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选收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深刻反思旧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缺陷，重新评价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辩证调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的基础上，韦尔默逐渐形成了其精致的伦理对话模式和独特的民主文化概念，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实践理性的内涵和规范的理解。

本书为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的论文集，共收录其重要论文13篇。

本书为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的论文集，共收录其重要论文13篇。其中，既有对阿伦特这样的经典思想家的创造性解读，又有对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政治向度的集中阐发。

韦尔默对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意义的总结，结合阿多诺思想对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之争的阐释，以及与罗蒂在真理问题上的交锋，和伽达默尔及阿佩尔在解释学理解上的论辩，不但较全面地显示了其思想形成的资源和轨迹，并且把西方政治传统的自我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作者序

一 自然权利与实践理性：论同一问题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中的诘难式发展

二 理性、乌托邦与启蒙辩证法

三 主体间性与理性

四 汉娜·阿伦特论判断：未成文的理性学说

五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六 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

七 民主文化的条件：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

八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十二个提纲

九 人权与民主

十 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今意义：五个提纲

十一 处于没落时刻的形而上学

十二 真理、偶然性与现代性

十三 迈向解释学理性的批判

编译后记

(3)黑格尔用来批判民主的自然权利观念的最有力的论证是从他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在那种分析中，黑格尔对自然权利传统和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一种微妙的矛盾立场。一方面，他把市民社会中的自然权利的设定看作普遍人权的实现(参见《法哲学》第209节：“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并从而也看作是“独立的本身无限的人格”原则和特殊性的独立发展权利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他比在他之前的自然权利理论家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市民社会本身无法真正地调和特殊性与普遍性，也就是无法调和公民的特殊利益与一种合理地组织的共同体生活的目标。黑格尔的这种二分法——或者毋宁说是他诊断的市民社会的二分法——说明了为什么他一方面毫不犹豫地欢呼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另一方面拒绝像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宣告的那样沿着公民的民主自治的思路赋予自然权利以政治的解释。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生活的丧失”(这可以说也是市民社会的结果)只有通过独立于这种社会的动力原则并——姑且这么说——把它包含和纳入自身之中的政治国家才能得到弥补。

正因为只有在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分析的背景下，他的这些论证才能获得它们在他的政治理论中的确切含义，我想略微进一步澄清一下那种分析的独特矛盾。黑格尔强调，市民社会在知性(Verstandigkeit)的层次上调解了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种社会中的个人本质上是“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私人”。但是，所有权的一种有法律保障的秩序的普遍性乃是他们追求那种目的的条件。的确，公民们只是把这种普遍性当作实现“特殊目的”的手段来理解的。这正是从霍布斯到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所有契约性解释的策略上的出发点。由社会契约确立的法律状态似乎是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性原则自为地发展为整体”(而且这种发展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他人”只是“特殊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各个体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发展成为普遍性)，而且随着这种发展“推移到普遍性”。黑格尔还认为，只有在这种普遍性(它可以说已经从自身内部产生出来)中，特殊性原则“才达到它的真理以及它的肯定现实性所应有的权利”。因为这里的真理就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而把普遍性还原为它的工具性作用，这是一种纯粹的假象——当然是一种必然内在于市民社会的假象。事实上，这种已经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利己制度中的“理念的旨趣是市民社会的这些成员本身所意识不到的”。它“存在于把他们的单一性和自然性通过自然必然性和需要的任性提高到知识和意志的形式的自由和形式的普遍性的这一过程中，存在于把特殊性教养成为主观性的这一过程中”。个体所经历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必是个体意识到的或希望发生的——是，他们在文化、科学和法律领域中，按照主体间性的普遍观点和标准得到教养，并从而在相互承认对方为平等者的实践中得到教养。“知性”就是在市民社会中发展成为现实的“普遍性的形式”。它本身可能并不代表“伦理理念的现实性”，但却是那种现实性的前提。

