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都自有共神秘之处，对二者分别进行探赜索隐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选点连缀式地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史，时间断限是从唐代双方遇合开始到清末。悠悠千余年间，龙与上帝几度即离，几多悲欢，既斥又吸，有打有和，千头万绪，复杂的事局也如同雾中楼台，月下津渡。

在作者看来，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文化关系的线索，一条是政治关系的线索。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绞合，故对其既不应混一又不能割裂。否则，对事局便难以把握肯綮，摸清真相。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条线索地位和作用的主次是不一样的。以鸦片战争为界标，前后呈明显差异。

本书即循此两条线索，分鸦片战争前后两大阶段，对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进行具体考察。不拟从纯学理上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但着重于文化视野，特别注意从异质文化的撞击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龙”，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象征；“上帝”，基督教认定的宇宙唯一真神。“上帝”自从千佘年前辗转东来，就与“龙”开始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随着坚船利炮而来，更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发生重要影响。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根源何在？中国近代层出不穷的教案说明什么？

本书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对“龙”与“上帝”的关系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旨在从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别，从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

引言 雾中寻楼台／1

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1

 从大秦景教碑说起／1

 柔弱的附庸／7

 风雨飘零／14

第二章 马背上的异客／17

 也里可温的兴亡／17

 五根手指与一个拳头／24

第三章 磐石开裂／32

 利玛窦的成功／32

 暗伤王化／42

 同一基地的两极／50

第四章 乍暖还寒／56

 诡谲多变的气候／56

 龙体透视／62

 冰川下的暗流／69

第五章 分合之道／73

 大环境与小气候／73

 门户独立与血缘亲合／79

第六章 一抹淡虹／87

 色光映神州／87

 无形的冲击／96

 只是淡虹／103

第七章 扭曲的十字架／109

 上帝的新时代／109

 三宗齐聚／118

第八章 太平上帝／125

 就神的蹊径／125

 南橘北枳／131

 双刃剑／139

第九章 望海楼火／145

 三大教案／145

 积薪者和点火者／153

第十章 顽强的堡垒／163

 梦想与现实／163

 孔子加耶稣／176

第十一章 荒诞与合理／184

 讹言的产生／184

 蒙昧与敏感／191

第十二章 新学的窗口／197

 出版与兴学／197

 双重拯救／207

 借助和参与之间／212

尾声／219

主要参考文献／222

附录 插图翻拍采择书目／226

后记／228

    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

康熙帝是有清一代皇帝中少有的英才，他没有先王顺治帝那般宗教狂热，在对教方的态度上表现得相当理智。他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由衷地感兴趣，虚心学习和利用。即使对西教，在文化意义的了解上也显稍多一些，但仍然谈不上对基督教特质的真正了解。他也只能立足于利玛窦辈建立的“中西相通”说的基础上来认识问题。当他体察到教方有悖“真儒”甚至公然对抗“真儒”的时候，便毫不客气地运用他的权杖进行防卫和回击。这在“礼仪之争”的情事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针对教廷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等内容的公文，康熙帝怒斥教方“不通文理”，“知识扁浅”，无资格批评中国礼仪，而极力阐扬“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的道理。针对西洋人对此表现出的隔膜，他说：

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所可妄论！

尔欲议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

既然教方不通、不容中国的圣贤之道，就不要在中国传教好了。这样“诸事平稳，亦无竞刍，良法莫过于此”。

此时清廷与教廷的冲突，已并非单纯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而明显具有政治冲突的性质。教廷对中国教徒“礼仪”的限制，已经包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康熙对教廷的抵制，也就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的防卫，而且也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这无疑是正当的？

康熙帝对问题的实际处理也显得比较明智和富于策略。在坚持原则抵制教廷的同时，对利玛窦式传教术仍然表示肯定和赞赏，明确谕称利玛窦辈“并无贪邪淫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对这样的教士中国朝廷是轸念矜恤的，表示对愿意谨守中国法度而又身怀技艺的传教士可以继续容留和利用，使其各献其长，还可以给予永久居留权，以免回去遭受教廷迫害。

由上述情事便可看出，康熙帝对基督教和教方人员的基本态度相当明确，且完全处于一种自觉状态。有论者认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发生触怒康熙帝，他有可能皈依基督教而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据说，康熙皇帝真的曾说过，一旦朕改信基督教，则中国臣民就都会跟着立刻皈依。其实，这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已经融化在这位中国皇帝血液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他作又“王化”实施者的中华帝国君主的身份，决定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基督教也决不会成为中国国教。

    “宁可”与“不可”

在对龙体透视时，不可忘记杨光先等人，因为他们是兴风作浪、影响“气候”变幻的重要人物。

杨光先是带着“仇洋”的痼疾结束一生的。康熙帝平反历狱，他随之坐罪，王公大臣们议定处斩，康熙帝念其年纪已老，姑免死罪，着即驱逐回籍。杨氏狼狈出京，回安徽歙县老家，行至山东德州，背上恶疽发作，旋即死去。

