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了《人，究竟有没有灵魂？》、《走出礼宾府》、《漫画家廖冰兄预立的遗嘱》等近百篇2006年度中国杂文佳作，这些作品涉及了这个年度大部分的新闻热点，观点新，思想新，角度新，语言表达新，有冲击力。这些作品在主流刊物上发表，反响较大，反映了2006年度中国中篇杂文的创作水平。

本书精选了《人，究竟有没有灵魂？》、《走出礼宾府》、《漫画家廖冰兄预立的遗嘱》、《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关于北大特聘教授的低级对话》、《“水泥脑袋”如何成了艺术天才》等近百篇2006年度中国杂文佳作。

鄢烈山◇前言

张雨生◇“视察”杜甫草堂

刘 阳◇2005年，作为时评家的孟子

杨学武◇我看朱德当主角

符号◇“球形典型”的回归

黄团元◇马寅初何以在经济界享有盛誉

盛大林◇徐静蕾，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孔曦◇我们的愤怒如此苍白

饕餮◇新史记滑稽列传之愤青十年书

王宏任◇民国二十五年的香河县县志一瞥

熊培云◇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

大卫◇震撼未遂

王晖◇柳丝长玉骢难系

佚名◇故事新编之2005

汪强◇王熙凤放高利贷了吗? 

陈仓◇圈子是个套

陈大超◇像劳拉那样做女人

赵健雄◇用自己的方式与老天对话

田东江◇“×个”论

魏剑美◇我们还需要“爱人主义”教育

蒋元明◇解读现代“地主理论” 

章明◇不该还乡时莫还乡

何满子◇再谈周扬

冯东书◇一个宣传了几十年的错误口号

徐迅雷◇艾德雷的鞋底与小布什的鼻子

刘洪波◇专家说：国际形势一派不好

流沙河◇回望流年

陈四益◇运动型思维

资中筠◇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洪巧俊◇贪官嫁妻到美国

周士君◇新加坡经验的误读

宋志坚◇隔壁那栋“省长楼” 

朱涛◇歧视侮辱性话语的泛滥与道德的崩溃

十年砍柴◇滥竽充数有理

廖保平◇从朱元璋劝嫖到秦淮八艳

阿敏◇良心的空间

黎明◇民福国强之路

肖复兴◇郭德纲和媒体相声

王怡◇我们当中的蒙面人

邓伟志◇雷锋下江南

魏得胜◇世人岂能由你反

黄一龙◇咬文嚼字二则

高低◇“狗官”：对狗的侮辱

吴思◇爪牙的思想

焦加◇人格魅力

金新◇恳请全国人民向王旭明道歉!

丁林◇对米老鼠的理解错位

许纪霖◇好莱坞的东方传教士

吴非◇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么?

岳建国◇同是福利困惑，我们与欧洲不是一回事

朱大可◇“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

顾思齐◇欲赏樱花不自由

傅国涌◇《民国故事》二则

刀尔登◇陈园园的鼻子

叶昌金◇时评家看病

朱铁志◇中国式冷漠

染香◇“浪漫一夜”与“网络整风” 

金陵客◇春夜偶读

失眠的猫◇“路易十六之死”的财政缘由

伍立杨◇可怜的《李秀成供状》

薛涌◇中印大学之比较

余世存◇面霸

黄波◇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

徐怀谦◇君子身边小人陪

张鸣◇有兵便是草头王

吴钩◇盗户秩序

侯志川◇真的可惜了，孔庆东老弟!

严瑶◇余秋雨能否把自己放低点?

马加爵◇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

唐德亮◇“黑老大”帮政府“做群众工作”

潘多拉◇从“言者无罪”到“言者有功”

马布衣◇学者尚有一忌

练洪洋◇副职功能考

马立诚◇《碟中谍3》“有损上海形象”?

刘诚龙◇唐太宗的光辉形象是怎么弄出来的

陈长林◇“花儿”为什么这样衰? 

杨东平◇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袁晓明◇关联航93号航班坠毁前的表决

吴兴人◇知己为何变成路人?

笑蜀◇不均权，何以均富?

