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思想家阿多诺的政治传记，全书共分16章，具体内容有：寻找学说、哲学和音乐、坚决要求公正：社会学研究所俗气艺术、死亡和危机、在变化的形势中阅读、美丽的新世界、权威性的性格，圈子的病态化、法兰克福学派与大学生的冲突、被遗弃的房间等篇章。主要介绍了其一生所经历的事迹以及对后人的影响。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写道，“如果一个男人，他有着足够的兴趣，用最伟大的正当和细致来评判精美艺术的产品；如果一个男人，极愿意离开房间，离开可以碰见那维持着虚荣，或许硷有社会情趣的美景的房间，转向美丽的大自然，为的是在这儿刚思维进程中为他的精神找到快感，而他自己从未完全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观察他的这个选择，并假定他有着一个美丽的灵魂，对自己的东西怀有兴趣，可艺术鉴赏家和爱好者不会因他的这个兴趣去对他的灵魂提出什么要求的。”

《美学理论》一书没有完成，本是打算反对唯心主义的艺术哲学，去拯救自然美的。在阿多诺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观察他的人们，完全能想象得出，在这些日子里他早期的思想是怎样试图和晚期的思想对话的。“大自然，高尚、教育和修身养性的一个源头”——这是阿多诺毕业考试中的作文题目。“自然，这个词”，作文中写道，“就其广义来说，意味着无意识存在的全部。”“到大自然去”无非就是说，“到那儿去寻找无意识的存在，它在那个外在世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紧接着的是第一个文化理论：文明时代的人献身于纯粹的意识，发明了机器，但这样一来那思念就同时苏醒了，“要去重新赢得失去的无意识之物”。寻找自然的人，他是要“在与有意识的文明的对立中寻找无意识的存在”。人在修身养性，在反映周围自然的规律时他受到了教育；他认识到，“所有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在后来的《美学理论》中，说的是“鉴于风景的理智”。

它所展现的程度，局限了有意识生活中突出自己的那些意义。自然就是如此这般地把人“从可以理解之物引到不可理解之物，并迫使他产生敬畏之情”。只是在自然那儿，个体才体验到法则，“这他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想不倦反抗的法则，在无意识中发挥着作用，他猜想这一巨大法则像规定星星那样规定了他灵魂运行的轨道。然后他知道与星星和所有他身边的无意识之物，它们都因精神法则而充实，沉甸甸地像树上的果实：上帝。”“排斥了”非理性的他，现在用所有的感官感觉到了它，他“在意识中丢掉了灵魂，又在无意识那儿找到了它”。

这些句子表露出来的高涨热情，是属于阿多诺青年时代的。他的理论发展，是想为当时所领会的内容寻找一种经得起一个成熟男人批判的语言吗?因为《美学理论》还在抱怨说，尽管是在极为清醒的状态下，在抱怨自然美景这一类别的命运：它“被排斥了”。阿多诺写道，他再次拾起了对被排斥的非理性的忧伤，支持“为了自然美景而进行的修正过程”。反映自然，现在是意味着回到美学经验这个根本上去。赋予自然以美景的，依照后来的构思，是“深呼吸”的机会。这是《启蒙的辩证法》和它的征服自然会带来灾难的论点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即自然就其本身来说，必须作为哲学和美学观察的对象予以高度评价：“瓦莱的海比大教堂更美丽说明了文明的最高阶段”。但对呈淡紫色荒原的文化产业画面，“连那画的马特峰”也持有异议，同样是可以理解的。难道这是与一座山，像策兰心里念念不忘的一次“山中谈话”，还有他那巨大展开的画面作了真实接触后的差别，把阿多诺引到了菲士普?伊丽莎白·伦克指出，这一地方对阿多诺个人来说，肯定意味着是一个独特的理想景色。

序言

第一章 期待时的迫切心情

第二章 寻找学说

第三章 哲学和音乐

第四章 坚决要求公正：社会学研究所

第五章 俗气艺术、死亡和危机

第六章 在变化的形势中阅读

第七章 在朦胧之中

第八章 开始流亡

第九章 美丽的新世界

第十章 《启蒙的辩证法》

第十一章 舍恩贝格、福斯特斯和斯特拉文斯基

第十二章 权威性的性格，圈子的病态化

第十三章 “或许我们该返回德国”