观乎其人反洋教的迷狂，较之明朝的沈溶及《破邪集》的众作者们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坐罪之后，仍然矢志不已。他留下的《不得已》一书，是继《破邪集》之后又一部典型的反洋教文集，文章皆出自他一人手笔。其中有些卫道理论，与《破邪集》中的内容大旨略同，并无多少创新，但有个突出特征值得注意，他把西洋科技视为传教士借以摧毁中国圣道、破坏皇朝天下的主要祸患，对它的惊惧、憎恶和排斥较明末反教士大夫更甚。

杨光先发难教是以治历之事为切入点。他指控汤若望等让中国使用西洋历法，即是“暗窃正朔之权……毁我国圣教”，更严重的是若辈“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内勾外连谋为不轨”。这显然是夸诞失实的。杨光先当然也极力诋毁西洋历法的“荒谬”，但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经实际验证便真相大白，无可置辩，于是他又进而发明了“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绝妙警句。

他不只对西洋上了法，而是对西洋的一切器物、技艺都视为洪水猛兽。在他看来，“圣人之教，平实无奇，一涉高奇，即归怪异”。怪异之事，即必邪恶；邪恶之事，岂能容乎？有人不是喜欢西洋制器精奇吗？杨光先警告说，这正是夷人祸乱中国的拿手本领，正足为中国隐患。为此，他不仅问罪于眼前的传教士，而且一直追究到前朝的徐光启，痛诋他为“贪其奇巧器物”遗患后世无穷的“邪臣”。

          P65-P67

    引言 雾中寻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是宋人秦观的名句。其苍茫的意境，极富文学的美感，也颇具哲理的韵味。如果我们别作一番更开阔的联想，则发现：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悠悠岁月，大干世界，正有多少扑朔迷离的现象，恰似月笼雾罩，吸引人们去寻觅、探索。就说“龙”与“上帝”吧——

龙的人工形象是我们所习见和熟识的，然而，生物起源、进化的历史证明，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动物存在。那么，龙的形象究竟缘何而成？时至今日仍是学者们打不清的笔墨战：或说是鳄鱼等动物的神化；或持论乃马头、鹿角、蛇身、鸡爪等生命部件的组装；或推测源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腾形象；或断言就是雷电之神，得名于雷声之“丰隆”……真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这个虚构之物已牢不可破地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神州古国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象征意义并不等于宗教崇拜，并不等于诉诸虚幻，而只是一种标志符号。龙之于中国，决不具有基督教世界上帝那样的地位和身份。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根本特征是伦理中心主义，突出而直接地讲求人与八之间现实存在的关系规范，特别强调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中华古国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都以所谓德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独立的席位。历史的传统造成华夏民族与宗教王国之间的相对疏远和隔膜。

这种相对疏远和隔膜不等于绝缘。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绝不可能与宗教绝缘。龙的国度也不会例外。且不论到它的“童年梦幻期”去追根寻源，就从其成熟的传统文化的形成看，便是经历了儒、佛、道三家合流的一个过程。其中儒乃儒学，佛是佛教，道则包括道家学术和道教两种成分。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融进了宗教因素。

在有些人看来事情尚不止如此，他们坚持把“儒”也视为“儒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不乏持此论者。近些年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儒家文化认定为世界上的“第三大宗教”，以“哲人型”概括其基本特征，与西方“先知型”和印度“神秘型”宗教相并列。儒家文化究竟是“学”是“教”？双方论者各有所见，各执其理。依笔者愚见，慢道是原本之儒，即使被宗教浸润了的“新儒”，沦肌浃髓的也还是人本之学，而非神本之教。此乃制约龙与上帝关系的一个关键。

上帝作为基督教所认定的宇宙间的独一真枓，随着科学的发展，其存在似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当今之世，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和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再是最新奇迹；天文望远镜已把人类的视野扩及上百亿光年之遥；地球、太阳乃至众多星体形成的履历也逐渐脱出混沌；地球人不但可以在太空飞行中一览故乡这颗独闪蓝光的小星，而且健足早就踏破了月宫的千古独寂；从基本粒子到夸克模型使所知的微观世界可望微而再微；超级电子计算机的运算次数可达每秒几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总之，从自然界到人体本身，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应用，科学的强光似乎足以消泯上帝创世、造人、主宰万物的神话幻影，使其信徒们愧赧地向无神论者的行列靠拢。

然而现实是，世界上平均大约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上帝的信徒，其中甚至不乏在揭破一个又一个重大自然奥秘方面独具慧眼的顶尖人物。如果再加上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者的人数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远超过非宗教信仰者。不可思议的宗教境界！冥冥之中，上帝对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那样真切而醒目。

