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纪念年，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交流既是连接两国人民心灵的友好桥梁，也是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文化交流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发挥具有独特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书即是记讲述了一个日本年轻学者亲历考察和实录采访《白毛女》在中国、日本的发源、传播和影响的故事，真实记录了一段跨度五十多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坎坷历史，生动书写了一盼中日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深厚情感……

一个日本年轻学者亲历考察和实录采访《白毛女》在中国、日本的发源、传播和影响，真实记录了一段跨度五十多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坎坷历史，生动书写了一盼中日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深厚情感。

自序

第一章 战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之路

第二章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半个世纪《自毛女》的变迁

 一、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歌剧《白毛女》

 二、走出国门的《白毛女》

 三、从革命样板戏到当今的《白毛女》

第三章 歌剧《白毛女》的日本舞美设计师——小野泽亘

 一、小野泽亘在抗敌剧社担任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工作

 二、参加华北电影队的日本电影人

 三、小野泽亘和森茂在新中国的艺术方面的重大贡献

第四章 电影《自毛女》的日本剪辑师——岸富美子

 一、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日本电影人

 二、访谈电影《白毛女》的剪辑师岸富美子女士

 小结

第五章 鹤岗剧团——1952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排演歌剧《自毛女》

 一、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鹤岗剧团

 二、访谈歌剧《白毛女》里扮演喜儿的大冢瑛子女士

 小结

第六章 《自毛女》传播到日本的渠道

 一、日中友好运动的崛起与三位日本议员的访华

 二、《白毛女》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共鸣

 三、日本观众对电影《白毛女》的不同反响

第七章 日本第一个把《白毛女》搬上舞台的话剧团——演集剧团

 一、战后日本戏剧运动的复活与上演中国剧目的热潮

 二、访谈歌剧《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丸子礼二先生

第八章 松山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芭蕾舞剧《自毛女》

 一、松山芭蕾舞团把《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的决心和创作历程

 二、获得很大成功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首轮演出

 三、克服种种困难，抓住人心的芭蕾舞剧《白毛女》J

 四、中日两国三位喜儿齐聚一堂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

第九章 《自毛女》回娘家——松山芭蕾舞团的赴华演出

 一、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成功地首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二、芭蕾舞剧《白毛女》在重庆、武汉、上海的巡演

 三、松山芭蕾舞团所追求的芭蕾舞及中国艺术家对《白毛女》的艺术评价

 四、中日复交以前的松山芭蕾舞团访华演出

第十章 上海舞剧团赴日演出《自毛女》为中日复交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十一章 中日复交以后松山芭蕾舞团的访华演出

后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中国进入国共内战，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1952年4月日本政府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日本把台湾政府看做是正当的中国政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2年9月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现在来看，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但日本政府倒选择了台湾政府，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但这也很无奈，当时东西方阵营对立的冷战体制下，美国镇压日本的日中友好势力，战后六年被美军占领的日本获得独立，日本政府是追随美国敌视对华政策的产物。

日本政府虽然与新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这并不等于日本人民敌视新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日本广大民众对于侵华战争的历史深感内疚和反省，赞同工人阶级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为了复苏日本经济的需要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等原因，当时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呼声是非常强大的。1949年5月在日本先后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新中国成立lO天后在东京组成了中日友好协会成立筹备会，1950年4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促进中日贸易的决议》，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这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两国人民超越国家体制和政治障碍，为了改善中日关系形成了坚定的基础。我在本书中所介绍的参与创作《白毛女》的日本艺术家们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开始讨论《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之前，首先回顾并了解一下战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所经历的过程，他们为致力于中日友好所付出的努力和曲折。

战后中日民间往来开始于1952年5月，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这三位日本政治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日本人，冲破日本政府的重重阻挠，绕道欧洲国家经过莫斯科来到北京，并且和中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他们回国以后把自己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传达给日本民众，开辟了两国民间往来新的渠道。在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中方赠送了电影《白毛女》和《中国民族团结起来》。

