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清楚宋代的三大疑案、四次内弹、两次政变，还有士大夫的风采、英雄的命运、民众的不平？

你是否关注历史上的李师师与高俅，梁山泊与沙门岛，那些《水浒》故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你是否知晓宫花寂寞，走人宫廷的后妃们，有着怎样的悲欢荣宠，还有那些捉摸不定的梦？

走过汉唐一穿越晚清，打开这册随笔，你会立足宋代，俯仰古今……

本书概括地记载了中国古代历史事件，极具知识性、趣味性。不但涵盖了历史、考古、天文等范畴的知识，而且对目前人们所困惑的历史谜团，大都给予了深入浅出、生动精辟的剖析。想念读者会从中获得独到的见解。

第一辑 两都来去

 千秋疑案陈桥驿

 斧声烛影事堪疑

 金匮之盟谁得知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狄青的传奇与命运

 给《梦溪笔谈》的评价泼点冷水

 吃菜事魔及其他

 苗刘之变

 一张宋代的御筵菜单

 闲话两宋太上皇

 政变老手史弥远

 文天祥的妻子儿女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统一进程与民族气节

第二辑 浒边谈屑

 李师师

 历史上的高俅

 两宋的御街

 大相国寺

 樊楼

 勾栏瓦舍

 路歧人

 一枝花

 梁山泊

 沙门岛

 《水浒传》的史地错误

 《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

第三辑 史林折枝

 从《黄鸟》说人殉

 窦太后其人及卒年

 弄臣与巨匠——李延年评传

 苟或的无奈

 王羲之，离真名士还差一截

 《遣悲怀》文本的正背面

 诗里莺花稗史情——魏源诗话

 李慈铭及其日记与读书记

 静嘉堂随想

第四辑 宫花寂寞

 立后册妃德色谈

 三释后妃梦

 离散天下之子女

 后宫缠足考

 后妃服饰剪影

 后妃饮食大观

 后妃居室一瞥

 后妃出行琐谈

吃菜事魔及其他

宗教这玩意儿，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最希望让各种宗教都尊其为现在佛；最担心某些宗教流为异端，争取民众，危及统治。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宗教既能成为麻醉他们的精神鸦片，也能鼓动他们掀起反抗的风暴。吃菜事魔就是这样的宗教异端。

一、宋代以前：摩尼教的东来与南传

吃菜事魔是宋代官方对明教的侮辱性叫法，明教在宋代以前称为摩尼教。摩尼教是外来宗教，创始人摩尼(Mani)是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波斯人。其根本教义认为：光明和黑暗为二宗，初际、中际和后际为三际；在天地未成的初际，光明和黑暗各有自己的王国，光明王国是种种的善，黑暗王国有种种的恶；世界既创以后为中际，此期黑暗侵入光明王国，遂有光明王国的主宰大明神领导的向黑暗的斗争；大明神最后派出先知摩尼，在摩尼和摩尼教的引领下，光明终于在后际彻底战胜了黑暗，二者又各自回归原先分离隔绝的王国。

摩尼的布教活动及其教义对波斯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和贵族统治构成威胁，277年，萨珊王朝的瓦拉姆(vahram)一世以一国之尊亲自主持审判达26天之久，摩尼教被指为邪教，摩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剥了皮填了草，挂上城门以儆效尤，其殉教的悲壮决不亚于耶稣，摩尼教徒称之为“明使受难”。不难发现：在摩尼教的三际说里，中际的苦难正是中世纪东西方下层民众现实苦难的折射；而对初际的缅怀和对后际的向往，无疑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因而摩尼殉难以后，摩尼教西传和东渐的势头并未挫减。它在西传过程中被基督教视为异端，用房龙的俏皮话来说，‘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

摩尼教在东渐过程中，佛教色彩越来越浓，初入中土时居然被视为佛教的一支，此事倒不愧为外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西方文献或说摩尼曾来华传教，似难置信。汉文史料中明确记载摩尼教流传中国的最早年代为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这年，一位称作拂多诞的波斯摩尼教徒入朝献《二宗经》，武则天饶有兴趣地留他在朝授经。其后直到开元年间，在西方被认为邪教异端的摩尼教，在中土反得以合法传布。这一对照也许正体现了大唐盛世那种恢宏的开放精神，它有充分信心断定自身的统治决不是异端邪说所能蛊惑摇撼的。

