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所刊作品，以散文杂文文化时评为主，所以作家们大抵都以此类文章样式谈文说事抒发情感。从本书的叙介文字中，还可以了解一些也许能引起你兴趣的“信息”，诸如：喜欢写太阳写大海的刘白羽先生，其生命历程中最后两篇以大海为背景和内容的散文，正是发表于《朝花》；萧乾先生自《梦之谷》之后为何不再写小说？刊载于《朝花》的《回首(梦之谷)》中对此有答案。暮年高晓声对农村现状的复杂情感，袁鹰对副刊杂文传统承继的呼吁，郭风、鲁彦周晚年的文字追求，徐开垒写巴金时如何探究“内在精神”，陈祖芬一改“专写普通人”初衷而写起了市长的缘由，等等，相关的篇章中均有所述记。此外，欲知“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论争的后期进展，可从有关贾植芳、何满子、秦瘦鸥的篇什中见其端倪；刘心武《红楼》新解中的“三钗”探佚，其中“两钗”在完成探佚小说之前，曾分别在《朝花》披露思路“草图”，以此“投石问路”……凡此种种，汇合起来阅读，可以窥见文艺家们对于文化真理、艺术思路、创作实验等等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其间自然也蕴涵了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文化创造实践的活动特点和内在规律。

喜欢写太阳写大海的刘白羽先生，其生命历程中最后两篇以大海为背景和内容的散文，正是发表于《朝花》；萧乾先生自《梦之谷》之后为何不再写小说？刊载于《朝花》的《回首〈梦之谷〉》中对此有答案。陈祖芬一改“专写普通人”初衷而写起了市长的缘由；“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论争的后期进展；刘心武红楼新解中的“三钗”探佚，其中“两钗”在完成探佚小说之前，曾分别在《朝花》披露思路“草图”，以此“投石问路”……在书中相关的篇章中均有所述记。

“红楼”怀想——刘白羽印象

那支“极聪明极成熟”的笔——萧乾略记

读周而复手礼

果然清光照人——柯灵散文漫说

高晓声两题

陆文夫两章

“樱榴居”文思——鲁彦周随笔印象

邵燕祥的文字境界

袁鹰：心仪的前辈同道

记得那谦和的声音——秦瘦鸥略忆

犹见枫叶红——郭风的散文追求

绿窗文谈——何为的散文性情

忧患深深走过来——徐中玉随记

贾植芳：晚年笔墨中的精神慧光

小说家的别样风采——漫话刘心武

枯荷听雨心亦静——读陈丹晨随笔

文洁若：翻译家的另一些侧面

最后的文稿——写在拾风谢世时

“一统楼”里论春秋——何满子的杂文风骨

握紧批判性之“剑”——冯英子的杂文锋芒

文缘村漫话——徐开垒著述生活片断

雪梅清阁——才女作家赵清阁

读而识史　品而识味——唐振常的文风雅渊

蒋星煜文心不老

风景旧曾谙——邓云乡的怀旧文章

张海迪的文学风帆

俞天白：岁月中的打磨

陈祖芬，那颗年轻的心

论者眼光诗性情怀——我所认识的吴欢章

龙华夜谭……——简写徐城北

辞林芳菲不寻常——上海女作家文稿印象

(竹林、殷慧芬、王晓玉、王周生、陈丹燕、

秦文君、程乃珊)

后记

刘心武先生研探《红楼梦》的方式和内容，除了拥护者外，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和驳诘，批评者中的一位就是心武的熟友、我的老同事陈诏先生。作为红学家的老陈，不认同刘心武“秦学”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但编副刊要贯彻学术民主和双百方针精神，而且他觉得刘心武是著名作家，潜心研究红学的精神也值得鼓励，所以陆续予以编发见报。接下来他便自己著文，与之展开争鸣。在《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这篇文章中，陈诏以原著为依据，对秦可卿这个人物作了多侧面的论证和分析，认为心武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有创见的地方，应予肯定，但从总体来说，“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却未免求之过深，以致超越历史，陷入空想，钻到牛角尖里去了”。陈诏认为做文学评论，必须实事求是，重考证，如果“凭空臆想，穿凿附会，恐怕难免重蹈索隐派的覆辙”。在尔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陈诏认为刘心武沿着索隐派的思路越走越远，“没有求证或证据不足就发表奇谈怪论，即使哄传一时，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