2可器◇中国最接近自由真谛的一句话!

曾荫权◇走出礼宾府

于坚◇网络大字报一言兴邦

长平◇又见大堰河

高立学◇谁来帮公安局长“寻枪”

孙振军◇彰显高尚何必拿弱者陪衬

秋风◇哈佛校长与北大校长的任期

“儿子”◇不孝子留给患癌母亲的信

曾颖◇记者为什么热衷曝光三陪女

唐昊◇从“群众”到“公民”之路

狐狸娘◇面对精神强奸，你会怎么办

徐冰◇易中天真的不“学术”吗？

陈洪◇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

梁文道◇请让唐山市民正当哭一场

王力◇使用假币 乱棍打死?

冯远理◇怎样才能办不好教育

乐朋◇叶利钦说“共产主义”

周实◇近思录六则

魏英杰◇国学不是一个“圈”

廖冰兄◇漫画家廖冰兄预立的遗嘱

党国英◇让坏事不要更坏

曹林◇骗子眼中无国界

迟国维◇城管“八不准”

慕毅飞◇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梅桑榆◇“凶险”骊山

杨支柱◇高莺莺案：重新鉴定又如何?

鄢烈山◇“寡人有疾”之新说

张瑞◇娶木子关的可行性报告

阮直◇品品易中天

何三畏◇关于北大特聘教授的低级对话

王春瑜◇“纱帽底下无穷汉” 

郭松民◇让公务员先满意起来?

杨耕身◇一道“温情脉脉”的面纱叫“和解”

连岳◇万恶的“恶搞”论

祖丁远◇商业巨子福特的理想追求

冯雪梅◇垄断巨人正在越长越大

王乾荣◇攀比特权

邵燕祥◇希特勒的伎俩

佚名◇关于干部外出撞死母猪的规定

狄马◇老子与林肯

小假乱涂◇没有人性光辉和温暖

赵牧◇一个中国人向华盛顿致敬的严重后果

郭巍青◇从阿忆“哭穷”说到高校薪酬

童大焕◇“水泥脑袋”如何成了艺术天才

水皮◇陈良宇算不算大炸弹?

庄礼伟◇编制中国民生痛苦指数如何?

黄永厚◇“先知者”和“一段木头” 

朱达志◇该给“冒越宪章”的唐僧一个什么处分

侯国平◇萨达姆让我惭愧

汪华斌◇在中国当官的感觉真好!

刘齐◇“那什么”与加码效应

我看朱德当主角

杨学武

朱德总司令在电影《太行山上》第一次当上了主角，我看后既感到喜出望外，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以往凡有老一辈革命家出场的影视片中，朱老总总是“老人组合”中的老配角。他紧跟在老主角的身边，一副笑脸相迎、憨态可掬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个人特写好像就是那个“叉腰做报告”的镜头。作为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总司令，却从来没有机会表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我因为非常崇敬和爱戴朱老总，曾经暗自为他打抱不平：既然是堂堂三军总司令，为何不能在与他有关的影视片中当主角?

大凡读过一点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德在中共历史上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地位，因此不需我在此为他“歌功颂德”。毛泽东曾有句名言：“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如果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朱的地位即使不在毛之上，也应该与毛“平起平坐”。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中共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其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朱毛”都是中共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朱德为何长期以来“反主为客”呢?个中之因，也许众所周知，但无人敢说破。于是有人便拿朱德的个人品德来说事，认为朱德的“配角意识”源自他的“伟大谦虚”。对朱德的谦虚，有人归结为他的“农民本色”，有人归结为他的“儒将风度”，还有人归结为他的“赎罪情结”。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

朱德是当主角还是当配角，似乎是他的个人意愿，其实并非他个人做得了主的。而且我认为，朱德是一个名垂千古的历史名人，他的角色如何定位，似乎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乎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朱德是民众和历史公认的主角之一，究竟为何不能当主角呢?民众有权知道内情，历史应该说明真相。