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这是来自世界37个国家400余名代表出席的新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会议。其中有13名日本代表冲破阻挠参加了会议。日本政府拒绝发出护照，他们有的绕道欧洲，也有的坐渔船偷渡来到中国，这次会议鼓舞了亚洲国家的和平与民族独立运动。

同年12月，中国政府就在华日本侨民问题答新华社记者，宣布约有3万日本侨民在中国，并且提出愿意协助他们返回日本。早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侨民陆续遣返，但后来发动了国共内战，遣返工作也被中断，这样不少日本人滞留在中国。后来，他们一大部分人参加了中国解放区的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我在本书中所介绍的电影《白毛女》的剪辑师岸富美子女士、歌剧《白毛女》里扮演喜儿的大冢瑛子女士等，他们给后代留下了中日友好心灵交流的佳话，是战后中日民间交往的先行者。

从1953年3月至1958年7月为止，在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的曰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日本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日本侨民乘坐兴安丸、白山丸、高砂丸、白龙丸等抵达舞鹤港相继回国。同年7月起，在日本的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的组织下，战争时期强迫在日本劳动的中国劳工的遗骨运送回中国，旅日华侨也陆续回中国。虽然日本政府仍然敌视新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主动友好的态度，使得两国民间团体的遣返工作顺利进行，中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后来，被遣返归日人士积极地推动中日友好运动，他们引导了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这是战后周总理第一次会见的日本人，并在会上最早向日本人谈道，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中国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外交关系未建立之前也可以进行中曰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国政府对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方针政策。①同年10月，由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中国通商视察代表团访问中国．答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留易协定》。当时会见的副总理郭沫若谈道：“在今天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尚未建立以前，中国人民愿意首先开展中目人民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并和日本人民一道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①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要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共同抵抗美帝国主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支持日本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和平斗争。中国政府采取的“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模式，制定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中日关系的构图。

1954年9月，日本超党派的国会议员代表团、日本学术文化视察团、日本妇人代表团、日本工人代表团等陆续访问中国，庆祝中国第五个国庆节。在这样的民间友好气氛下，同年10月，日本名古屋的演集剧团首次把《白毛女》搬上日本的舞台，成功地进行歌剧《白毛女》的演出。

同年10月30曰，李德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进行了为期14天的访日活动。这是为了向中国政府表示在华日本人遣返问题的圆满解决，日本红十字会等三个民间团体邀请的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早在1953年9月，他们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要求，但一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阻挠。直到1954年5月，日本众、参议院终于通过了《关于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决议》，这次友好访问才得以实现。代表团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并引起了被称为“李德全旋风”的强烈反响。代表团从京都到大阪长达50公里的沿道筑起了一道人墙，这堵叹为观止的人墙也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②但是，这次访问也受到了台湾方面、右翼分子的威胁和阻挠。当时负责警卫李德全团长的日本警视厅警卫课伊藤实谈道：“我最担心的是某方面的刺客或者盲目的莽撞青年。当时有相当可靠的信息说从某处潜入了几个手枪高手。如果在女士身上出什么事情会涉及到国际上的信用问题，万一发生了紧急事态我都做了替身的精神准备，晚上想睡也睡不着了。”

1954年12月，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鸠山一郎组阁，对此中国也给予了改善对日政策的回应。1955年2月，松山芭蕾舞团在东京成功地举行了芭蕾舞《白毛女》的首轮演出。同年3月，以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的邀请访问日本，这是继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之后，新中国第二个访日代表团，同年5月在东京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留易协定》。P3-5