对于陈诏的批评，刘心武的态度是平和的。老陈的第一篇文章写好后，曾复印一份寄给心武，他读后回信：“学术问题原只有(在)坦率有时是尖锐的争鸣中，才可推进大家的认识……”在《红楼解梦》一书的序言里，再次说到陈诏等人对他的驳诘和争鸣，给了他很大的推动力。老陈在不同意刘心武作品中一些主要观点的情况下编发这些文章，显示的是大报编辑的大局襟怀和民主作风，刘心武对论敌的批评表示恳切的欢迎，也是一种坦荡的君子之风。记得大约是1994或1995年，刘先生曾访解放日报，文艺部请他在山东中路的一家饭店吃饭，由陈诏和我两人作陪。当时他们已有过激烈的文字交锋，但席间只谈当下文情，并未提及论争之事，整个过程显得气氛欢快，似乎他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近年刘心武的红学探佚再起热浪，他也因此又一次名声大噪。就此现象，笔者曾问陈诏老友有何感想，老陈微笑着说，当前的文化现象很复杂，文化思维多元共存，各种精神产品都可能拥有自己的受众和市场，所以出现这样的热闹不奇怪，不过在学术界，在文学专业的圈子里，对这样的怪论不会有很大兴趣，只能听之任之吧！老陈在这里仍用了“怪论”两字。笔者的想法是，《红楼梦》既然是一部小说，对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进行学术上的考证和研究有价值，对之进行个性方式的探佚同样也有其选择和发挥的自由。也就是说，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和意义存在。世界本来就是多样化的。

近十来年，刘心武在花大力气从事红学研究的同时，他的散文、随笔创作也进入丰收期。我觉得他这方面的作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明显的平民视点。那几年发表于《朝花》的《聆听春声》、《晚发》、《美丽的藩篱》、《雨夹雪》等等，大抵都是写普通人的故事。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题材，来看望他的昔日学生，小区熟人，乃至送货上门的商业员工，他都能从与对方的交流中发现写作素材。低姿态，勤采撷，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其选材的一大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联系他的《公共汽车咏叹调》、《5·19长镜头》等纪实作品，可见其现实题材作品贴近性“路数”之一斑。

小说家写散文，有写得很精彩很成功的，也有一些人，容易把小说的“元素”，把写小说的某些习性，有意无意间过多地沿用到散文写作中未，这样就可能出现与散文体性不是十分协调、和谐的情形，诸如立题的较为随意，结构、文字的精炼度不够，以及散文特有的节律韵味感稍有欠缺等。我感觉小说名家刘心武的有些散文随笔作品，或多或少地也存在这样的情形，有着改进和提高的余地。

记得是1996、1997年的时候，我曾先后两次上刘心武家探访约稿。那是北京安定门外东河沿的一栋高楼，唐达成和陈丹晨两位也住在那栋楼宇里。其中一次是晚上去的，事先也没有联系，做了不速之客。当时心武还在用晚饭，手里端着个小酒杯，可见他是常要喝一点的。他问我是否也来一点，我已吃过晚饭，也不会喝酒，所以辞谢。他先是边吃边同我说话，吃完后便坐到沙发上来。我们聊得很愉快。说话的内容较杂，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说到了用电脑写稿的情况，当时作家们正纷纷“换笔”，心武也已能熟练地使用电脑，顺利的时候一天可写四五千字。为说明“换笔”的好处，还讲了他几年前丢失一篇数万字中篇小说致使杂志社临时换稿的窘境，刘先生的结论是：如果用电脑写，丢十篇稿也不怕。二是说到了他的写作近况，精力相对集中于几个方面：小说、散文和建筑随笔。似乎没有说到红学研究，可能是随意之中漏了，也可能那些日子暂未安排这方面的写作。从时间上看，关于妙玉的探佚，那时应当是在酝酿之中的。到了2007年，刘先生出版了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四棵树》，正是小说、散文、建筑随笔、红学研究四个方面的形象说法。

