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写有关贺龙同志在“八一”及前后的回忆。回忆他在贺龙身边的所见所闻，而这些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他觉得贺龙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们的教育和启发都很大，因此，作者就写下这篇回忆。本书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是作者回忆他在贺龙身边的所见所闻，而这些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他觉得贺龙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们的教育和启发都很大，因此，作者就写下这篇回忆。作者对“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八一”作为建军节纪念日，“八一”军旗、军徽的来由，都作了阐述。并对贺龙同志如何参加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当时情况和背景以及贺龙同志入党的坚强党性，那时的政治见解、军事思想，带兵、爱兵，为民、爱民，整顿纪律，培植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战无不胜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明、果敢的事迹，都一一作了描述。

唐天际同志给作者的信(代序)

自序

回忆贺龙同志

一、我到贺龙部工作的前夕

二、第一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三、贺老总和共产党

四、赤手空拳智取手枪连

五、在武昌群众大会上

六、石灰窑军官大会

七、从九江到南昌

八、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九、不计成败坚决干

十、南昌暴动之夜

十一、起义胜利之后

十二、枪决蒋介石的“特使”

十三、关心连队的巩固

十四、严肃军纪爱人民

十五、壬田和会昌两战两捷

十六、贺龙在瑞金入党和宣誓

十七、从瑞金至讪头

十八、汾水战役(汤坑之战)

十九、流沙会议和陆丰失败

二十、朱德同志等从三河坝到井冈山会师

二十一、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

附录1：汾水战役(汤坑之战)之后

附录2：南征补叙

附录3：“八一”南昌起义感想——献给南昌市的全体志与全体人民

附录4：访问参加“八一”起义的老战士黄霖同志(林耀)

  访问参加“八一”起义的老战士黄霖同志(李兵)

附录5：黄霖同志1950年8月1日在“南昌各界庆祝建军节暨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大会”上的讲话

附录6：从“八一”起义来看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纪念而作

附录7：伟大思想 无往不胜

黄霖同志生平简介

后记

在炎热季节，长途行军很困难。沿途突然中暑死亡者日多，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连上也有，我连在行军途中，一个大个子战士，一下子就在路上倒下去了，死了!到一个地方吃午饭休息时，我发现怎么还有好几个人没有到啊，原来是这几个战士在掩埋那个去世的战友。我们连背的是驳壳枪，每个战士还要背一百发子弹，这对士兵来说，负担是够重的。此外，还要背上自己用的东西，是相当苦的，所以很容易中暑。步枪连的战士就背得更重了，更苦了。再加上给养困难，反动派的宣传，减员问题就更严重。

还有“宁汉合流”后，蒋介石、汪精卫、朱培德等反革命头目，对起义军大肆造谣诬蔑，胡说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人放火”呀，甚至强迫老百姓逃走。因此，从南昌出发到临川的路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裹胁一般劳动农工逃的逃、躲的躲。

从临川到广昌北面约20多里的甘竹(圩名)，沿途都差不多看不见什么人。像宜黄城内约有两万人口，我军到达时，留下来的只有48个60岁左右的老人，这样，我军的给养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广大群众的支持。只有到甘竹及其以南各地时，情况才有变化。到甘竹前约十来里时，我看见侦察员来向贺老总报告：甘竹已准备欢迎我们的队伍。贺老总立即告诉前委几位负责同志，大家都很高兴，并劝贺老总接受欢迎。我连雄赳赳地走在前面，贺老总和他后面的十五六个马弁(即警卫员)都骑在马上。老远就可以看见欢迎的人群，手摇着红绿纸旗。贺老总一到，他们就大放鞭炮，鞠躬迎接。贺老总微笑答礼，挥手致意。

在炎热天气行军，加上给养困难、医药缺乏，疾病日益增多，甚至沿途病死者不少，特别是政治工作很差，因此部队不断减员，抛弃的枪支弹药，沿途都可看见。

对于上述情况，周恩来同志、贺龙同志、前委各位负责同志，都异常着急。于是，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最主要的就是加强对各级军官和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临川、广昌时，先后还召开过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进行思想教育，给部队以休整。

在临川、广昌的军官会议上，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郭沫若等同志都讲过话，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1959年在庐山时，贺老总对我说，当时行军非常艰苦、疲劳。有一次郭沫若同志给干部战士讲话，听讲话的战士就睡着了)。因为白天行军太热，这次休整以后，改为夜行军。在南昌时，我连就做了一点准备，每个班买了个马灯。一个班十个人，十个人有一个马灯，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路影子了。可是，部队夜行军走不快，一天只行约五六十里。大部队行军，又是在盛暑炎夏的季节，每天走五六十里路也不简单。当时，在筹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离临川南下的路上，还给每个官兵发了两个银元，作为零用费。也是改进措施之一。

