榜样，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快改革创新，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周迅撰写的《记者的战斗生涯——杨兆麟的不平凡经历》，以杨兆麟的生命旅程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生动地再现了杨兆麟动人心魄的传奇人生、多姿多彩的记者生涯。同时，该书也折射了上个世纪气象万千的中国革命历史以及中国新闻史、人民广播史。

序言一

序言二

第一章 远赴重庆实现理想

 一、具有挑战性的童年

 二、卢沟桥的炮声

 三、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四、走新闻救国的道路

 五、民治新专的教育和熏陶

第二章 前往成都继续革命

 一、加入“未名”团契

 二、“日本鬼子”投降了

 三、半支香烟的故事

 四、荒山野岭遭遇“棒老二”

第三章 如愿以偿成为记者

 一、在新华社重庆分社当编辑

 二、周恩来在南京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三、戏耍国民党特务

 四、延安台最早的两首开始曲

 五、观音庙里传捷报

第四章 进京赶考迎接解放

 一、在太行山麓

 二、第一部广播剧

 三、担任新华社俱乐部副主任

 四、平山时期的工作

 五、进入北平的趣闻逸事

 六、向李大钊烈士默哀

第五章 努力工作经受考验

 一、“本台记者”开始对全国广播

 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

 三、举办《美国真相》广播讲座

 四、幸福家庭

 五、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

 六、周恩来总理视察广播大楼

第六章 走出国门满载而归

 一、第一次出国

 二、遗憾的澳大利亚之行

 三、到莫斯科去

 四、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

 五、报道日内瓦会议的“三亲王”

 六、三次访问非洲

 七、出席亚太广播联盟会议

第七章 赶上“文革” 遭受打击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文革”中的四顶“帽子”

 三、当“五七战士”

 四、研究广播史

 五、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六、在拨乱反正中获得新生

第八章 联系群众深入实践

 一、广播要“自己走路”

 二、新闻学和广播学

 三、回延安

 四、张武店风波

 五、三峡大坝是不是应该修建

第九章 当了台长敢作敢为

 一、不当“新闻官”

 二、批评双城堡火车站的野蛮装卸

 三、解开扩建吉林北站的“死结”

 四、大邱庄的功过是非

 五、“民治”在北京复校

第十章 离而不休奉献热量

 一、“无官”并不“一身轻”

 二、中国的第一个生态农场

 三、为美丽的西雅图写书

 四、到西藏去

 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5岁了

第十一章 总结人生启迪来者

 一、动静结合是长寿之道

 二、“歌坛新秀”

 三、宿舍大院的“杨教练”

 四、令人生厌的“官本位”

 五、语言文字太“混乱”

 六、“空巢”家庭

杨兆麟大事年表

后记

从童年开始，杨兆麟就具有敢于挑战的性格。

杨兆麟原名杨先泗，祖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他有时候对熟人说：“朱镕基是我的老乡，雷锋也是我的老乡。”

在杨氏的“家谱”中，有“以承先志”四个字，并按此排列辈分。杨兆麟的祖父杨以铭，在望城县小西门金线巷开设棺材铺，“富者收银，穷者赠送”，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济世为宗旨，而保持“清白家风”。

后来，杨兆麟的祖父杨以铭带着一家老少，从望城移居长沙。

杨兆麟的父亲杨承谋，走的是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杨承谋毕业于京师译学馆。那时候没有大学，只有“馆”。译学馆是为培养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虽然名为译学馆，其实，除了外文课程以外，也开设中文课程，杨承谋学习的是中文。1902年译学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在1903年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杨承谋得中“举人”，外放到山东省济宁县任知县。于是，“县太爷”把父亲杨以铭等家人，从湖南长沙迁到山东济南。由于他学习的是中文，当了几年知县以后就弃政从文，只身到北京办报。后来，和湖南同乡、积极参加维新活动、致力于实现共和的爱国主义者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熊希龄担任“名誉会长”，只管大政方针；杨承谋担任“责任会长”，负责日常会务。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又名“关东大地震”，大火连续烧了三天，十多万人丧生，150万人无家可归。杨承谋率领红十字会的一些同事，前往日本赈灾。

杨承谋从日本赈灾回到济南，杨兆麟在1923年10月19日(农历癸亥年九月二十日)降临人世。在此之前两年，哥哥杨先健出生。

杨承谋和杨以铭商议，由于他曾经任职的济宁县是在“泗水之滨”，就给新生的婴儿取名“杨先泗”。而杨承谋刚从日本赈灾归来，中国人把日本称为“东瀛”，就又给杨先泗取号杨瀛士。由于“瀛”字笔画太多，“士”字又太文雅，家里的大人都叫他“营子”，把他当成“兵营”里的一名“小卒”。

很多人问杨兆麟是什么地方人?他“悬赏”猜三次，至今没有人猜中过。最后，他开玩笑说：“我祖籍湖南长沙，生于济南，长于北京，然后游走四方。”他说：“我算半个山东人。”