2005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贺敬之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一文。在会上我叙述了《白毛女》战后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将其改编为芭蕾舞并在日本及中国演出的过程，讨论了《白毛女》曾经在日本引起强烈共鸣的社会原因。记得研讨会那天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来电话说，明天北京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你要小心点儿。所以我发言时有点担心会遇到中国专家对我的严厉批评。但恰恰相反，我的发言得到了中国专家学者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听后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当时正值中日民间情绪急速下滑之时，我想，更需要坦诚地进行交流，才能促进中日关系尽早向良性方向发展。此文后来刊登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凤凰周刊》等刊物上，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增补，访谈了几位参与过《白毛女》不同艺术形式创作的日本艺术家，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黄土高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总面积将近日本的两倍，陕北正位于黄土高原的腹部，这里产生了黄河文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出生在这里，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20世纪40年代歌剧《白毛女》诞生在陕北延安，《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被改编为电影、京剧、芭蕾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曾经多次出访演出，外国文艺团体也多次演出《白毛女》，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中国历史悠久，文艺作品也非常丰富，那么，我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对《白毛女》情有独钟呢？这跟我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受父母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很感兴趣，所以在日本进入大学后开始学习汉语，也看了不少分析或评论现代中国的文章，但我总觉得这些文章主要谈到中国的体制、政治，并没有足够地介绍现在的中国人。为了圆自己的中国梦，1989年3月，我从大阪坐船到上海，然后一个人游走了北京、大同、太原、西安、重庆、武汉等地，行程近一个月。我亲眼看到的中国人的开朗、热情、好客，他们生活并不像日本所介绍的那样被压制、没自由，这一次亲身体验是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我走到哪里几乎全是《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西北风”，这股风真是刮遍了全中国，西北淳朴、粗犷的气息扑面而来。后来，我在日本读大学本科的时候上中国现代文学课，上课中有一节“走向中国的新歌剧——《白毛女》”，文中谈到延安新文艺运动和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历程，有两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台下看《白毛女》的一名战士怒气冲冲，差点儿开枪打死了台上的黄世仁”、“每一个观众把喜儿当成自己，一直擦着眼泪，掌声连成了一片”。当时我还没看过《白毛女》，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观众反应这么激烈的戏，随后我开始查阅关于《白毛女》的文章，逐步地了解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极为苦难等情况，《白毛女》就是表现当时被压迫的中国农民的痛苦生活。其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启发了我，由此我接触到了一个非常能反映中国革命时代风貌的作品——《白毛女》，它深深地触动了我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想法。

从1992年3月起，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一年的汉语。当年7月底，为-了亲眼看看《白毛女》的诞生之地——延安，我决定自费走一趟。我一放暑假便一个人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郑州先到了西安。那时我随身带着速写本到处画画，那年夏天很热，天天37度的高温，晒着太阳画速写很消耗体力，并且每天吃凉面，晚上又坐硬座，我在西安的街头晕倒了。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走廊上打了3个小时的点滴，然后在热得像蒸笼似的饭店的床上躺了3天但是我还是加把劲登上了去往延安的长途汽车。当时我身体很痛苦，但想想解放前中国的革命青年去延安都要穿过重重障碍、走路过去，我的情况比他们好多了。我早上7点半从西安出发，当天晚上11点终于到了延安。

当时还没开通到延安的铁路，小面包车行驶在黄土高原上，路很不好走，一路上景色单调，但艰苦的路程却带给我无比的激动和无穷的想象。在车上大家都盯着我，我不想暴露出老外的身份，结果我在车上的14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终于到延安了，延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黑咕隆咚，什么都看不见。大家开始一个又一个地下车，我忽然看见旁边有一条河，想这应该是延河吧？我也下了车，找了几个招待所，知道我是老外都不让住，最后找到了延安宾馆。

我在延安呆了3天，登上了宝塔、清凉山，参观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等故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我在宝塔上面、王家坪的窑洞、中央大礼堂等地画了速写，特别是宝塔，还保留着40年代的原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那次我没去成“鲁艺”，我问当地人“鲁艺”在哪儿，他说“鲁艺”没开放，没什么可看的了。后来我离开延安去看看黄帝陵就回西安了。

