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真实纪录“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著作，这本书一方面从三个不同角度——日本人、中国受难者与当时在场的欧美人士的观点，全方位的呈现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另一方面，抽丝剥茧的检视这段达五十多年的黑暗势力，并探讨日本政府如何处心积虑的抹煞世界对大屠杀的记忆。

本书旨在“了解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便汲取教训，警示后人”！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实地采访多位大屠杀幸存者，并佐以大量历史档案、第三方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多视角回溯了南京大屠杀这一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书中讲述屠杀发生时“中国人个体的故事：失败、绝望、背叛和幸存的经历”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国平民的西方人士的故事。并在书的最后部分探讨了某些势力意图将南京大屠杀从公共意识中抹去的行为。

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中关于大屠杀历史部分时，“将所有的回忆拼凑在一起，鉴别每一个人描述的真伪，通过这一进程，在主观和自私的认知迷雾中，去伪存真，对所发生之事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的结论”。本书并非单纯地对屠杀暴行进行罗列，而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人性进行探讨。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旨在“了解该事件的真相，以便汲取教训，警示后人。”

前言

中文版序 

序

导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通向南京之路

 第二章 六周暴行

 第三章 南京的陷落

 第四章 恐怖的六星期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世界所了解的情况

 第七章 占领下的南京

 第八章 审判日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第十章 被遗忘的屠杀：二次劫难

结语

致谢

译者后记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自相残害的例子不胜枚举，令人叹息。但是，如果这类残害也有程度之分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暴行在惨烈度和规模上能与二战期间发生在南京的暴行相足并论。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因为这天日本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偷袭了珍珠港。欧洲人将它定为1939年9月1日，原因是希特勒的空军和坦克部队在这天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非洲人的二战开始时间则更早，始于墨索里尼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然而，亚洲人则将二次大战的起点追溯到1931年日本对满洲的占领，这是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迈出的第一步。

正如希特勒德国五年后所做的那样，日本利用高度发达的战争饥器和优秀种族的心态，开始了其统治邻国的进程。满洲很快就落人日本之手，他们建立了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上由他们的傀儡即被废黜的中国皇帝领导，但实际上是由日本陆军控制。四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被日本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最终南京也被占领。整个三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是艰难的十年；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最后一名日本人才离开中国领土。

毫无疑问，日本这十四年军事统治的特点是暴行无数，罄竹难书。在征服者铁蹄蹂躏下的众多城市和村庄里，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曾经发生过的每件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确知道发生在南京的事情，原因是一些外国人目睹了恐怖，并在当时就向外界透露了这一消息，另外，还有一些中国人作为目击者幸存了下来。

如果有什么可以说明不受控制的军国主义所具有的绝对罪恶，那就是南京大屠杀。本书就是关于它的故事。

除了日本人之间存在争论外，对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细节没有什么争议。1937年11月，在成功地占领上海后，日本人就对刚建立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本士兵开始了一场不是史无前例，也是旷世罕见的暴行。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遭到围捕，押往城外，在那里他们或被机关枪集体屠杀，或被日本新兵用来练习刺杀，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数月，南京街道尸横遍地，腐臭熏天。多年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末到1938年初，在南京约有26万非战斗人员死于日本兵之手，不过一些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了35万。(方括号注码为原注注文，在每章之后。圆圈注码为译者注，注文在每页下端——译者)

本书仅仅是对日本人在南京所犯下的残忍和野蛮罪行的一个简单的摘要，因为本书目的并非是要收集大量的史料以证明该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行径之一，而是要了解该事件的真相，以便汲取教训，警示后人。

然而，量的差异往往代表了质的区别，因此，一些统计数据是必不可少的，以帮助读者了解六十年前，发生在一座名为南京的城市里大屠杀的规模。

一位历史学家估计，如果南京的死难者能手牵手，那么这队行列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杭州，空间距离约为200英里；他们流出的血液重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皮；如果将这些尸体一一叠起，可以达到74层楼房之高。