由此我联想到另一位应该当主角而曾几何时连配角都当不上的张闻天。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长期以来在中共的文件和报刊上，他的角色是不伦不类的“负总责”。直到1979年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才首次公布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后来中央党史有关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又说张闻天是“负总责”。于是有人找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要她同意在张闻天的生平履历上去掉“总书记”职务。刘英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便据理力争，经过艰难求证，终于弄清了张闻天当选总书记的由来。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念张闻天百年诞辰的文献记录中，开头的一句“关键词”就是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任总书记”。可在无可置疑的史实面前，党史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竟然还在审查该片时，提出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一句话。刘英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她还大发感慨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引自2005年第10期《炎黄春秋》)

刘英为张闻天力争“总书记”的角色，当然不是一个妻子为自己的丈夫“谋私”，而是出于公心为历史负责。而且这样的事情，不仅刘英要争，我等之辈的民众也要争。因为历史是属于民众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朱德终于也在影片中当上主角了，他和张闻天一样成了历史的“幸运儿”。不过我从《太行山上》看出，朱德这个主角当得并不怎么“名正言顺”。导演似乎担心朱德的主角戏太重了，会出现“有人往哪儿摆”的问题。于是专门为“不出场的角色”安排了几出“重头戏”：一是让朱德把“朱毛”的习惯叫法更正为“毛朱”；二是让朱德当者罗荣桓的面“表忠心”：“我朱德这一辈子跟过三个领袖，蔡锷、孙中山、毛泽东，跟着毛泽东是我最好的选择。”这几出戏虽然只是“小插曲”，可分量特重。我等观众一看就明白，朱德这个主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角，而是一个“前台上的主角”。

朱德担任总司令几十年，逝世至今也二十多年了，如今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在电影中当主角的机会，可这个主角似乎当得又有些勉强和窝囊。于是我想，如果他九泉之下有知，是感到可喜，还是感到可悲?

(原载《杂文月刊》2005年第12期上)

“球形典型”的回归

符号

去平遥古城，返程顺道看了大寨。40年前共和国的农业圣殿，经领袖号召、行政发动、媒体推介，一时成为举国朝拜的去处。那时通往昔阳路上是川流不息，有如“文革”中的大串联。有人开玩笑，光取经者们排泄的粪便，也够为大寨增肥献宝的了。而那里生产的，已不是粮食，而是成囤成仓的“经验”!看当年大小媒体的报道，大寨经验已远不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举凡“政治挂帅”、“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割?本主?尾巴”、民兵武装、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妇女家庭方方面面，都是出有经验的。用当时一位领导的话说，大寨是个“球形典型”。

典型而呈“球形”，是借用了物理学的原理。球表面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成为整个球的支点，让球立住。大寨“球”的任何一点，都会变换出令人羡慕的经验的。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经验终于销声匿迹了。拔高了大寨又回归到她应有的位置。

四十多年过后，大寨又如何呢?当年无缘亲炙其光的笔者，仍然产生一种想撩开她今日面纱的冲动……直到来到这里亲自观看与听介绍，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么赫赫有名的大寨，不过七百多户人家；驰名中外的虎头山，也不过五百来亩土地。当年竟然生产出那么丰富、完美、成熟、动人方方面面的经验，真是每寸土、每根草，都成了经验的结晶。

“典型”一词，在前苏联文学中是颇为走俏的。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不止于文学，实录的新闻报道也是奉为圭臬的。于是为某种需要而进入“高大全”误区，其结果可以想见。“球形典型”的信奉者满以为“样板度”愈高，则影响力愈大。常常接二连三、连篇累牍，排炮式地催“球形典型”问世，让人由起初的惊异，到倾慕，到最后的疑惑，到厌烦厌恶。

不必责备“笔杆子”们的一哄而上铺天盖地，受指派的使命与刚性任务的下达，是他们施展才干难得的机遇。当采访资源近于枯竭时，他们只好“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支点。于是有着许许多多支点的“球形典型”，就这样“横空出世”。

然而当时间与实践的针将“球”戳消了气，到头来则只能证明那不过是一只轻飘飘的气球。所谓“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其实是“掺水”、“拔高”的虚夸。不论在公众、在民间、在私下，人们在内心深处是并不认同的。毕竟绝大多数人是天然的唯“物”唯“实”主义者。

让人痛心的是“球形典型”带来严重的“殃及池鱼”后遗症。一次遭愚弄，久久存戒心，是难以治?的心理硬伤。既然曾经浪费了多次的“感动”，自然要产生持续的“抗药性”逆反。每遇“典型”即无论真假好次，先要“条件反射”式地打上大问号，要进行戒备式的审视，冷峻的甄别。心存芥蒂地嘀咕道：真这样么?