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下诏：摩尼教“本是邪见，妄称佛教’，应严加禁断；但对信奉摩尼教的境内“西胡”，仍尊重其信仰自由，远不像后代那样‘除恶务尽’。在“西胡”中，协助李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回鹘奉摩尼教为国教，因而天宝后摩尼教随着回鹘徒众的东往西来，言传身教，迅速向中原和江南流播，不仅都城长安，洛阳、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都建起了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不过，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由盛转衰，天宝以后只能眼睁睁地坐视摩尼教争夺民众；内骨子里对流行本土的摩尼教已丧失了那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自信力。因而在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趁回鹘国破西迁之际，便迫不及待地下令：天下摩尼寺都籍没入官；公开焚毁摩尼教经像；勒令摩尼教徒还俗。这一切成为两年以后武宗灭佛的前奏，京城72名女摩尼教徒在这场法难中丧身，滞留中土的回鹘摩尼教徒配流诸道，死者大半。此后，摩尼教转入地下，并进一步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

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据说，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跣足”，宣称“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说摩尼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这是会昌灭佛后摩尼教的首次亮相，其后来的每一次新登场，几乎无不和下层民众的反抗狂■相结合，摩尼教徒也终于成了中国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

二、北宋：从明教到吃莱事魔

据徐铉的《稽神录》，泉州有“善作魔法者，名日明教’’，曾为人持经驱鬼。徐铉生活在五代宋初，足证入宋前后摩尼教已称为明教。这种以教主命名改为以教旨命名的更动，似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宋真宗时，张君房主修《道藏》，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和天禧三年(1O19年)先后两次下敕命福州献上《明使摩尼经》编修入藏；一说是当地有个大款买通了主持者，让他把《摩尼经》入藏，以便为明教争取合法地位。不论何说为是，此事表明：尽管已有正统眼光视其为“魔法”，但宋代统治者显然还未把它当作一回事。这时的统治阶级似乎还没有完全丧失自信力，还没有惊惶失措地要把流传民间的明教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未见有关明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测它并不张扬地从福建传至温州，波及两浙。直到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政和七年(1117年)与宣和二年(1120年)，由礼部两次命温州送明教经文入藏。入宋以来的百余年间，明教水波不兴，表明它充其量还只是抚慰信徒苦难的麻醉剂。但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端邪说倒不失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端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端邪说不胫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现实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

北宋到了徽宗后期，君臣祸国，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了。皇帝不能反，民谚就直斥蔡京和童贯等奸贼：“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明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收拾人心的。据《鸡肋编》说，“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以是诱惑其众。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明教在两浙传布尤为炽烈，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员报告：“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徽宗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颁下御笔：拆毁所有明教斋堂；限期焚毁明教经文；严惩为首之人；设立赏格，奖励告发。

然而，社会危机既然到达了临界点，一切都为时已晚。时隔六年，方腊就喊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不平之鸣，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应者云集，达数十万之多，席卷6州52县。方腊起义和明教的关系印证了恩格斯那段有名的论述：在中世纪，‘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珂’。北宋统治者这下才算真正领教了宗教异端所潜藏的巨大力量和所构成的可怕威胁，立即做出了全面取缔的决定。

既然定明教为邪教，就要给它一个恶谥。考虑到明教主张素食，以菜蔬为主；其奉事的教主摩尼，音与魔同，诬指其为吃菜事魔或魔教，应是统治者自然而然的思路。对此，宗教史家陈垣指出：“摩尼教治己极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不失为一道德宗教。当信仰不自由之世，以无大力者为之护法，遂陷于左道惑众之条，可叹也!”从此以后，吃菜事魔不仅用以指明教，还几乎成为宋代与明教形迹相似的所有异端宗教的代名词。