仅仅从被屠杀的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许多最野蛮的行径。日本人的暴行超过了罗马人在迦太基的暴行(只有15万人死于那次屠杀)，也超过了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屠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帖木尔的一些暴行，他于1398年在德里杀害10万俘虏，并于1400至1401年在叙利亚用骷髅建造了两座塔台。毫无疑问，二十世纪随着集体屠杀的工具的改进，希特勒屠杀了大约600万犹太人，但是，这些死亡人数是在数年内逐渐积累的，而在南京的浩劫中，屠杀却是集中在数周之内。  的确，即便是用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标准来衡量，南京大屠杀也是最严重的集体屠杀的例证之一。为了推算其相对规模，我们还必须再看一组统计数字。南京的死亡人数——只是中国的一座城市——超过了某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人数(英国平民死亡人数为61000，法国是108000，比利时为101000，荷兰是242000)。回首往事，空袭被认为是最令人生畏的大规模毁灭的手段之一。然而，即便是战时最严重的空袭也没有超过日本对南京的毁灭。很有可能，南京死亡的人数要超过英国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及随后的大火所造成的死亡(当时，国际接受的死亡人数为225000，但是现在更为客观的描述为：死亡60000，受伤人数，至少30000)。的确，无论我们使用保守的估计——26万，还是最高的估计——35万，南京死亡的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空袭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估计的伤亡人数为：80000—120000)，甚至超过了1945年年底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和(估计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0000和70000)。一想到这一点，的确令人震惊。

人们应该记住的不仅仅是南京浩劫中被屠杀的人数，而且还应记住许多人是如何悲惨地死去。中国男子被日本士兵用来练习刺杀和斩首比赛。估计有20000—80000中国妇女遭到强奸。许多日本士兵不仅强奸中国妇女，还将妇女破腹开膛，割掉她们的乳头，将她们活着钉在墙上。日本士兵强迫父亲强奸他们的女儿，儿子强奸自己的母亲，并迫使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不仅活埋、阉割、割除器官和烤活人取乐成为常事，而且更为恶劣的折磨也时有发生，如用铁钩钩住舌头将人吊起；将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欣赏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这些场景如此恶劣，令人作呕，就连住在南京的纳粹党员也震惊不已，其中一人称这些暴行是“野兽机器”的行径。P1-5

2007年是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70周年。为纪念70年前在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本社特重译出版已故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0年前撰写的著名力作《南京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文版简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首先，我们特别感谢张纯如女士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她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讲述了其爱女成书过程及与双亲进行交流的往事，并寄语读者：“不忘历史，以史为鉴”。

本版译者杨夏鸣教授是我国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知名学者。当年张纯如女士从美国来到南京进行实地采访和资料收集时，杨教授曾陪同张女士作口头和文字翻译工作。他在翻译本书时，文风严谨，斟字酌句，对原书中提到的某些史实作了多方查证，并多次与远在美国的张盈盈教授电讯联系，他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译文质量深得张教授的赞许。本书正文中配发的全部照片也都由杨夏鸣教授提供。对杨教授为本书问世所做的一切，我们深表感谢。

张纯如女士的这本遗著，以她所掌握的大量材料和独到的视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作了公正、客观、详尽的论述，为世人瞩目和震撼，读后令人深思，难以忘怀。我们在这一历史事件70周年之际重译出版此书，正是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愿望，切盼同受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共创世代友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东方出版社

2007年8月

去年12月的一天，作家徐志耕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重新翻译张纯如的著作。尽管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手头有另一个重要的项目待完成；尽管在学术界，翻译成果一般不受重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但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原因有二：首先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尽管张纯如的书已经出版十年，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产生了重要和持续的影响，但国内始终没有一个完整、准确反映原著的译本(包括符合学术规范的注释的翻译)，因而，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本书引用的一些史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全新的，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转引该书史料的并不多见。我在与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通信中曾这样写道：“虽然不能说我是更好的译者，但我目睹了本书的诞生过程，并有相关的学术背景，这是其他译者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我会将做好这一工作当作是对张纯如的一种纪念。”

