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代以后，中国五口通商，上海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前沿之地，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从此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现象广为中外史家所关注，其中上海法租界从1849年形成到1943年被撤销的近百年历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国人梅朋和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运用法国领事馆、公董局、法国外交部的往来文书、信件以及档案资料，详尽地叙述了法租界的形成和发展，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法租界与外界冲突、争端和交融的过程，是一部讲述法租界历史的最重要的著作。

法国人梅朋和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运用法国领事馆、公董局、法国外交部的往来文书、信件以及档案资料，详尽地叙述了法租界的形成和发展，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法租界与外界冲突、争端和交融的过程，是一部讲述法租界历史的最重要的著作。

出版者的话

告读者

导言 外国人来到之前的上海

第一部分 法租界的初期(1848--1860年)

 第一章 回顾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前的活动

 第二章 法租界的诞生

 第三章 太平军叛乱——1853年的上海

 第四章 太平军叛乱(续)——1854年至1855年(2月)的上海

 第五章 上海和1853年至1860年的法租界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1860—1864年)——上海受到威胁

第二部分 法租界的发展和组织(1860--1900年)

 第一章 1860年远征后的法租界

 第二章 早期的公董局(1862—1865年)

 第三章 1865年的公董局危机——租界的组织章程

 第四章 1865年4月1日至1875年12月31日的市政管理

附录一 附注和附件

附录二 1848—1875年法国驻上海领事名单

公董局从成立(1862年5月l曰)至1875年12月3l日历届董事会名单

附录三 本书参考的图书、资料目录

附录四 人名译名对照表

太平军打乱几乎颠覆了清朝帝国，它最初是在广西省东部发展起来的。它的领袖洪秀全于1852年称帝，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太平军逐渐占据了广西全省，然后是湖南；将近1852年年底时，叛乱军跨过洞庭湖，进入了长江流域。他们一直推进到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汉阳和汉口。1853年1月12日攻取武昌，然后顺流而下，2月18日夺取九江，2月24日夺取安徽省首府安庆，3月8日到达著名的明朝故都——江苏省首府南京城下。

在上海，大家先是关切地，后来是不安地注视着这次进展如此迅速的暴动；既然江苏省首府也被占领，这股浪潮不会冲至上海来吗？中国官府焦虑万分，考虑着防御措施；商界——英、美商界和中国商界一样——眼看着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交易已经减少；自1852年年底起，货物就开始积压；有人估计这时上海各货栈堆积的百货价值二千万英镑……1853年1月21日，敏体尼写给使馆的一封信对当时情况提供了几个有趣的事例：“英、美商人都抱怨说，几个星期以来，没能销出一点儿棉布或呢绒，连鸦片烟也无法销售，每箱价格由五百六十元跌到三百九十元和四百元。”生意减少有三个原因：“叛乱者的迅速得胜；盗贼乘机大批出现，拦路抢劫，制造混乱；内河水浅。”

然后，他提到自己以法国领事身份处于这个危急的港埠不能不有所考虑，他接着写道：“我要请求您对我们在上海所处的孤立地位予以最大的关注，我在去年11月24日的快函中，请您能在可能范围内派一艘军舰给我，今天我要向您重申这个请求。在我目前的孤立状况下，我对任何事情都无法负责……有几个中国读书人和商人焦急地想知道法国是否有战舰来到此地，他们说，他们并不怎么怕叛乱者，因为这些人不一定会到城里来，他们怕的是跟在叛乱者后面活动的无数盜匪……”

一个星期之后(1月27日致政务司函)，敏体尼又提到这个使人烦恼的问题：“上海继续在流传着最令人恐慌的谣言，城里的富户不断地请传教士来劝说我，要求派法国军舰来上海，他们说，如果法国派军舰来，一定可以防止混乱和盗匪流痞的抢劫勒索，现在这帮人很多。他们好像很怕这帮人，比怕叛乱者还厉害。”

在3月3日致使馆函中，敏体尼又说，英国领事阿礼国曾写信给他，阿礼国没有明确提出派军舰，“但是，我觉得他写这封信除了这个用意，没有其他目的，我十分同意他这种有备无患的精神”。敏体尼深感身处事态发展的中心，太缺少安全的保障了；那时正是向北京运送贡赋的时节，河上挤满了帆船，因此，船户水手大量聚集，“这种人在革命时期是最危险的”。他去拜访了阿礼国，后者认为他担心欧洲人遭受抢劫并非是过虑；中国人欠欧洲人的钱不再偿付了，好几艘船因为无钱向海关纳税而不能起航。英国领事还说，道台吴爽官使他预感到，中国官方可能会被迫求助于欧洲列强来保卫南京和其他大城市……

3月15日，中国官方向法国领事作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很明显的尝试。道台得悉法国海防舰“喀西义”号(载炮六门，兵员一百二十五人)由卜拉舰长指挥，开进了宁波，就要求会见法国领事；他代表抚台恳切要求法国领事派这艘海防舰援救南京。敏体尼在4月15日致政务司函中写道：“我当即回答说，我万分抱歉，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且我不过是个领事，他应该了解我没有资格接受这样一个建议，我将把他的要求报告我的上级……”

“同日，3月15日，‘喀西义’号于下午3时停靠上海；我可以向您保证，它受到了英、美人士和中国人士的欢迎，因为恐惧已经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大家不无根据地担心英国的双桅小军舰‘百合花’号不足以保障安全。