P36-39

一、我的学史琐忆

小时候，写过诸如《我的理想》之类的作文，记不起怎么写的(可见从小就胸无大志)，但肯定没打算以史学为营生。如今早过了知命之年，在大学里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已经二十余年，恐怕这辈子也就以史为业，不作非分之想了。但有时不免寻思：自己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对我来说，在这点上，不仅绝无家学可言，连起码的条件也没有。父亲虽然名叫茂才，是东汉以后对秀才的别称，却大字识不了一箩，一辈子都是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他识的字只够记豆腐账，但评话、弹词乃至旧戏却听得很多，晚饭桌上几杯下肚，借着有的话头，就会把相关故事给家人细说一番。父亲的记性好，不仅人名、梗概，连有的诗词都能复述出来。记得一个大雪天，他给我讲了一个皇帝斩钦犯的故事，那个被冤杀者名叫林郎(或者叫凌朗也未可知，因为父亲只讲没写)，临刑前做了一首诗，说天地百姓都将同情他的冤枉：

今日午时斩林郎，万里江山作灵堂。

明朝红日来吊孝，家家门口泪汪汪。几十年后，我偶读《清朝野史大观》，才知道他复述的竟是金圣叹《绝命诗》的民间版。原诗是这样的：

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

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诧异之余，仍不明白在父亲的转述里，金圣叹为何改了姓名，绝命诗怎么改了韵辙，也许是出白据金圣叹故事改编的某个旧戏吧。

总之，在现代新式教育普及以前，对中国旧时下层民众而言，他们获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就是历史小说、戏曲、曲艺，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可以说，父亲以普通老百姓的传承方式，无意之中对我进行了历史的启蒙。渐渐地，我也像他那样，守着一架旧收音机，把评话《三国》、《说岳》听得津津有味。儿时离家不远，有一家附设茶座的老虎灶，每天下午有说评话的，也蹭着去听过几次《武十回》。揩油或积攒了几分角把的小钱，放学回家路上，就会到小人书摊上，花一分钱看上一册连环画，一次看上一两册过把瘾，一套《水浒传》就是这样看全的。那时，《水浒》连环画共十七册，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还不是后来六十册一套，否则，吊胃口的日子还要长些。

进入中学后，对古典诗词一度入迷，那种美令人心醉，不但千方百计找来读，也学着写，当然很稚拙。我因而对古典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和终生的兴趣。高中只读了一年，就碰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没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呆在城里吃干饭，最佳读书年龄却找不到书读。文化大革命晚期，先有批儒评法运动，后有评论《水浒》热潮。两次全民性的运动，政治上都是所谓“伟大的战略部署”，却怪诞地出以中国古代史与古典文学的学术形式。不过，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当时无书可读的知识青年，尤其对我这样没有家学背景者来说，至少可以读到和买到中国历史与古典文学方面的基本典籍，我读《史记》与置备前四史就是那个时期。还得承认，这种以学术形式展开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也激发了当时相当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现在文史学界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很少没有不受那两大运动熏染、裹挟与影响的，但名声藉藉以后，却少有人承认自己是喝过那一口狼奶的。我倒愿意坦承，这本随笔集中《苟或的无奈》尽管是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改定的，对苟或的评价至今也没有改变，但初稿却写在批儒评法运动后期，当时把苟或说成是法家的对立面。

在那两个运动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再过一年恢复高考，我也试图挤上这班车，圆我的大学梦。填志愿时，究竟报中文专业去学古典文学，还是报历史专业去学中国历史，颇踌躇犹豫了一番。但是，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连大哥的命也搭了进去，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1978年初春，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本专著的《后记》里，我这样回忆：

我是在而立之年才进入大学学习的。一想到许多学者在这一年龄上早已著书立说，才深知所谓夺回被历史耽误的十载年华，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说。但既然学了历史专业，总不能泛滥无归，大约在1980年前后，决心追随程应锣先生研治宋史。

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接受了专业训练，一是明确了专业方向。

二、我的治史感言

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始终以史学为职业。有两个问题，不但学生会一再究诘，自己也会经常自问：为什么学史?怎么样治史?

