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本书为其中一册，论述了关学的有关知识。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

本书为“古都西安”大型丛书之一，论述了关学的有关知识，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绪论

第一章 关学的形成

 第一节 宋初儒学危机及学风转向

 第二节 张载与关学

 第三节 张载以后的宋代关中学术——吕大临与李复

第二章 金元时期关学的延续

 第一节 元代关学概况

 第二节 杨奂与元代关学

第三章 明代关学的发展

 第一节 王恕及其三原学派

 第二节 薛敬之的理学思想

 第三节 吕槽与理学

 第四节 冯从吾与关学的初步总结

 第五节 王征与明末西学东渐

第四章 清代关学的更新

 第一节 李颐与清代关学的发展

 第二节 李柏思想学术的个性特征

 第三节 李因笃思想的实学色彩

 第四节 落拓不羁的王弘撰

 第五节 王心敬、杨双山与关学的延续

第五章 刘古愚与关学的转化

 第一节 生平事迹

 第二节 工商痒序是经纶——学术思想大旨

 第三节 刘古愚与关学的转化

第六章 关学著述提要

 第一节 宋代关学著述

 第二节 金元时期关学著述

 第三节 明代关学著述

 第四节 清代关学著述

后记

“关学”就其纯字面意义而言指关中学术，但这一名词自出现以后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并非最宽泛意义上的关中学术。它最初专指张载的学术，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分别吸取佛教、道教的理论营养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诠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形态，张载因其家居关中，故以关学命其学说。当时，佛学、道学在关中亦广泛流布，但“关学”一词出现之初即不包括这两类学术，而专指张载之学，也就是儒学，准确地说是理学。

张载曾在关中广招弟子，传授其学，在北宋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民间学术派别。张载去世后，他的及门弟子不少归于二程门下，东赴洛阳问学，这些人在本体论上接受了二程以理为最高原则的理论，张载的不少理论被放弃了。倾向于张载气本论的李复死于“完颜之乱”后亦未见有传人接续其香火。我国古代很注重师承传授系统，从这方面讲，关学并不像洛学那样有一个不绝的传授序列，一直传到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理论本身而言，理学虽然接受了张载的“理一分殊”思想，继承了他的人性论、修养论原则，但在本体论方面则基本上是沿袭二程的理本论，朱熹虽然在理气方面不是特别突出二者的先后、本末关系，但穷追起来，“毕竟先有是理”，所以宋代理学更多地更直接地是接受了二程的理论体系，对张载的学说则进行了较大的扬弃。称理学一般日“程朱”或“陆王”而没有“张朱”之说，这固然有朱子接二程系统的外在原因，但在理论上的直接继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无论从师承序列还是从理论的传承延续来看，以张载理学为内容的“关学”在张载去世、弟子东归二程之后即已不存在了。

但是“关学”一词并没有消失，只是随着学术本身的发展演进，含义有所变化。明朝后期，著名学者冯从吾广泛搜求，汇集关中学者的学行著成《关学编》。此书“不载独行，不载文辞，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炳炳尔尔也；不论升沉，不计崇卑，而学洙泗、祖羲文者，无不载焉”。冯从吾的《关学编》将宋、金、元、明时期以及孔子四弟子47人列入“关学”序列之中，共分四卷。卷首为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驷子孔门四子，记叙极其简略，其实真正的开始为“横渠张子”。除了张载及其弟子10人外，金元时期收集了12人，其余为明代学者。这样冯从吾所谓“关学”即指关中理学，其实际开始为张载，之所以收录孔门四子是为了表明关中理学“学洙泗、祖羲文”，是属于儒学的。元明时期关中理学家皆非祖述横渠，元代为朱子学。明中后期，阳明倡良知之学，关中理学主要是薛王宣开创的河东学派的传衍即由薛敬之、吕槽传播的“关中之学”，此外还有王恕、王承裕父子与马理、杨爵等共同形成的三原学派。这些学派主要发挥了程、朱理学。可见，宋以后元明时期的关学，不仅不是张子学，而且也不是某一家某一派，此时的关学指在关中传播的各种理学，这样，关学的含义被扩大了，不仅仅指张载之学。明清时期的著名儒者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等亦将张载以后的关中理学称为“关学”，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中一直这样称谓，可见关学为关中理学已是当时所约定俗成的。

冯从吾之后，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接少墟之踵武，累次加以补缀，这一工作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搜集了明清之际的著名儒学学者，冯从吾本人亦被编人其中。可见将关中儒学称为关学已是明末直至近代关中学者的共识。本书所谓的“关学”就是沿用这一习惯性的名词及含义，不包括佛教、道教，也不包括后来在关中传播的基督教，它主要是指从张横渠一直到刘古愚的关中儒学。