P96-99

中国人办报，在看重报纸新闻属性的同时，也很在乎它的文化价值。比如我国早期创办的报纸，就有了不同形式的文艺副刊，让读者在看新闻的时候，也能够从容地品一杯“文化香茗”。如此一张一弛，真的是一种比较完美的阅读方式。新闻报纸的这一种“中国特色”，有5 000年文化古国的大背景，是在情理之中的。至于鲁迅先生曾经在两年之中为申报的《自由谈》撰写杂文140篇，柯灵先生作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主编，在报纸受到敌伪势力炸弹恐吓后迅即发表《暴力的背后》檄文，那是特定时代的文化景观，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副刊有时候是可以成为激烈的思想文化交锋的平台或曰“阵地”的，在那样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杯香茗”了。

我国的报纸副刊自创办始，就有社会文化名流的积极参与。名家支撑，各类专业和业余撰稿人通力合作，是刊物品质和活力的有效保证。各代名流在副刊园地发表文化主张，议论社会人生，交流学术意见，抒发审美情感，当然也可以简而言之为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艺。——所以倘要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是少不了报纸副刊文章“这一块”的。

笔者吃新闻饭数十年，有过几段编文艺副刊的经历，尤其是解放日报的《朝花》，与之相伴十几个寒暑，借大报名刊之光，同各类撰稿人交往，其中就有一大批文界艺界的驰名人物。那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老文艺家中的多数人仍用笔写字，即便用上了电脑，寄稿时的附信多半还是用笔书写。因此之故，当时做编辑的就有了一些有利条件，除了在文稿往来过程中“抵近性”地吸收营养，学到有益的东西，还能欣赏许多人的一手好字。只是那时实在忙，文稿也实在多，虽有心珍存，实际上仍只留下了一部分(联系时间较长的郭风先生存函最多，有近60封之数)，然而集合起来，还是有些可观的。在编辑、写作流程均已电脑化、现代化的今天，它们确乎已属于“最后的风景”。与名家联系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对其文其人的特点有了较多的了解，心底里便留下了一幅各呈风姿的“群英图”。也因此脑子里生出了一个念头：既然有这么一些文风雅渊值得怀想，那么何不把自己的片断印象写出来，配上若干手迹图片，弄成一本书呢！于是在出版社编辑的鼓励下，付诸实施。书中所记作家的情形，都是鄙人作为编辑与之文字交往中留下的记忆以及个人视野所及的延伸性了解，内中对一些文稿、作家的简单评说，也只是一己之见，未必都妥贴的。录入的限于文学家，其他门类的名人也有作品和信函联系，均未收入。另有一些熟稔老友，反而没有留下手迹。书中有若干篇章是过去写的，此次作了修订，有了一些新的内容。

如上所说，报纸副刊和社会和时代如影随形，总能敏感地反映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和动向，反映文艺家的创造思路和艺术个性，所以从本书涉及的作家和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这方面的一些现实投影。《朝花》所刊作品，以散文杂文文化时评为主，所以作家们大抵都以此类文章样式谈文说事抒发情感。从本书的叙介文字中，还可以了解一些也许能引起你兴趣的“信息”，诸如：喜欢写太阳写大海的刘白羽先生，其生命历程中最后两篇以大海为背景和内容的散文，正是发表于《朝花》；萧乾先生自《梦之谷》之后为何不再写小说？刊载于《朝花》的《回首(梦之谷)》中对此有答案。暮年高晓声对农村现状的复杂情感，袁鹰对副刊杂文传统承继的呼吁，郭风、鲁彦周晚年的文字追求，徐开垒写巴金时如何探究“内在精神”，陈祖芬一改“专写普通人”初衷而写起了市长的缘由，等等，相关的篇章中均有所述记。此外，欲知“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论争的后期进展，可从有关贾植芳、何满子、秦瘦鸥的篇什中见其端倪；刘心武《红楼》新解中的“三钗”探佚，其中“两钗”在完成探佚小说之前，曾分别在《朝花》披露思路“草图”，以此“投石问路”……凡此种种，汇合起来阅读，可以窥见文艺家们对于文化真理、艺术思路、创作实验等等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其间自然也蕴涵了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文化创造实践的活动特点和内在规律。