这样看来，如果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的合法性要在那些受它影响的人心目中具有持久的基础，黑格尔就必须假定，这种秩序对于社会的个别成员的特殊目的的“工具性”使用价值的假象把市民社会永久地合法化了。因此，他就必须假定，总体来看，以所有人的自利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也促进了所有人的福利，而且可以说是在个人并无自觉的情况下促进的。然而，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是含糊其辞的。正因为他没有明确地这样做，我认为他在解放了的资产阶级交换体系的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一种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种预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竞争模式，这种竞争是在为满足彼此的需要创造条件的从事劳动的财产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他们完全是通过劳动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阶级社会的模式，在这种社会中，一个阶级的财富和奢华是与另一个阶级的贫困和悲惨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正如黑格尔紧接着指出的那样，这是由“超出于(市民社会)自身之外的……这种内在的辩证法”所驱动的。

P37-40

这个选集的任何一位读者都会注意到，我的立场在诸多方面都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nrgen Habermas)相近，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我从他那里受益良多；虽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我也与哈贝马斯存在分歧。本选集的编者向我建议，鉴于中国读者已经熟悉哈贝马斯的工作，如果我能写一篇序言解释一下我与哈贝马斯的分歧，那将是一件有益的事。

然而，在一篇短序中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要恰如其分地这样做，我就需要另写一篇长文，而在那里我就只能用不同的言辞重复我已经在本书中说过的话；但是我认为我应当给读者某些线索，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分歧。例如，与这些分歧有关的问题包括：“理想化”在道德和法律理论中的作用(这与例如理想言谈情境的概念或理性共识的概念有关)，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观念，他对于普遍主义道德原则的表述；也同样包括他在道德规范的“证成商谈”与“适用商谈”之间的区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哲学之于理解现代民主的相关性，或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某些论证之于一种民主的法律理论的相关性。

我请读者自己尤其要从下列篇章中去发现这些分歧：《伦理学与对话》，《真理、偶然性与现代性》，《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以及《人权与民主》。也许我还应当提到某些从前的分歧，但它们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例如我在《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一文中对消极自由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我在《伦理学与对话》中对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和合法性的民主原则的区分，最初都是用来批判哈贝马斯的。但是，随着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出版，撇开解释的细节不论，这些分歧已经消失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若干篇什并未包含与哈贝马斯的严重分歧，这要么是因为，它们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视点或者可以说是以一种不同的风格处理我与哈贝马斯共同面对的问题；要么是因为它们处理的是在我看来具有特殊重要性而哈贝马斯则不这样认为的问题，例如《迈向解释学理性的批判》一文就是如此。

从根本上说，我与哈贝马斯的分歧既与“概念建筑术”问题有关，也与构想民主“包容”的理想终点的可能性有关。这也意味着我把现代世界中的民主构想为有待于具体的人民在他们置身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历久弥新地“创制”和改善的一种谋划。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我与哈贝马斯共享的是对于道德普遍主义的承诺，对于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主的世界秩序的承诺，以及对于捍卫现代世界中的普遍人权的承诺。

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

2007年3月于柏林

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1933—)是与哈贝马斯(Jiirgen Habermas)亦师亦友，与霍内特(Axel Honneth)、奥费(Claus Offe)、本哈比(Seyla Benhabib)、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等志同道合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深刻反思旧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缺陷，重新评价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辩证调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的基础上，韦尔默逐渐形成了他的精致的伦理对话模式和独特的民主文化概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实践理性的丰富内涵和规范内核的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与实用主义的交汇和融合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最富有成果的思想运动和最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之一。如果说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理论思考和制度设计的假想参照系(无论反面的还是正面的)，那么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理性化学说则是它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一点无论对于旧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新法兰克福学派都是适用的。差别在于，实用主义的强势复兴和后现代主义的异军突起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晚期西方的智识图景。哈贝马斯对早期批判理论缺陷的反省和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探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应当说，在拯救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根本内核，汲取实用主义在真理问题和民主问题上的合理洞见，综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包括社群主义)的政治传统，完善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些方面，韦尔默与哈贝马斯是基本一致的。意味深长的是，与哈贝马斯相比较，韦尔默似乎对后现代主义持有更为宽容和同情的态度。这当然是与韦尔默和哈贝马斯在真理共识理论、商谈伦理模式以及民主文化概念上的重要争论和分歧密切相关的。作为20世纪最富有活力的思想流派和学术共同体之一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韦尔默的工作集中体现了守成创新、批判综合、创造转化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意义上说，韦尔默的论著不但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新旧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而且本身就是具有独立性、典范性和恒久性的不可取代的思想文本。