杨兆麟出生以后，家里人异常喜欢。爷爷杨以铭非常疼爱杨兆麟和他叔叔杨承训的儿子杨先敬(比他大40天)。杨承训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南方工作，妻儿则住在济南。爷爷时常抱着孙子玩耍。两个淘气的孙子，总是揪爷爷的胡子玩，惹得爷爷开怀大笑。爷爷一高兴，拿一个馒头给他们吃，一人一半，不偏不倚。后来，爷爷去世，两个童稚的孙子大哭了一场。

奶奶经常给杨兆麟“翻古”，夸他的父亲以自己的才学参加朝廷的考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这么说，他最早的老师，就是爷爷、奶奶和父亲。济南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也影响了他。

杨兆麟懂事的时候，父亲为他请了一个塾师，教他和杨先敬念书、写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家庭和塾师灌输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

有一天下大雨，杨兆麟和哥哥杨先健坐在廊檐里的门槛上，只见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一般的孩子遇到这种天气会感到害怕，甚至会被吓得哭爹叫娘。然而，兄弟俩却鼓掌欢呼。每次电闪雷鸣都是如此，他们非常快活。

1928年2月6日，杨兆麟的妹妹杨先珍出生。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济南惨案”。杨兆麟那年还没有满5岁。他们家就住在靠近城墙的一所院子里，门前有一条小河。他记得很清楚，家里的大人用扫帚、簸箕清扫院子里的子弹壳。  局势稍稍平稳以后，父亲带领一家人逃到了北平(今北京)。从此，父亲大半辈子都从事慈善、救济工作，直到80岁寿终正寝。

由于哥哥杨先健患有肺病，母亲带着杨兆麟兄弟二人来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居住。那里松柏成林，青草遍地，空气清新，有利于哥哥疗养疾病。

杨兆麟的家庭虽说继承“四知而辞金”的优良传统，但也是一个封建的樊笼。他从小就是笼中的一只“金丝鸟”，被关禁了多年。

1917年8月，熊希龄创办了慈幼局，主要收容在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贫困儿童。后来移到香山，并于1920年7月创办了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以“勤谦、俭恕、仁义、公平”为院训，设有婴儿院、蒙养园(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推广启发式教学，实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是一所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治学严谨、师资队伍精干、学生成绩优良、规模宏大和设备完善而闻名。熊希龄担任院长，北平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为副院长，以便于治疗儿童的疾病。

贫苦儿童入学一律免费，称为“正生”。由于实行新的教育制度，蜚声北京和全国各地，不少家长慕名而来，送孩子入学，不过要交学费，称为“副生”。

香山慈幼院实行德、智、体、群全面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提倡集体观念，学习劳动技能，以便将来可以有能力在社会上谋生，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1931年7月，杨兆麟进入香山慈幼院读小学。他的哥哥杨先健早两年进入香山慈幼院小学读书。后来，妹妹杨先珍也到了香山，进入蒙养园(幼儿园)和小学。兄妹三人都是香山慈幼院的“副生”。

这里有思想进步的老师，有活泼可爱的同学。从此，杨兆麟飞出了家庭的封建樊笼，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香山慈幼院设评议会，类似当今的顾问委员会，其中有知名人士李大钊、张伯苓、胡适、蒋梦麟、黎锦熙等。杨兆麟解放后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李大钊的努力，在香山慈幼院的教员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铁道部原部长刘建章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杨兆麟在香山慈幼院上小学，不知不觉中受到校风的熏陶，懂得了应该热爱祖国，做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风雨操场”(大礼堂)主席台前悬挂着一块大横匾，上面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每次开会都首先看到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他还记得当时的院歌是这么唱的：“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香山慈幼院坚持这样的办学方针，为社会培养具备一定生产技术的有用之才。同时，对孩子们实行集体管理，大家犹如兄弟姐妹。P2-4

杨兆麟是我国的名记者，新闻界的老前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他浑身是胆，敢于拿起手中的笔，与歪风邪气作斗争，不但用笔，而且用生命来扬善伐恶、伸张正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广播事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记者，多么闪光的字眼！新闻工作是一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高尚的事来，值得为之献出自己的一生。正如陈毅将军所说，应该“一点一滴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绝不是一种谋生的普通职业。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广大记者前仆后继，冲锋陷阵，是“号角”，是“灯塔”。青少年时期，杨兆麟就立志要当斯诺、范长江那样的新闻记者。为了实现理想，他远赴巴蜀求学，系统地学习了新闻理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记者。他前往重庆和南京，先后担任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南京分社编辑，接受周恩来的言传身教。周恩来那种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他终生受益。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杨兆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积极传播革命真理。此后，他随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转移，战斗在太行山麓，最后进入北平，参加接管国民党广播电台。他采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广大记者深入各行各业采访，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讴歌时代的“弄潮儿”，深情表达人民群众的呼声，为社会主义建设大造舆论。新中国成立后，杨兆麟先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一直从事广播工作，在职期间，他为我国广播事业日夜操劳，颇有建树；离休以后，他仍然坚持多写稿、写好稿，写了不少通讯和评论，硕果累累。他笔耕不辍，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广播记者。