张纯如去世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举行了一个小型悼念仪式，邀请我参加，但那天我正好有课，未能前往；另外，虽然我在1999年初，发表过一篇有关张纯如在南京的回忆文章，张纯如去世后，新华社记者裴文彬，根据我的那篇回忆文章写的长篇报道也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7日第三版)，但我自己在张纯如去世后并没有再写任何纪念文章。现在由我来重新翻译这本书多少也是弥补了这一遗憾。

另外，张纯如在南京时，曾希望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后来书出版后，也有类似的表示。我的同学王卫星曾专门与江苏一家出版社进行过联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果。在本书出版十年后、张纯如去世三年的今天，翻译本书的任务再次落在我身上，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张纯如回国后不久就将她写的第一本书寄给了我，以后还陆续收到她寄来的其他几本书和资料。1997年《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后，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她已经将该书寄给我，但我始终没有收到。后来我从她寄给我的书评上了解到本书在美国颇受好评，再后来从《参考消息》上了解到该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但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中国方面的一些非议，如：张纯如在书中将日军攻占南京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南京进行类比以及另一个更严重的政治问题等(现在看来完全是子虚乌有)。更有甚者，一位我不很熟悉的老兄打电话给我，向我索要张纯如在美国的地址，并说该书有数百个错误，要找她商榷。当时我是将信将疑，因为张纯如在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严谨，当时她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她在给我们看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于是我推测可能本书的题材类似中国的“报告文学”，因而阅读该书的热情也大为降低。接着又听圈内人士说，中译本就连高兴祖、孙宅巍、徐志耕这样知名学者的姓名都译错了，于是我对那位老兄所谓的“错误”有了新认识，但从此对该书的中译本也兴趣全无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曾专门发电子邮件告诉她，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读过她的大作，但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也没有收到她寄来的书。大约半年后，收到她的回信，得知她在此之前在美国各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不久还要去加拿大演讲。又过了很久，收到她寄来的她与日本驻美国大使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辩论的文字纪录。我当时的印象是张纯如确实很忙，而且知名度很高。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再也没有提过这本书。

现在由我来翻译这本书，这不仅使我有机会了解本书的基本内容、结构以及资料来源，进而能够对这本书做出自己的评价，而且作为亲历者，也可以回顾张纯如南京之行的这段历史，并了解南京之行对本书产生了何种影响。

……

张纯如从来没有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将自己的书称为“学术专著”。她称自己为作家，给自己的书的定位是“非小说体的专著”，并且强调：“我的最大的期望是本书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激励其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去调查南京幸存者的经历。”

所谓的“非小说专著”，就是没有任何虚构的内容，在翻译全书及核对了大部分注释后，我认为张纯如完全做到了这一点。20多万字的书中，共有584个注释，书中绝大部分史实的陈述及对南京暴行的描写都有注释，说明资料来源。这完全可以与任何学术专著媲美。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篇历史调查报告。张纯如以记者特有的素养，不仅通过档案资料、当事人日记、书信、影像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在事发现场对亲历者的采访，了解事件真相；不仅仅是为了调查事件本身，而是为了“汲取教训，警示后人”。其着眼点是放在人类的未来。

尽管如此，张纯如在很多方面完全是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写作的。这里仅以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为例。人数问题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里仅从纯学术的视角)。客观原因有二：一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到美国在日本登陆这段时间里日本公开销毁了大量政府和军方文件，一些关键文件缺失。如松井在返回上海后，曾下令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在他被解除华中方面军司令前一直没有收到调查结果，如果此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在日本军方档案的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着该调查报告，但该调查报告从未被发现。二是由于1946年内战即将爆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兴趣和精力进行全面、细致的证据收集、甄别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为30万以上，但在判决书的附录中，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只有955名。另外，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也不够严谨，存在漏洞。这在客观上为后来的争论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如果当年能够收集到10万遇难者姓名，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局面。