这个集子共收入韦尔默的十三篇文章，按照写作时间和编选思路综合考虑的原则，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把第一部分的五篇文章理解成韦尔默的理论创造的准备稿(尽管后两文写于他思想“成熟”之后)。这些文章集中展示了韦尔默的主要思想资源，循此可以辨别出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阿伦特的两篇文章，它们不但可以说是相关研究的经典文献，而且堪称对思想家的创造性解读的典型文本。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着重阐发了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政治向度，既是他对于语用学转向的规范内涵的集中阐释，又与他在《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中主要论述的审美现代性和在《伦理学与对话》中详细展开的伦理现代性相互辉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本把政治哲学研究的批判性、包容性和前瞻性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西方政治传统的自我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和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主要是体现了韦尔默的思想语境。其中既有他从效果历史的角度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今意义的总结，以及结合阿多诺思想的解读对于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之争的阐释，又有他与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是罗蒂)在真理问题上的交锋，还有他与加达默尔和阿佩尔在解释学理解问题上的论辩，后者不但旨在为一种按照后形而上学现代性来理解的自由主义文化澄清其语言哲学的根基，而且预示了他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他的近著名为《语言哲学》)。

编者最早接触到韦尔默的思想已是近八年前的事了。我很庆幸自己在投身政治哲学研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韦尔默的《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这篇令人赏心悦目、心驰神往的精彩论文。在我迄今为止的政治哲学工作中，韦尔默的思想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明确地表现在我就自由问题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选集的编译可以用来表达我对韦尔默教授的思想馈赠的感激和回馈。尤需指出的是，韦尔默教授对我的编译计划给予了有力支持，不但为这个集子推荐了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发表的“斯宾诺莎演讲”中的两篇论文并免费授予中文版权，而且亲自与他的著作的出版社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联系，使他们破例同意以这样的形式翻译出版他的选集。没有他施以援手，这个计划很可能会中途搁浅。我自然应当借此表达对他的由衷敬意和感谢。

在编译这个选集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童世骏教授关于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的论著经常给我带来可靠的信息和有益的启发；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亲炙韦尔默，现于台湾任教的林远泽博士慷慨地寄赠他已刊或未刊的相关论文，并与我交流他的研究心得；庞学铨教授委托他在德国的朋友为我查找和复制韦尔默的重要论文；陈波教授也从冯·赖特(G.H.von wright)的讨论集中为我复制了一篇韦尔默的文章；曹卫东博士曾慨允从德国为我买回韦尔默的专书(尽管现在已经用不着了)；包利民教授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学术工作，并在对外联系方面给予我不厌其烦的帮助；倪梁康教授为我解答和澄清了书中关于《逻辑研究》的一处引文的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罗亚玲同学不但为我查找资料，介绍信息，而且承担了《人权与民主》一文的翻译，并仔细地通读和校对了《主体间性与理性》的译文，她的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正在康斯坦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立立同学对《阿伦特论革命》一文的译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最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吉人编辑为这个集子的面世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上诸位有的是我的师友同道，有的是相与论学的同事，有的则是至今未曾谋面的年轻朋友，但他(她)们对学问的虔敬诚笃则一。做事不易，相知更难，我自然同样应当借此表达对他(她)们的敬意和感谢。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这个选集的大部分文章是由笔者根据英文翻译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有三个理由或许可为我一辩：一是韦尔默教授曾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原则上并不反对这样做”；二是韦尔默本人曾长期在阿伦特任教过的、现已成为新法兰克福学派(这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新实用主义重镇的纽约新社会研究院任教，他的不少论文(包括本书中的多篇)最初就是用英文发表的，其他论文的英译文也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有点不够谦虚地说——是我对于韦尔默的思想所投入的热情和理解的程度。我希望——再次有点不够谦虚地说——这种热情和理解可望保证这个选集的翻译品质，尽管这丝毫不意味着排斥来自各方先进和高明的任何批评和指教。

应奇

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