关中儒学具有儒学共性的同时还包含着地方特色。就整个理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气本论无疑是张载之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张载的气本论在元明间基本成为绝响，后来惟有王夫之系统而直接地阐扬了张横渠之学。真正构成关学特点的是重视实践。张子学及宋代的横渠弟子有一共同特征，那就是重视实践。当然，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儒学抑或是理学学者，都有着自觉的注重实践的主张，即使陆王心学也不例外。杜维明曾专门著文指出陆九渊的实践精神，王阳明注重践履的特点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同样是一种践履精神在其具体表现上则各有风致。

就横渠而言，他的践履精神源自对儒学理论危机进行回应的动机和最终目的，也与他的气本论密切相联。他之所以书策简编不离左右，之所以昼夜仰观俯思，之所以要与释道一较是非短长，最终还要落实到使更多的人信仰儒学，还要落在践履上。礼学是儒家伦理的具体化和集中体现，所以张载特别强调在礼的领域要不含糊地予以实践。除了日常伦理规范之外，儒家还有一套持之甚固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要实践这些理想，就张子而言，便落实到井田制以及对农田水利兵事的重视和研究上面。张载并不是仅仅强调伦理，强调格君心、格臣心、格民心，而且还注重研究具体的治理天下的操作方法。

此外，张载的气本论更多地吸收了古代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理论成分，由于这种理论风格，使张载对自然科学给予了更多的正视和关注，在形而上的层次为传统的自然科学留下了更大的空间，这是二程所不能比的，以消融程朱本体论为出发点的陆王心学更鲜有此义。这样从形而上、形而下的层次，张载之学都对自然科学及技术颇为重视。

这样看来，以张载为奠基人的宋代关学的实践精神主要表现在重视礼学，重视农田水利兵事等专门技术，重视自然科学等方面。

从宋代直至清末，其间有八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关学历经嬗变，总是时断时续、或隐或显地体现着上述特点。金元时期是关学的延续和维持时期，没有什么创造，但仍然保持着研究实际技术的特点，在礼学方面表现在对儒家典礼的维持和径径持守，在民族矛盾一度突出的情况下，对于出处气节问题尤为看重。明代是理学一统天下的时期，佛道的理论挑战已不足构成多大的威胁，关中学者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对理学的虔诚实践方面，吕泾野、冯从吾的学术堪称典范。在科学技术方面韩邦奇、王征较为突出，尤其是王征适逢中西文化交流之会，他的成绩独步一时。

明清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又成为中国思想史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时期，相应地，关学的形态也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一时期李二曲是位关键人物。

李颐对于关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理学心性学说践履的彻底性，以及对实践领域的拓展。对于理学心性学的服膺持守，在当时的全国学界，也是极其罕见的。在一派反理学尤其是反王学的声浪中，李颐却对王学坚守不移，显示了他鲜明的学术风格。这是张载尤其是明代吕泾野、冯从吾以来躬行礼教学风的持续和发展，李颐以及当时关中其他学人(如王弘撰、李因笃、孙豹人)以坚守节操为海内学者所称许也是这一学风的体现和实践，由于李颗坚持最为彻底，影响也较他人深远，在世时即赢得海内名儒的高名。

李颐除了“明体”之外也强调“适用”之学，主张儒者应研究农田、水利、天文、历法、律令、兵事等各门具体技术和学问。虽然李颞本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在“明体”、“悔过自新”方面，但其适用思想并没有因为提倡者没有力行而失去影响，李颐的及门弟子杨岫及再传齐倬等在“适用”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他们的思想、技术直接惠泽三秦父老。近代以来，经世致用之风日甚一日，二曲思想又成为关中思想启蒙者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可见，二曲“适用”说在关中学界产生了现实而持久的影响。与元明时期的关学相比，二曲拓展了实践领域，将关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学术体现就是理学与实学相结合。

另外，明清之际，全国掀起一股势头甚健的实学浪潮，由于学术本身及现实政治的影响，最后这种实学风气落实到汉学考据上面。关中也兴起了提倡实学的学术风气，而且考据学在明清之际也有一定的势力。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考据学并没有形成一种持续不绝的传统，关中以后的学术，走向李颐的实学与理学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清代关学与其他学派所不同的。

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关中在学术上向近代转化并不表现在以经学为过渡的桥梁，而是在实学思想精神的支持下，直接走向近代学术，刘古愚就是代表。刘古愚禀承了关学的传统精神，最终将西方自然科技社会学说引人秦中，使关学融于近代学术海洋之中，关学自身的传统特色已经不再明显。