“可尊敬的‘喀西义’号舰长卜拉先生对今后应采取的行动很快就和我意见一致了，他和我一样，听候上级的命令。我们一致主张，今后行动要极端审慎，除非由于您离我们太远而为了我国侨民的安全又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否則，我们绝不擅自处理。

“16日，我去见道台，向他介绍卜拉舰长；他又提出要求派‘喀西义’号去南京的事。我回答说，卜拉舰长和我一样，没有上级命令是不能行动的；但卜拉舰长委托我，在情况危急时让道台和上海其他官员以及他们的眷属登‘喀西义’号避难，以表示对道台的同情。在答复道台的正式照会时，我又重述了这个为他提供方便的意思。数日后，道台来到‘喀西义’号回拜卜拉舰长；又提出要海防舰开往南京的请求。”

敏体尼当然要把自己所持态度报告上司布尔布隆，3月3l日，布尔布隆从澳门答复他说：

“关于本月5日道台向您声明他受抚台之命要求列强援助，并要求您在‘喀西义’号抵沪时派该舰开赴南京一事，您所作答复，我完全同意。该日抵沪的卜拉舰长向您表示拟遵循之行动准则，我也完全赞同。我已和海军司令商定，卜拉舰长的任务应是对上海领事馆、传教士和法侨的生命财产给予一切可能的保护，除此之外，则完全恪守中立。不过，我想这种中立并不排斥某些间接的服务，如卜拉先生向中国官方表示的，在他们生命危急时可登‘喀西义’号避难；尽管道台有许多地方使我们不满意，但在目前情势下，提供这种方便是完全合适的。我甚至还想，如果‘任性’号也能及时到达上海，就可以在这两艘战舰中派一艘溯江而上，直驶南京，这样就能在必要时对清朝其他官员给予同样的庇护，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

“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还要告诉您，美国公使直到他离开此地为止，再三向我保证，他打算严守中立；另一方面，如果英国确实进行干涉的话，我看这也纯粹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国在中国没有这类性质的利益，因此，中立政策对我们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显得更为稳妥，而且它也是最合乎道义和公道的。”

以上就是在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前，法国当局对清朝和叛乱者之间的冲突所拟采取的政策。

为使读者完全明了下面将要叙述的事态，有必要先说明英、美当局的想法，并指出在上海居住和经商的英语侨民集团的心理状况。

英国全权公使、香港总督文翰爵士乘“赫耳墨斯”号战舰于3月2l日抵达上海，他明确表示不接受道台的求援。敏体尼写道：“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得到的指令没有授予他这种权力，或者是他想遵循英国的老政策——乘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时再作行动，他决定袖手旁观，等着。”

而且，就其性格说，文翰爵士也不是个主张强硬手段的人。在青浦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斥责领事阿礼国进行强硬干预；几个月后，我们还将看到英侨商行因自己的利益蒙受日益严重的威胁而深感不安，遂肉文翰提出要求，文翰却仅只表示十分惊讶：为什么他们早没有想到把积压在堆栈的货物转移香港呢？！他的行动就止于这个柏拉图式的表示。

事实上，面对促使他来上海的局势，在胜利的叛乱者和受威胁的清帝国之间，他只想严守中立，因为，他希望从这个正在努力建立的政权方面，获得比既存政权方面更好的待遇，并且他相信太平军运动的力量，毫不迟疑地认为这个运动是全国性的。

美国全权公使马沙利在1月份才从美国到达香港，他于3月28日乘三桅舰“色奎哈那”号抵达上海，与文翰会合。我们在布尔布隆的信中看到，他也声称严守中立，但他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却是大家料想不到的，在他看来共和党人无论如何不能干预百姓对君主的斗争。由于他没有能在南方递呈国书——众所周知，那时外国列强和清帝国建立邦交是通过广州总督办理的，他就决定将国书递交南京总督，他对敏体尼说，他“为达到这个目的，决定向叛乱者首领要二份战时使节通行证”。真是个旮隆的想法！但我们的领事猜到了他的动机和用意。“在这个大胆的行动里，清楚地暴露出美国人的冒险精神，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的进取精神。美国全权公使，按其年龄和法学家的身份来说，似乎应该是个持重的人，他和我们同样地知道，在这种内战的血腥斗争中，即使是简单的接见使节的仪式也是不可能举行的。但是，当他看出英国公使想保持现状，他肯定是想通过这个尝试来个先声夺人，促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当时侨民和商业普遍处于困境，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P40-43

自1840年代以后，中国五口通商，上海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前沿之地，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从此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现象广为中外史家所关注，其中上海法租界从1849年形成到1943年被撤销的近百年历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国人梅朋和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运用法国领事馆、公董局、法国外交部的往来文书、信件以及档案资料，详尽地叙述了法租界的形成和发展，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法租界与外界冲突、争端和交融的过程，是一部讲述法租界历史的最重要的著作。

1983年，该书曾经翻译出版过中文本，译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倪静兰教授，如今已过世。

中文本问世后，曾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和好评，但囿于时代的认识，在冲文本出版过程中，摒弃了原著中的图片资料，这些图片资料很珍贵，今天看来，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其珍贵的阅读价值。

中译本问世已24年，如今读者难寻踪影，但觅求者纷纷。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本社在征得原译者家人同意后，将中译本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在重新出版《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将原著中的图片资料补入译本中；对原译本中的讹误之处作了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