对第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贤哲发过多少谠论。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概是最好的回答。至于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则错把批判的武器当成了武器的批判，其后的乱臣贼子也不见得因中国史书汗牛充栋而有所收敛，依旧生生不息，与时俱进。不过，国人始终相信史学有垂训资治的借鉴作用，唐太宗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司马光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资治通鉴》，都有这层意思在。中国先贤总让历史学承担起过分严肃沉重的负荷，相比之下，西哲则比较实在。西塞罗说：“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在他看来，历史学主要有助于人们在知识能力与人格情操上发育为一个健全成熟的人。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说的也是这层意思。在史学功能论上，中西史学似乎有着为人与为己的畛域差异。

我很喜欢一个朋友的提法：“出入历史。”历史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昔日世界，它曾是真实的，不像文学艺术那样，只是虚构与想象，可爱而不可信。历史中各色人等，各具个性，不管男女老少，尊贵卑贱，喜怒哀乐，美丑善恶，你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可以抉其隐私，审其灵魂，你可以论其优劣，评其得失，而无须担心他们骂你娘，告你状。历史中各种事件，首尾完具，无论纵横捭阖，刀光剑影，慷慨激昂，恩怨杯葛，你可以千载一逢，回首百年，你可以纵览始末，明察秋毫，你可以凭吊兴亡，指点功过，而不必担忧横祸飞来，狂澜既倒。任何读史者、学史者、治史者，既可以与历史的人与事保持着理性的距离，冷静理智就像外科医生面对手术的对象；也可以对历史的人与事倾注进感情的色彩，爱憎歌哭就像当事者面对亲仇生死。历史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出入自由、相对安全的；唯其安全，才能够自由出入。因而，他们不会孤独，历史里有那么多人，可以为楷模，为知音，为朋友，为同道，为邻居，为点头交，为陌路人，为竞争对手，为假想敌人；他们也不会寂寞，历史里有那么多事，可以去牵肠挂肚，去大惑不解，去猜度咂摸，去冷眼洞见，去审时度势，去设身处地，去把握领悟，去咀嚼回味，去举一反三。在历史里，他们读遍了历代家国的盛衰兴灭，阅尽了无数人物的生死荣辱，看惯了多少事件的血雨腥风，自然就有一种理智、彻悟、澹定、通达，就不会走火入魔去练法轮功，寻死觅活去跳地下铁。

一般说来，不以史学为职业的人，他们学史读史，主要就是为己，其高明者可以达到以上的境界。至于那些以史学为职业的人，一方面以自己的工作，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有助于人们把握历史大势，探寻因果联系，完善知识结构，陶冶人格情操，这是为人。另一方面，他们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也就是收获的过程，他们给予社会的，也正是自己试图获得的东西，这是为己。在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身上，为人与为己的两种史学功能是可以、也应该协调兼顾的。准此而言，以史学为职业的人，其读史洽史的方向与课题，只有在不受功利干扰而出于自愿选择时，才是全面实现史学功能的理想状态，才能以为己的目的播种耕耘，以为人的形式开花结果。

至于第二个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史家难以把握的维度。以往有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片面的强调导致影射史学的空前猖獗，史学研究最终失身于现实政治。物极必反，于是有人重提“回到乾嘉”的口号，抽去了对人类、对现实、对未来的人文关怀，史学成为冷冰冰的史料堆砌。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有失偏颇。史学是否应该回避现实问题，放弃终极关怀?似乎仍有必要重温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我还很赞同一位历史学家的话：

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怀，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关键不仅仅是肯定两者的联系，还在于如何把握这种张力?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颇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女子小人之间的关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史家应该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不与现实生活牵强附会，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由此获得对历史问题的本质认识，才能为现实的关怀提供一种历史的资源。我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里，就是这样去把握两者关系的。这种现实关怀并未引起同行特别的关注，反而让我有理由认为：这种维度把握恰到好处。