在书中，张纯如旗帜鲜明地认为南京大屠杀人数在26万以上，但同时她也将与其观点不同研究结论一一列出。“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数字约为20万。约翰·拉贝估计的人数只有5万到6万人……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称大屠杀的人数应该是在38000到42000之间。日本还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量只有3000人。”在注释中，她还特地完整地引用了拉贝在给希特勒报告中的有关描述：“根据中国人的报告，总数约为10万的中国平民被杀害，但这一数字似乎被夸大了，我们欧洲人的估计数字为50000—60000之间。”

更加可贵的是在“广田电报”的使用上，更加显示了张纯如实事求是的风范。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东京将下列电报内容转发给华盛顿特区的日本大使馆，美国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了该电文，在1938年2月1日翻译成英文：

自数日前返回上海以来，我调查了曰本军队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目击者的口头描述及个人(他们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的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日本军队过去及目前的行为方式使人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和他手下的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其中许多是被蓄意和残忍地杀害。

要是一般的人必然会将这段电报当成是论证自己观点的铁证，因为从表面看，日本外务大臣在秘密的外交电报中自己承认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前几年中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的)。但张纯如进一步研究了该电报的来龙去脉，并在注释中明确地说明：“该电报内容最初是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iley)所写，但该电文被上海的日本新闻检查官员所扣留(参见“红色机器”，日本外交电报，第1257号)，后来他估计的30万死亡人数由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签发给华盛顿。这一电报的意义在于日本政府不仅知道田伯烈提出的30万死亡数字，而且在当时试图查禁这一信息。”张纯如的这一结论客观地反映了那一历史事实。

在书中，她还对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对“田中奏折”的真伪进行了公允的综述。

什么是学者？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尽管张纯如从未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但她却使许多“历史学家”汗颜。

另外，张纯如还超越了研究专门史的历史学家所固有的局限性，始终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荣誉的污点”，并告诫人们：“除非有人迫使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如果出现这一情况，联想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自相残害的例子不胜枚举”的事实，那么人类必然会再次重复相似的暴行。现在看来这一告诫并非杞人忧天。

在书的结尾，张纯如总结了南京大屠杀的三条教训：一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二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三是“人们的思想是如此容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消极旁观者”。

虽然不能说这些总结是至理名言，但其思考问题视角及境界却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和难以达到的。

作为作家的张纯如在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然也招致一些人的不快。在1998年的一篇书评中，美国加州大学的JOSHuA A．FOGEL在肯定了本书的几个章节后称，“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恐怖(事件)时，本书开始四分五裂。部分的原因是她(张纯如)缺少作为历史学家的训练，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双重目标——充满激情的争论和不带感情色彩的历史研究。”正因为缺少这种训练，“作者相信幸存者告诉她的一切内容；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过滤。”

面对记录着南京暴行的大量、令人发指的历史文献，我不知道任何有着正常情感反应的人能否真的做到“不带感情色彩”；当你看到李秀英腹部巨大伤疤时，当你看到夏淑琴身上的三处伤痕，而这些刀伤是她在年仅八岁时由日本士兵留下的时候；当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向你展示这些“历史痕迹”时，我不知道张纯如如何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过滤”。如果这种专业训练是为了消除人的感情色彩，那么张纯如的成功很可能是得益于没有接受这种训练。至于本书是否“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恐怖(事件)时，本书开始四分五裂”，敬请各位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准确之处：如作者在书中论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与日本达成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将东京审判检察方的资料混同于法官的判决等。另外，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如在注释中，一些日文书籍没有出版社；一些中文引文没有标明页码；一些转引资料没有说明等。

“百密一疏”，这些都无损于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和警醒世人特别是西方主流意识的历史功绩。

最后要感谢孙宅巍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向我提供了许多参考资料，并多次在电话中回答我的一些疑惑；曹必宏先生慷慨地将其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史图像》的全部电子图像提供给我，供我挑选；杨萌查找核对了原著中的所有日文资料的书名、出版社名及部分人名，另外还起草了本书的内容简介和作者简介。

个人的能力、水平和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翻译的要求却是无限的，因此译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切盼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杨夏鸣

2007年7月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