……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纪念年，我们又开始提倡中日友好的口号，回顾并思考为两国和平友好付出心血的“挖井人”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管中窥豹，因本人能力有限，仅将与《白毛女》有不解之缘的日本人士的历史记忆挖掘出来，尝试回顾一下战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之路。

2007年4月，我又去了一趟陕北。这次从北京坐飞机，只用了一小时就到了榆林。我访问了榆阳地区的一所贫困小学，小朋友们给我们表演唱歌、快板、现代舞，很是精彩。我忽然听到陪同的中国朋友跟老师说的话“节目演得都很好，如果再有一点饭前洗手卫生习惯等内容会更好一些”。我听了很同意他的想法。文艺节目应该是多样的，但对于生活在山区的孩子们来说，如何提高教育水平是个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文艺引导群众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在陕北认识了参与农村教育项目的几位外国朋友。90年代中期我也曾经想过在NGO团体工作，我看到他们刻苦的工作态度，感到很佩服，也有些羡慕他们。

本书的写作在很多老师和长辈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完成的。首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正忠老师、祝东力老师始终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谨向二位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有幸拜访了《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老师。那天李正忠老师、祝东力老师带我一起去贺老家，在贺老的夫人柯岩女士的热情款待下，中午我们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听贺老讲述创作歌剧《白毛女》时期的延安生活，我听得异常激动。如果没有得到这些老师们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我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收集史料是本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我要感谢电影《自毛女》的剪辑师岸富美子女士。如果没有得到她的帮助，我根本不能较全面地阐述《白毛女》在日本的影响和作用。我无论什么时候跟她联系，她总是那么热情、仔细地回答我问题，在此我向这位87岁的老人家表示深切的敬意。同时，对给我介绍岸女士、多年致力于中日电影文化交流的著名电影评论家植草信和先生一并深表感谢。

我在岸女士的介绍下，认识了曾经在中国扮演喜儿的大冢瑛子女士和森茂先生的子女著名演员■女士。这二位对我帮助也非常大，她们给我提供很珍贵的历史资料，我真不知怎样感谢才好。大冢女士特意给我写当时在中国的回忆录，她还跟我说“真没想到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还关注我们走过来的历史”，我听了这句话深深地感到一定要把她们的经历记录下来。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着读到森茂先生的笔记时受到的震动，他们曾经在中国跟中国艺术家们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些应该是我们后代的典范。

还有，我不能不提到在医院接受我访谈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丸子礼二先生。我在中国演了不少戏，所以我对他的话感受非常深刻。他耳朵有点听不清，我访谈的时候他多次跟我说“听不见！”当时我有他考我的感觉。我衷心地祝愿他和夫人平野美喜子女士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日本著名中国学家竹内实教授，在百忙之中特意给我写了题为《我和(白毛女)的因缘》一文。日本的学术界称竹内老师为“战后中国研究第一人”，其学术造诣精深、远见卓识，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年过八十仍然笔耕不辍，真是让我由衷地佩服。竹内老师始终鼓励与支持我在中国生活，在此我借本书出版之际希望能继续得到老师的教导，并恳切地期待老师对不妥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同时，著名漫画家仓田新先生给我提供他所写的关于小野泽亘先生的文章及资料，朝日新闻的加藤千洋先生从日本特意寄给我1970年他在北京买的《白毛女》的版画，我要谢谢他们。我还要向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德有先生、中央编译局的大滨庆子女士、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灵玲小姐以及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编辑蔡宛若老师对我的帮助表示衷心地感谢。

另外，我在中国十多年的时间得到了老师和朋友们的指导和帮助：分别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我的研究生导师程树礼教授、唐任伍教授；多年来给我指导艺术表演的北方昆曲剧院的戴祥麒老师、张毓雯老师；国家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先生、刘铁钢老师，以及麻跃波、王钟音、刘杨、杨长青、井上和子等，我愿借此机会向支持并鼓励我的所有老师和朋友们深表谢意。  最后，由于我对中国及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的限制，书中难免有偏见和错误之处，诚恳希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