《朝花》作为著名大报的综合性文艺性副刊，所刊名家作品人头众多，蔚为大观，他们平时由各编辑分头联系，本书收入的作家，只是笔者在某些阶段直接联系并留有资料的一部分，并不也不可能反映刊物全貌。在十余载编辑生涯中，我不但有幸结识众多有名的和无名的文字朋友，也得到了编辑同仁和相关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报社，第一把手重视和关心《朝花》，是代代传承的优良传统。“做嫁衣”的同道之间，则是有着别一样的情愫的，因此也常念及他们。至于上海远东出版社对出版此书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文心”明白，就不多说了。

书稿完成，在读、校清样的过程中，眼前闪过一个个熟悉的面影，也似乎从一些侧面重温了他们的文采风流。其中有些人如今已不在人世，然而故人留下的文字，承续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其“文心”依然“活着”。书稿中传递的信息，不论是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一个具体的文字园地传出的“声音”。鉴于这些文字旅人自身的学识、经验和社会地位，其“声音”的影响就并非只具“新闻”的效应。换句话说，“信息”可以过时，但蕴涵其中的经验和精神，是可以具有长久的意义的。

如果说这本集子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我想首先是因为它记录了一批文艺家活跃的文化主张和思想情感。虽然拙著所记只是他们整个文化活动中的“一滴水”，“一片叶”。

作为《朝花》园地的耕耘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有着长长历史的“文化体”，受到报社各代领导人的关心，并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呵护下生存和运作。在这里，我们接受着在传统和时代养料结合中形成的刊物精神的熏陶，也熟悉了在长时期中孕育和发展而成的刊物“性格”。

鄙人是1984年来到文艺部的。当时这个部由吴芝麟主政，我侧重于编副刊。那些年，我们在包括办刊在内的编务中有着良好的合作。芝麟上调离社后，我接棒主事部务，在做面上工作的同时仍用很大的精力关顾这块文化“绿洲”。记得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报社高层曾多次专题研究《朝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办刊方针，对原有的格局进行了适当的修订和完善。比如把原先“综合性文艺性”的定位，调整为“文艺性综合性”。又如在具体的办刊要求方面，前后两任总编辑陈念云和丁锡满吸收各方意见后，逐步形成了“新、广、杂、雅”的“四字经”。关于刊物定位和四字要求的具体内涵，我曾在《朝花之缘》一文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这里不再赘言。总起来说，我以为四字要求的本质是坚持了一种文化精神，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这个副刊的个性和灵魂。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目前我国的报纸副刊在设置和经营上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现象。传统文艺副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适当的改革，发生一些变化，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以为在长时期中积累形成的基本办刊经验和办刊精神，是任何时候都有承继和借鉴的意义的。事实上，报纸副刊在中华文脉、中国新闻和文艺事业中的位置和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并已有了有关这方面的专门性论著。

至于《朝花》“园丁”们在漫长的耕耘岁月里的自身故事，不在本书的录写范围，但有一点是可以说几句的，——在解放日报这个人才“高地”，我们的小团队中也不乏才女才男，他们服务于编辑主业，又各有所长，其间有红学家、诗人、词人、散文作家。“做嫁衣”之余，也常有自己的产品，参与社会文化交流。应当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当今沪上新诗和旧体诗词领军性人物中的季振邦和陈鹏举，就是从《朝花》走出去的。我想，除了个人的秉赋与努力，特定环境的思想文化影响，与他们的成才发展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这本集子在成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各位朋友的关心和帮助。长岛、秋石、冯士彦等分别提供了陆文夫、贾植芳、高晓声的照片，书中写到的一些作家本人，也给予了热情的配合。书稿付印前，有朋友问我，上海女作家中，另有几位盛名作家因何未写，此情在序文中已说过，我与有的作家没有或少有直接的文稿往来，就未予录写，在这里，绝无他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