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表明几十年问我们确有一批真典型、好典型，至今仍高高矗立，深入人心；也毋庸讳言，一批假典型伪典型，也让人们伤痛犹在记忆犹新，其中不少早沦为笑柄。令人担忧的是时至今日，“球形典型”的嗜好与思维模式依然可见，有可能继续为害社会。

如今当我迎着夏风立在虎头山，以亲历者的身份俯瞰大寨，“河东河西”的沧桑感扑面而来。有意思的是，五百亩狼窝掌如今已不再生产粮食而改作了森林公园。尽管眼下不够浓郁，但黄土地上这或浓或淡的绿意，使人对大寨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

大寨人如今已将挖煤等重体力活交给了外地的民工；自己则从事着服务旅游的第三产业，出售包装精致的小米、玉米，手工缝制的鞋底、手帕；在窑洞里开饭馆，用特色的南瓜、玉米棒、自制的饮料，招待天南海北的客人。他们自己也告别了当年的那些“经验”。

典型也者，“型”是不可以轻易“经典”化的。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任何生拉、硬贴，人为、强求，都是徒劳的。倒是那种不怎么“经典”、不那么成“型”的典型与经验，倒比较容易接受公众与时间的“安检”的。

行走中，一辆带“8”字号车牌的新奥迪蓦地驰到了眼前，好熟悉的一张面孔走下车来，这不就是长白、长胖了的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么!原来她是专程前来接受香港凤凰台的采访的。不久又一阵风似的离开回她的昔阳去了。目送远去的车影，我又有一种“球形典型”终结的回归感。

(原载《四川文学》2005年第12期)

P6-11

鄢烈山

关于好杂文的标准和选编理念，在上一个年度的文选前言里，我已做了比较细致的阐述，今年自然不会有多少改变。上次前言提及而未能实现的设想是，除了编者平时留心、作者自荐之外，还请读者推荐。一则时间紧迫，二则在这方面也比不过杂文选刊社，人家本来干的就是这个事。所以，这本集子还是以我平时的选留为主。

我的感觉是好杂文空前地多起来了。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是杂文时代”，很多想法还是要借助传统的曲笔来表达，给公众人物“上课”也仅限于文化名人(如本书谈余秋雨、徐静蕾的)和“下课”的高官(如陈良宇)；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言论繁荣，最明显的是博客的勃兴。好杂文的主体确实在网络上，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能从网络上去找。本书选了几篇，品质应该说很不错的。比如： 《愤青十年书》，为这些年盛产的“愤青”(偏重于民族主义，而近两年又雄起了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的愤青)作传，有太史公遗韵；《中国最接近自由真谛的一句话!》以习见的“取款自由”为切入点阐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言近而旨远；《娶木子关的可行性报告》、《关于干部外出撞死母猪的规定》是文字“恶搞”，而立意并不恶。但是，为了不给出版社审稿添麻烦，编者也不想搞无效劳动，本书还是以选传统媒体已发表文章为主。

中国正在进入公民表达的时代。我所说的“公民表达”与有些朋友的概念不尽一致。他们特指普通作者包括一些时评写家；而我认为这些人是“公民”，有专业训练背景的专家学者也是“公民”，没有必要把知识精英们的公共话题写作单列在“公民表达”之外。