总之，关学经过了宋代的开创阶段、金元的延续、明代的兴盛、清代的更新，最终在近代刘古愚那里向近现代学术转化。在其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并不是一个固定学派的沿袭和传承，经历了横渠学、程朱学以及阳明学的形式变化。清初以来形成了程朱、陆王并存或折中二者的局面，但实际就具体的人物而言，则以程朱或陆王其中一派为主。它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但有其明显特征——注重实践，而这一特点又表现为注重礼学、注重制度具体问题、注重自然科学技术。在不同的时代其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但这些特点基本上或隐或显地被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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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林涛

西安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根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文明传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都西安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拓印下无比瑰丽的史诗和波澜壮阔的画卷。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之一。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六千多年前，半坡先民在这里种植狩猎，开掘出了别具特色的“半坡文化”。自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在此建立丰京，揭开了西安作为帝王京师历经千年，雄踞华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历史。西安成为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直至今天，西安城中的塔和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周乐秦声、汉风唐韵等文化艺术，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呈现过的尊贵和豪华，开放和风流。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

衰落的根源值得研究汲取，怎样重新激起奋发向上的精神更应当总结和发扬。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精辟地分析，任何文明都有其生长和衰亡的过程，而能否勇敢地接受各种挑战决定着这种文明的前途。

我们在研究文明生长的时候，发现它的过程是一连串的挑战和应战。应战不仅解决了挑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在它每次胜利地解决了一个挑战问题以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样，文明生长的性质的最核心的成分便是一种新的活力、不断的创新。历史在前进，文明在曲折中发展。

西安，曾经创造过昔日的辉煌，西安也曾经历过衰落，西安又迈向创造新的文明的征途。江泽民总书记在分析古希腊文明、拜占廷文明盛极而衰时说过，不能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将落后。江总书记在西安论述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还说过，中国曾有过盛唐时期的辉煌，但安史之乱后衰落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年轻一代要多学习和了解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文化的养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要使中华民族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就要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学习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与时俱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

先进文化是现代人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并且面向未来的创造，是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产物。我们有责任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因为这是永葆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根本所在。研究历史，分析现状，面向未来，西安要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西安，让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保持优良的文化传统，增强民族的认同感，提高自信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成功地应对前进中的每一次挑战。我想这是。每一个西安人和关注西安发展的人们不断思索的命题。工作和生活在古都西安的人们要有一种气概，重开现代丝绸之路，重振汉唐雄风，把西安建设成既葆有古都风貌，又具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的大都市。

编著《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正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有关古都西安的著述很多，但系统地编著一部大型丛书，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却是首次。我有幸在西安工作十多年，西安的文化积淀实在是丰厚，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历史文化。在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必要也有责任组织和推动一批专家、学者，编撰一部详尽介绍古都西安的大型丛书。为此，我曾多次与史念海先生等专家交流，共同策划。从制定规划、内容、体例讨论论证、专题编著分工、编审等，工作展开已近五年时间，现在要陆续出版了。本丛书的宗旨是崇尚征实，弃绝浮言，全面系统，提倡寓新颖观点于详密’材料的治学风格。参与编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在理论阐释和材料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都有全新的开拓。这是全体作者的心血，更是史念海老先生留给世界，留给当代与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这套由他主要审定的丛书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而史先生却已无法全部看到。鲁迅先生曾说过，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这套丛书的问世正是史先生传承给我们的希望之火，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望着雄伟壮观的古城墙和高楼林立、华厦争辉、桥涵飞虹、通衢溢彩、万车竞速的西安，感受着汉唐雄风开阔的底蕴，体味着这方水土赋予西安人开拓创新的激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强大自我更新能力、包容进取精神的西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乘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一定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再创造出新的历史奇迹!

2003年8月26日于西安

数十年来，学术史的研究颇引人注目。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无疑是学术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我们的老师张岂之先生就曾主持过“陕西思想史”的研究，并出版有专著。关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显著的特色，它“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些青年学子。1996年，当我们接受“古都西安”丛书中《关学及其著述》一书的写作任务时，我们非常珍惜这一进一步了解关学的机会。

本书由方光华博士提出写作大纲。具体分工情形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以及第五章由武占江博士撰写；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由朱晓红同志撰写；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由宋玉波同志撰写；第六章由李笔浪同志提供初稿，方光华博士校改；方光华博士对全书进行了加工整理。周伟洲先生曾对书稿作了细致地审校，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通过对关学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关学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的使命感、学贵自得的创新精神、切实笃行的实践风格，是中国学术的宝贵财富。它的学派特征在中国近代以后虽然已不十分明显，但它的精神将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本书于1999年3月成书，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问世。参与本书写作的武占江博士现已担任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宋玉波同志即将从西北大学获得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朱晓红同志已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教多年。愿这份迟到的喜悦能唤起当时共同研究的回忆。

衷心感谢西安出版社吴革女士对本书稿的辛勤校对，她修正了我们经常忽略的许多谬误。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