当然，并非一说到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就都是忧国忧民的沉重话题。类似王世骧研究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沉醉，对生活的挚爱，也是一种人文关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凭着自己的兴趣，我也写过一些关于生活风俗的历史闲文，在满足自我消遣的同时，也给读书界提供一种休闲读物。以我的理解，克罗齐所说的“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可以也应该是多元的。不仅如此，在史学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史家也不妨尝试多种体裁，既可以是体现研究前沿的学术专著，也可以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史学大师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

三、我的读史随笔

回顾自己的治史生涯，虽有小书三四册，论文数十篇，却都乏善可陈。不仅比起那些著作等身、创见迭出的大师汗颜惶恐；即便在述职考核时，也经常被排除在所谓过硬的学术成果之外。不过，契诃夫说过类似的话：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该因大狗的存在而不叫，所有的狗都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于是，我就心安理得以自己的水准、方式与喜好来学史、读史与治史。我的史学成品中，既有对现实政治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个人趣味的自我消费；既有对历史问题的探究思考，也有对典籍文献的考索整理；既有深耕细作的专业领域，也有心猿意马的越界飞行。这次蒙长春出版社杨爱萍、杜菲女史的雅意，邀我编一册读史随笔，略作汰选，归为四辑。

第一辑《两都来去》，是一组两宋历史的随笔。中国历史上周、汉、唐、宋，都有过两座都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南宋人管它叫东都，南宋的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就是专记北宋史的。南宋的杭州临安府，后人也管它叫南都，清人邵晋涵曾打算续编一部专记南宋史事的《南都事略》。“两都”就是北宋东都与南宋南都的合称，这里也借指宋代史。“来去”，既有来回忙活的意思，意在标榜自己在专业领域也是劳作过的；也有徘徊彷徨的含义，藉以表明还不至于白以为是。

第二辑《浒边谈屑》，是与《水浒传》相关的一组读史随笔。当时，安迪兄正以一人之力，编着风靡读书界的《万象》杂志，建议我不妨以《金瓶梅》为中心写点小品。《金瓶梅》虽敷衍《水浒传》一段故事，但作者是明人，涉及的主要是明代生活场景，明史我不熟，不能勉为其难，便建议取材《水浒传》。他在《万象》上特辟专栏，来满足我对经典小说的另类读法。这辑所收的文章，大多刊发在这个专栏上，但辑入时颇有增补改写。在《水浒传》的旮旯里，这类谈屑还可以扫出不少，希望将来能专出一本《浒边谈屑》的随笔集。

第三辑《史林折枝》，是一组宋史以外的读史随笔。内容五花八门，朝代也从先秦直到清代，足证我不守本分与不务正业。不过，我却不以为悔。就治史而言，当然应该术业有专攻，但专攻并非死守一隅而不越雷池，对那种凡是专业颇有所知、除了专业略无所知的专家，我虽不乏敬意，却期期不以为然。

第四辑《宫花寂寞》，是有关宫廷后妃的随笔。十几年前应一家出版社之约，拟撰一本描写后宫的读物。元稹有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有一种苍凉的凄美，就取其中一句作书名。当时，已经书写了十几万的文字稿，后因出国访学而计划中辍。这次，从旧稿里整理了几篇，聊作一辑。

编完以后，内容杂，在意料之中；要起一个统筹兼顾的书名，却有点难。但既然是历史随笔，总该凸现一种历史感。不禁想起小时读过的《三国演义》卷头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后来，电视剧也以它做片头曲，每当听着那迷惘苍凉而又雄浑放达的演唱，我的心就感到一阵悸动与震颤。这首《临江仙》出自明代杨慎的手笔，也许是毛宗岗修订时添加进去的，却浸透了历史的沧桑感。在永恒的历史面前，任何人都只是匆匆过客，个人的是非成败、悲欢离合就似行云浮沤，转瞬即逝，而明天就像海明威所说，“太阳照常升起”。这种大彻大悟，往往在白发晚年或许才可能有所体味。于是，才会浊酒青史，从容超脱。这册小书，虽未必“谈笑”，却也说了从古到今的不少事儿，既然喜欢这首词，就用其中一句作书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