因为意识到我编的是杂文选而不是时评政论选，专家学者的时评文章虽然很多很优秀，一般也少用，而尽量地在杂文作者和普通作者中选择。薛涌、林达(丁林是其中一位)这些有海外阅历的作者，文辞虽不如龙应台女士有关感，但义理透辟、论据新鲜，打通中外，观照现实，直指人心，启蒙价值甚大；连岳、刘洪波、徐迅雷用杂文笔法写时评，或辛辣，或俏皮，或形象，皮里阳秋，每有可观；吴非、宋志坚业余坚持杂文写作二十多年，“敏”于事而巧于言，老到而深刻。他们都是多产作者，多情于民多思于事多发于笔端，而本书不能多选是一大憾。他们的，杂文集不能像易中天的讲稿一样畅销，甚至结集出版也难，良可叹也。

这里特别向读者推荐集子中的五篇文章。一篇是香港特首曾荫权(港人昵称“煲呔曾”)的《走出礼宾府》，内容是他写给香港市民的“家书”。当然，不是以“家长”的身份对“子民”讲话，而是情真意切地谈自己任职一年多的感受，“体会到个中真意，就是当权者不应高高在上，绝不能以一种精英的傲慢，由上而下看待平民百姓”；向民众表达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心愿，恳请“当大家见到我在茶餐厅吃牛腩面时，不要心里怀疑‘这个是否就是煲呔曾(曾荫权)?’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想，他这样讲和做，不是我们惯见的官员作秀。在香港那种地方，若搞“外松内紧”警戒森严的作秀，不是向公众和媒体讨骂吗?对比他的“家书”，我们看看常见的“满大人”的讲话文本或电视新闻，可以产生许多感悟。

还有一篇是《漫画家廖冰兄预立的遗嘱》。大师的人格，人格的大师，这篇短章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读遗嘱想见其为人，不仅有通达的人生哲理，也毫不掩饰毫不宽假地时社会积弊尤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森严的官本位等级制表达了轻蔑和厌憎。

另外三篇，一是青春已化为灰烬的杀人罪犯、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提审期间写下的心路历程《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二是长沙市下岗工人、四十八岁的无牌“摩的”司机陈洪的博客《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三是今年7月媒体披露的将患癌老母遗弃在医院的一个“不孝子”留给母亲，实即写给医院和社会的一封信。  这五篇都是“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的文章，不为稻粱谋不为作秀不为投机，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所谓言为心声，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也。它们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因此是最有感染力的杂文，就像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样。

后三篇来自当今中国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人员(我想写“人士”，却感觉不合用词常规)，使我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杂文写作的。杂文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用鲁迅的话说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歌功颂德还叫杂文吗?即使那些思辨性的杂文，不直接批判某种社会人事，针对的是习焉不察的错误观念，那也是批判性的，要人警醒的，而决不是“光明颂”和“欢乐颂”。可是，单篇文章固然有侧重点，难免“深刻的片面”，乃至为了强调而夸张而故作决绝，作者却应当心明如镜，心存平恕，不仅对历史而且对现实秉持“同情性理解”，对社会的进步要有耐心。以马加爵为例。他所述说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恰如原编者按所说“读他的心声，不禁为之落泪”，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构成他残杀多名同学的理由，他一念之间毁人毁己，其偏执到走火入魔的教训是值得人们吸取的。不仅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从他的毁灭汲取教训，“血气方刚”的杂文作者也一样要正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历史的积弊，用一种坚定的理想主义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而不能像某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把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制度和他人，而无视个体包括我们自己的道义责任。

由这三篇文章，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关系。我很赞成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两书中提出的观点。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革命思想家，他最看重自由(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对民主可能导致的“民主的暴政”怀有忧虑，但是他相信“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将不会闹事。”而“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他甚至预言民众“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他似乎知道今日的中国有些农民和下岗工人为什么怀旧起来了，居然留恋没有个人自由的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在民主制度下，平等的社会价值高于自由。这样的说法与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有所不同的，即以民主为前提，而民主是以政治平等为前提的。否则，就是“好行小惠”而“言不及(社会正)义”了，要建设和谐社会真是“难矣哉”!读上述三人的文章，我们难道不会感到，他们的贫困潦倒，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贫困吗?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时也就必然要限制某些阶层的特权)，就是对他们最有效的救济。

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本经典著作叫《为平等而密谋》。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今中国，当然用不着为此而密谋。让我们理直气壮地为平等而鸣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