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本书为其中一册，论述了长安商业的有关知识。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

本书为“古都西安”大型丛书之一，论述了长安商业的有关知识，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第一章 秦、西汉时长安商业的勃兴

 第一节 长安商业的兴起

一、长安商业的起源与丰、镐二京

二、秦都咸阳与长安商业的勃兴

 第二节 汉都长安商业的繁荣

一、市场设置及管理

二、汉王朝的商业政策

三、长安商业发展的历史条件

四、长安商业的空前繁荣

五、汉长安在国内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第二章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长安商业的衰落

 第一节 王莽时期的长安商业

一、王莽改制与长安商业的波动

二、币制改革与长安货币流通的混乱

 第二节 东汉时期长安商业的变化

一、长安政治地位的降低

二、东汉时期长安商业的变化

 第三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长安商业

一、曹魏、西晋时期的长安商业

二、十六国时期长安商业的剧烈波动

三、北朝时期的长安商业

第三章 隋唐时期长安商业的空前繁荣

 第一节 隋唐长安繁荣的市场

一、长安市场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市场设置

三、市场管理

四、长安市场的繁荣

 第二节 货币流通与金融业

一、长安的货币流通

二、柜坊、质库及金融借贷

三、飞钱

 第三节 隋唐长安的商人

一、中小商人

二、富商大贾

三、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

四、牙人(牙商)

五、商人的行会组织

第四章 五代以后长安商业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五代、宋、元时期长安商业的剧变

一、从封闭的坊市制到开放的市场

二、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

三、商人的行会和牙人

 第二节 明清时期西安的商业

一、明清西安市场的变化

二、金融业与金融机构

三、商人及其组织

对市场物价的管理：秦对市场物价的管理较为严格。为了防止不法商人哄抬物价，官府对重要物价规定了法定价格。市场上的商品实行明码标价，例如《金布律》规定：“有买及买(卖)殴(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婴”就是系，也就是悬挂的意思。按这个规定，凡售出的商品都要系上价格标签，让顾客辨别和选购，小件商品价格不到一钱的可以不系标签。秦政府还在渭河以北设立“直市”，以平抑物价。这种严密的控制管理，有利于物价和市场稳定。

对度量衡的管理：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制定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在国内颁行。后在吕不韦执政时，秦国为了“易关市，来商旅”，每年二月和八月各检验度量衡器一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立即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于度量衡的颁发、校验和监督也非常认真。严格执行度量衡制度，可以防止不法奸商利用秤杆子欺诈消费者，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正常发展。

对官府市的现金管理：秦代官营手工业产品大部分供应皇室、官府和军队，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部分产品也投入市场，设立“官府市”向民间出售。秦政府对官府所得的现金收入有严格的监督制度。秦简《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骺中，令市者见其人，不从令者赀一甲。”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官员把货款装入私囊，规定官府市在出售货物时要公开收款，把所收的钱当着买主的面存人陶簖，违犯规定者要罚一甲。所谓“鳊(xiong)”是一种存放现金的小罐，类似于后世的扑满，上面有一个小扁孔，钱只能进而不能出。等到积存到一定数量后，由有关人员当面点清数目，如数上缴。

(三)商业政策

适当的商业政策可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商业发展，因此政府的商业政策与商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咸阳作为秦王朝的国都，受商业政策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可以说，咸阳商业的兴衰与秦王朝的盛衰也休戚相关。