以对上帝的信仰力核心凝聚成的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是西力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渗透了它的性质；科学充当着它的婢女；政治和法律也成为它的分支……总之，基督教神学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固然，人文主义的理性觉醒是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与基督教文化的完全对立，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孕育理性精神的摇篮；也不意味着对基督教神学的全面否定，而只要求对其进行适当改造。基督教文化不但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随之获得“时代更新”，更增强了它走向世界的力量。显然，“上帝”也在因时而变。但无论如何变化，一方面始终保持着其基本的文化特质；一方面也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品格。

龙与上帝都自有共神秘之处，对二者分别进行探赜索隐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选点连缀式地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史，时间断限是从唐代双方遇合开始到清末。悠悠千余年间，龙与上帝几度即离，几多悲欢，既斥又吸，有打有和，千头万绪，复杂的事局也如同雾中楼台，月下津渡。

在笔者看来，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文化关系的线索，一条是政治关系的线索。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绞合，故对其既不应混一又不能割裂。否则，对事局便难以把握肯綮，摸清真相。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条线索地位和作用的主次是不一样的。以鸦片战争为界标，前后呈明显差异。

本书即循此两条线索，分鸦片战争前后两大阶段，对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进行具体考察。不拟从纯学理上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但着重于文化视野，特别注意从异质文化的撞击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笔者对本书课题发生兴趣并积累素材始自若干年前。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界“文化热”方兴未艾的时日里，笔者的注意力也曾被该“热”所吸引，庞杂地涉猎了有关方面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但掩卷思来，对“文化”问题的复杂性颇感困惑，当时觉得根据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条件，要想悟出一点道理，获得一点切实心得，与其在大面上浮光掠影，不如选择一点定向地扼进。经过认真思考，便确定了由本书内容反映出的这样一个侧重方向，平时多留意于此。

本书原作为内地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合作编辑出版的“中华文库”丛书中的一种。旨在依傍广阔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具体史事的认知，揭示从唐初到清末期间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状况，探究其规律性，总结经验教训。所取枧角，既不同于基督教在华传布史，也不同于中国反洋教抗争支，自有其新颖独特之处。至于内容的基本思路，已在《引言》当中陈述，

本书的写作当中，力求融会时代感，注意从时代的制高点来鸟瞰和回顾历史，以现代意识来体察和诠释传统文仕。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必然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即肯定其积极因素而否定其消极成分，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国粹”的极端当然都不可取。尊重历史，力防偏见，实事求是，是本书所着意遵循的原则，努力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决不敢随兴所至，任意铺张。

尽管笔者确实用了一番工夫，费了一番斟酌，劳碌之后难免有一点敝帚自珍和“得失寸心知”的情愫，但决不至刚愎自用，深知立意并不等于实效，即使有些想法可取，囿于水平在实际上未必做好。幸运的是，十几年前就获得了在海峡两岸出版求教于广大读者的机会，得到许多热情的鼓励。此番经修订改社新版，获得再次求教于读者的宝贵机会，笔者热切地期待着获得新的指教。对于作者来说，读者永远是明察秋毫的上帝。

近些年来，本人虽然不以与本书相关的领域为唯一的研究方向，但也继续坚持关注于此，并主要就中国近代时段的相关问题发表了一些论文，不论是从知识了解还是认识水平上，应该说都较当年有了一些进步。至于学界这些年里在相关领域所发掘的资料和问世的著述，更是大量增多。但这次修订，是在保持原书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特点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是作了文字上的一些校改和个别地方的增删。原版本注释上尽量求简，这次修订，参照原稿适当作了些增补、订正和调整，但仍不求烦琐，以与书的总体风格相协调。此次修订加进了几十幅插图，以求与文字能够互为配合，相得益彰。图片除自行初摄者外，其余是从多种图书资料(不再像征引文字材料仅限于当年阅读范围)中选择翻拍的，若干图片在翻拍所采择的书籍中或亦非初发，这里要向所有相关文本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

当年撰写此书，原本立意即非着重于生僻史料的发掘和“考证”。而是基于对典型材料和既有学术资源中所提供的相关史实的认知，进行自己的学术思考陈述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理路，文体上则有意融进一点学术随笔的味道。其幼稚、不妥乃至错讹之处固然难免，但毕竟也有自己的一孔之见，并且蕴涵了追求“思想阐发”的几分勇气。现在想来，仍觉得不是全无可取之处。故这次修订不求“脱胎换骨”，而基本保留当年“学步”足迹的“原生态”记录。这样，拙作对于本人来说，既是学术旅程中的一个特定纪念，也是学术文本体裁和风格上的一种留存标本；对于读者来说，但愿也还能有聊助学思情趣的些许裨益。  回想初写本书，至今已忽忽十七八年矣。日月穿梭，世事多变，而本人仍在向学的路径上迂执跋涉。“光阴难驻迹如客”，师友情谊酿愈醇。对当年助成该书初版问世的林言椒先生、潘振平先生、黄台香女士(台湾)的感激之情永铭心间。此次玉明先生惠邀修订改社新版，并提出具体的修订意见，审正拙稿，费心操劳，不胜感念！当然，还要衷心地感谢尊敬的所有读者。                  董丛林

               2006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