邓拓有一句名言：“要当新闻记者，不当新闻官。”杨兆麟一生都在实践这句至理名言。他不陷入行政事务和“文山会海”之中，虽然身为“一台之长”，要处理各种行政、财务和人事方面的问题，但他还是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细致地调查研究，和别的记者一样，自己动手撰写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采写了不少表扬正面典型和批评反面典型的文章，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以前，我时常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有“本台记者杨兆麟报道”，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他撰写的文章。且莫小看了这个“本台记者”，它说明杨兆麟从来不以“当官的”自居。

杨兆麟一身正气，敢作敢为。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身份，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良知，承担起对社会的道义和责任，成功地组织了对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行为和吉林北站扩建工程互相扯皮十年之久的批评报道，伸张了正义，为听众所称道。他深入群众和基层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宣扬了不少正面典型，树立了社会正气。他组织领导并且参与撰稿的连续报道，有的被中国记协“全国好新闻”评为前所未有的特等奖，有的被评为一等奖。

杨兆麟现已84岁高龄，仍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顾问，参与实际工作，而不是名义上的“顾而不问”或“不顾不问”。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广播工作中，他在广播新闻(专题)采访、录音、写作、评论、学术研究、对外交流和业务管理等方面，成绩卓著，为我国广播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迅撰写的《记者的战斗生涯——杨兆麟的不平凡经历》，以杨兆麟的生命旅程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生动地再现了杨兆麟动人心魄的传奇人生、多姿多彩的记者生涯。同时，该书也折射了上个世纪气象万千的中国革命历史以及中国新闻史、人民广播史。

党的十七大已经胜利召开，中国人民的广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宣传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让我们以杨兆麟等革命老前辈为榜样，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快改革创新，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张衡赋“二京”，左思赋“三都”，均历时十年。于是，刘勰慨叹： “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我写杨兆麟的生平，也是好事多磨，经历了十多年的深思熟虑。

从感情方面来说，我写杨兆麟，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从一名通讯员，锻炼成长为一名新闻记者和编辑，有他的辛勤栽培。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正直、朴实的人品，以及他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驱使我萌发了为他作传的念头。

记者，多么闪光的字眼！孩提时，我就想当一名记者。为此，我读书，我写作，我用勤奋的学习编织着未来的梦。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名言，杨兆麟自知相去甚远，不敢说是“铁肩”和“妙手”。但是，他热爱人民广播事业，保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身份，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良知，承担起他对社会的道义和责任。他敢作敢为，成功地组织了对天津大邱庄发展乡镇企业、共同致富的报道，对河南新乡市张武店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报道，对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成为我国第一个生态农场的报道，对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行为和吉林北站扩建工程互相扯皮十年之久的批评报道。这一切的一切，一方面，充分显示了一名广播记者的本色及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另一方面，旗帜鲜明，伸张了正义，为广大听众所称道。

韶华易逝，岁月如同流水。杨兆麟从事新闻工作，不知不觉已经50年，其中广播生涯度过了49年。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受报纸和广播的感染，立志献身党的新闻事业。几十年来，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为振兴党的新闻、广播事业呕心沥血。如今，回顾自己大半生走过来的道路，悠悠往事，虽然有甘也有苦，有顺境也有曲折，却夙志不移。离休之后，他仍笔耕不辍，还利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点滴心血，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

起初，杨兆麟老师不同意我为他写书。

“我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我从小就立志要当像斯诺、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并且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南京分社，以至20世纪50年代，我几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学习周恩来总理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使我终生受益。”

我再三请求，他这才勉强同意：“那好吧，让年轻人练习练习。”

立传，关键是要充分占有真实的材料。杨兆麟多舛的命运，可谓处处精彩，惊心动魄！我认真阅读了杨兆麟提供的几十万字的著作、笔记，认真查阅了已经解密的几十万字的档案资料，逐渐走进杨兆麟的“内心世界”。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九十高龄的新闻界老前辈甘惜分，乐意为这本书作序。我喜出望外，去拜望甘惜分老师。他待人和蔼可亲，思路清晰，欣然执笔写序。我真是感激不尽！

在采访和出版过程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任台长杨波、现任台长王求都十分关心，大力支持出版我撰写的杨兆麟的传记。王求台长还在百忙之中热情地为本书作序。连续两任台长都给予关心和支持，对我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此外，我还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单位，杨兆麟的领导、部下、朋友和同学，以及他本人的鼎力相助，参考了一些报刊资料、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

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对我采访、写作和出版杨兆麟的传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决定把我撰写的《记者的战斗生涯——杨兆麟的不平凡经历》，作为广播电视人物系列丛书之一出版，是对我国广播事业的关心和对我个人的鼓励。值此即将付梓之际，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广播电视是现代传媒，是朝阳产业。谨以此书，向我国广播电视界的老前辈和新一代表示深深的敬意！

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祈贤明者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周迅

2007年7月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