秦人进入关中后，颇致力于农业，而在工商业方面的政策则显然有所不同。商鞅变法时，曾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便使秦国强大起来。商鞅想方设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奖励私人多开荒地多种粮，但对商业和手工业则采取另一种政策：不是鼓励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是加以许多限制；不是鼓励私人从事工商业，而是将工商业的主要阵地由官府来控制，私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活动。这种抑制工商业的政策，大致包括如下内容：首先，限制工商业从业人员数量，以便抑制工商业的过分膨胀。商鞅变法时，从法律上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就是说，未经准许非法从事商业的人要全家沦为奴隶。即使经过批准从事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人数也要严格控制，不能太多，即所谓“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以免影响农业劳动力的增加。为了防止人们过分热衷于经商，商鞅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法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即按照商人家庭人口数(包括仆役)，加重其劳役负担，不但对商人家属要分派徭役，而且商人家里的奴仆也要编入名册，按名册应役。同时他还限制商人多用家奴，减少商人兼并农民为奴的兴趣。商鞅还加强户籍管理，“使民无得擅徙”，其目的在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而导致工商业人口不适当的增加。其二，实行盐铁专卖是商鞅抑制工商业的另一个重要措施。盐铁是人民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两项主要商品。商鞅对此采取了专卖的办法，从生产和流通都由国家严密控制，即由官营商业来负责盐铁流通。当然商人可以参与零售业务，但要交纳很重的税。由于盐铁实行专卖，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利润由国家统一支配(小部分留给私营工商业者)，结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国家财政收入为之剧增。巨额盐铁利润并非都来自于消费者，绝大部分来自原先自由经营盐铁的私商，而转归国家所有。所以这种盐铁专卖政策是商业利润在国家与商人之间的调整。总的说来，秦国官营商业的范围除盐铁以外，还涉及到冶铜、织绣、兵器等，这与同时代其他诸侯国私营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其三，为了抑制商人，商鞅对粮食贸易实行管制，禁止商人插手粮食买卖。他下令“使商无得粜”，认为禁止商人参与粮食贸易就能杜绝商人在粮食方面投机牟利。与此同时，他还实行了一整套官营粮食购销体制。当时规定：对军士、官吏、官工商、官奴婢等公家人员实行廪食制度，按照各人不同的身份和工种，按月供给不同数量的口粮。这种免费分配实物的办法，不通过货币作价，当然不采用买卖的形式。不在廪食范围内的人就得拿钱买粮食，完全仰给于官营商业。然而对官营商业来说，由于大部分人口实行廪食制，从而使市场上商品粮的流通规模大为缩小。其四，提高关税，对商人重税。“重关市之赋”是商鞅抑制商业的又一项重要措施。这适用于专买和官营以外的其他商品。战国时代，许多人(如孟子和《管子》的作者)都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弛关市之征”，而商鞅主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市利尽归于农”。他认为对商人征收重税是发展农业的保证。一方面对国内经商的人加重关市之税，以限制商人的活动，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另一方面大大提高某些商品的税率(消费税)，使商人利润减少，如对酒和肉就开征特别重的税，使它的价格十倍于成本。总之，在商鞅执政的二十年里，秦国工商业与东方各诸侯国明显不同：即工商业在秦国不能自由地发展，而是在国家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这种商业政策无疑抑制了秦国商业的发展。直到商鞅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336年，秦国才开始由国家专铸货币。这也说明，与关东诸国相比，秦国的商品货币经济还不发达。不过总的来看，秦国的商业(主要是官营商业)比以前还是有所发展，而且实行抑商政策也有利于保护农民、扶植小农经济的成长，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秦始皇执政后，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继续推行商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他对民间小工商进行抑制，对富商大贾则以“迁”和“谪”的办法进行打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每占领一地，就强迫那里的工商业者迁往外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他下令把全国各地的“富豪”12万户迁入首都咸阳，其中不少人就是各地的富商大贾。“谪”属于流刑，即把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去戍守或者落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北方人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由于征发人数不足，便再一次扩大征发对象，即“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人间，取其左”。在这七种被发配充军的人当中，不但包括当时的商人，而且还包括曾经有市籍的人、商人的儿子和孙子，这对商人无疑是个致命打击，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商鞅。不过，被谪的似乎是关东六国商人，不包括秦本土关中的商人；而且仅谪发有市籍的商人，无市籍者不在其列。秦始皇抑商政策的矛头主要针对弃农经商者、过多的商业人员，以及作为兼并势力的商业资本，因而并不影响商业的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在国家统一、关梁无阻、货币与度量衡统一的条件下，商人可以自由地周游天下，商品流通和贸易更为便利，从而使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P10-14

崔林涛

西安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根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文明传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都西安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拓印下无比瑰丽的史诗和波澜壮阔的画卷。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之一。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六千多年前，半坡先民在这里种植狩猎，开掘出了别具特色的“半坡文化”。自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在此建立丰京，揭开了西安作为帝王京师历经千年，雄踞华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历史。西安成为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直至今天，西安城中的塔和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周乐秦声、汉风唐韵等文化艺术，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呈现过的尊贵和豪华，开放和风流。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

衰落的根源值得研究汲取，怎样重新激起奋发向上的精神更应当总结和发扬。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精辟地分析，任何文明都有其生长和衰亡的过程，而能否勇敢地接受各种挑战决定着这种文明的前途。

我们在研究文明生长的时候，发现它的过程是一连串的挑战和应战。应战不仅解决了挑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在它每次胜利地解决了一个挑战问题以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样，文明生长的性质的最核心的成分便是一种新的活力、不断的创新。历史在前进，文明在曲折中发展。

西安，曾经创造过昔日的辉煌，西安也曾经历过衰落，西安又迈向创造新的文明的征途。江泽民总书记在分析古希腊文明、拜占廷文明盛极而衰时说过，不能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将落后。江总书记在西安论述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还说过，中国曾有过盛唐时期的辉煌，但安史之乱后衰落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年轻一代要多学习和了解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文化的养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要使中华民族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就要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学习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与时俱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

先进文化是现代人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并且面向未来的创造，是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产物。我们有责任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因为这是永葆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根本所在。研究历史，分析现状，面向未来，西安要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西安，让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保持优良的文化传统，增强民族的认同感，提高自信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成功地应对前进中的每一次挑战。我想这是。每一个西安人和关注西安发展的人们不断思索的命题。工作和生活在古都西安的人们要有一种气概，重开现代丝绸之路，重振汉唐雄风，把西安建设成既葆有古都风貌，又具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的大都市。

编著《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正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

有关古都西安的著述很多，但系统地编著一部大型丛书，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却是首次。我有幸在西安工作十多年，西安的文化积淀实在是丰厚，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历史文化。在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必要也有责任组织和推动一批专家、学者，编撰一部详尽介绍古都西安的大型丛书。为此，我曾多次与史念海先生等专家交流，共同策划。从制定规划、内容、体例讨论论证、专题编著分工、编审等，工作展开已近五年时间，现在要陆续出版了。本丛书的宗旨是崇尚征实，弃绝浮言，全面系统，提倡寓新颖观点于详密’材料的治学风格。参与编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在理论阐释和材料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都有全新的开拓。这是全体作者的心血，更是史念海老先生留给世界，留给当代与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这套由他主要审定的丛书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而史先生却已无法全部看到。鲁迅先生曾说过，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这套丛书的问世正是史先生传承给我们的希望之火，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望着雄伟壮观的古城墙和高楼林立、华厦争辉、桥涵飞虹、通衢溢彩、万车竞速的西安，感受着汉唐雄风开阔的底蕴，体味着这方水土赋予西安人开拓创新的激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强大自我更新能力、包容进取精神的西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乘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一定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再创造出新的历史奇迹!

2003年8月26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