同时，政治工作人员在沿途都尽可能地作了宣传工作。我军所到之处都贴有宣传大纲和标语。主要标语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恶霸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等等。

各连也在做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战士们的革命情绪。拿我们这个连来说，我们还动员战士学唱革命歌曲，战士们也积极地、主动地愿意学，学会了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沿途到处是歌声。革命歌曲不但在行军中起了作用，在壬田、会昌、汤坑战斗中也起了鼓舞作用。

我们所经过的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县，都由革命委员会委任林祖涵同志担任各县的县长。每到一个县，县长都贴出安民布告。

为了维护和密切军民关系，贺龙总指挥部曾三令五申，严禁鸣枪抓佚，但还有不少违抗者。有一次从南昌到抚州的途中发现前后都有随便鸣枪的情况，贺老总命令我连派人去抓，抓住了一个确实鸣枪抓佚违犯军纪的战士，为了严肃军纪，贺老总命令参谋写了一张布告，宣布其罪状，予以枪决；然后就要我连将此战士押到交通要道桥头旁边执行。执行后用几个小石头把布告压在被处决的尸体上。从此，才禁止住了鸣枪抓佚等违犯军纪的事情。

但是，逃亡是禁止不往的。我连在到广昌宿营的夜晚就逃跑了两个战士，虽然他俩把枪、弹都留了下来。据大家分析，他们是两湖人，不愿离家乡太远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连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我要负主要责任。

为了巩固起义军部队，前委经过研究，还先后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到广东后，又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一次《告示》。

在《告示》上取消“兼代”二字，原因是：到长汀后，在前委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张发奎早已投向反革命了，不能对他再存任何幻想。因此，提议取消张发奎的挂名总指挥职务，总指挥的实职、实权均由贺龙同志承担。前委一致通过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议。所以在广东发布的《告示》中就取消了“兼代”二字。

后来，到达三河坝南面一百里名叫■隍的小镇时，发生一起抢劫粮店的事件。贺老总命令我连立刻去抓违犯军纪、破坏政策者。我连立刻行动，当场抓到两个抢米的战士：一个是二十军的，一个是十一军的。当时为了严肃军纪，只得从严处理。贺老总命令在场头场尾各枪决一个。对十一军的人他有些迟疑，前委的一个同志说，都枪决!贺老总即要参谋写了两张告示，场头场尾各贴一张，命令我连立刻执行。我当然照办了。P66-P69

黄霖同志：

你交来的文稿，要我看后于本月15日以前返还，因人民出版社要求按计划出版，这是迫切任务，所以我在开会中抽空看完了。

你写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些生动事实，又经有关同志看过，我觉得很好，无需作过多的修改。你从1979年开始至今年，三个年头写出了五万字，完成了定稿，你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人民热爱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由武汉到汕头这一段历史，我也经历过，给我很多启发，所以我感受很深，都是我要学习的。

我党曾多次号召写党史、军史、人民革命史。总结伟大的中国革命经验，借以发扬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的历史事迹，同志们了解不深，由于过去各种原因写得很少，发表得更少，也有关系。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为了达到其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目的，篡改革命历史，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尽其法西斯手段，采取诬陷打击，以致残酷地迫害致死。贺龙同志之死，只是其中一例。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坚持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全党同志又发动起来，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斗争，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你对“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八一”作为我军的建军节纪念日，“八一”军旗、军徽的来由，都作了阐述。对贺龙同志如何参加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当时情况和背景以及贺龙同志入党的坚强党性，那时的政治见解、军事思想，带兵、爱兵，为民、爱民，整顿纪律，培植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战无不胜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明、果敢的事迹，都一一作了描述。我认为是很好的生动教材，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很难得的珍贵资料。

当前是要抢救革命历史，胡耀邦同志在不久前说，1937年以前的老干部很少了。也就说明了写党史的重要性。我盼望你这些文章早日发表，也是同志们的期望。

此致敬礼!

唐天际

1981年9月12日

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八十周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应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要求，现将我父亲黄霖在不同时期所撰写的有关纪念南昌起义的文章整理出来，编成了这本集子。由于时间短，可能收集得还不够齐全，特别是我对南昌起义的全部过程的历史研究得还很不够，整理出来的文章中也许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愿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其中父亲的一些文章，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出来的，基本上是保持原有的风格和内容。

在收集父亲的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江西省委离退休干部局、江西省档案局、南昌市档案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江西日报》社的钟延东、梅庭灏等同志还费心帮我查找到一些资料。吉林市的报刊收藏者金福波同志热心地向我提供了一份1949年8月1日的《吉林工农报》，该报第四版上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林耀所写的《访问参加“八一”起义的老战士——黄霖同志》的采访短文。

为了使这本书更加丰富，南昌市八一起义纪念馆和江西人民出版社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此，我对以上单位和个人深表诚挚的谢意！

罗迎难

2007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