第十四章 法兰克福学派

第十五章 反抗是种信息

第十六章 与大学生的冲突

后记：被遗弃的房间

致谢

缩略语

人名对照表

第一章 期待时的迫切心情

奥斯卡·维森格伦德(1870 1946)是位富商，做着葡萄酒买卖。他是犹太人，但皈依了新教，也让自己的儿子改信抗罗宗，不过，这完全是遵照他那信天主教的太太的意思。阿多诺的母亲玛丽亚，娘家姓卡尔维利一阿多诺(1864—1952)，是位移民的女儿，父亲是科西嘉的一位击剑冠军。母亲的妹妹，钢琴家阿嘉特·卡尔维利一阿多诺(1868 1935)也住在这个家里。阿多诺喜欢谈他的家谱，他的家族可追溯到阿多诺·德拉·皮亚那，那时属于格努泽·多根家族，因这个家族与科隆纳王室有血缘关系(就如经由海格立斯与朱庇特攀上亲戚关系一样)。——反正他的朋友和学生彼得·冯·哈泽尔贝格是这样说的。在这儿先得说一下有关这个家庭的传说，不过这也是世问的一则逸闻而已：这户人家人才辈出，只是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倒并不那么典型。对一个投身于美学理论的男人来说，意大利血缘不管其真实程度如何，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伊曼纽尔·康德称，“意大利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一流艺术欣赏力”；维克托·黑恩说，意大利是“嘹亮歌喉的故乡，那是一种高贵生理结构的象征”。在意大利，从古希腊、罗马经文艺复兴到近代，都有着有关艺术的历史记载，这成为欧洲的典范。正是在意大利的悦耳歌声和德国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中，阿多诺后来看到了维也纳音乐传统中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两者相互契合的条件，他似乎从中看到了从莫扎特到他的老师阿尔班·贝格的广泛的相互联系。奥斯卡·维森格伦德年幼时在英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哈泽尔贝格所说的那样，他“长得瘦小，但却很结实，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他终生都是个醉心于英国的人。但要补充的是，这种偏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兰克福是司空见惯的，对普鲁士保持一点矜持也是一种时尚。”在皈依基督教后，犹太教更多的只是成为了一种记忆。但这是对一种严格的、反对神化的上帝概念的历史记忆；是对被选定、遭迫害、流亡的记忆，是对弥赛亚的期望、先知的正义热情，对归于犹太民族的伦理地位这段历史的记忆；是对作为外来人有可能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宫廷中充当析梦人和征兆解释者这种地位的记忆；是对阅读和学习文字的记忆，是对找寻历史上上帝留下的足迹的记忆。从将痛苦和希望用世界历史中未曾有过的方式加以戏剧化的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中，渗入了一种悲伤、渴望的特性。还有陌生的东西——尽管像阿多诺父母这种情况是由母亲传递来自南方的知识，而父亲传递的是有关犹太人的情况——对一个孩子来说，始终是强制他去强烈地感受这一点。来自父母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文化内涵不是那么简单、天真地随便接受的，而是要求在内心时时作出默想。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早就显现出天赋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他的家庭同样是由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组合而成的。

此外，该家庭还具有一种热衷于交际的、世界主义的特征。阿多诺在流亡美国期问写下的散文和格言集《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的《香水草》，沉醉在与世界坦率面对的令人喜悦的经验之中。该散文讲述的是家庭的一位女性友人来访，客人名叫伊丽泽·冯·赫茨贝格尔，时年15岁的阿多诺向她献上了他根据特奥多尔·施托姆的诗歌而创作的最早的两首歌曲：“有客人来家里过夜，他那充满着期待的那颗心比起圣诞节前夕跳动得更快。那期待并非要得到礼物，而是生活将发生变化。他被允许看那来访女士打开行李，看她把香水置放在走廊里。香水散发出与记忆一般的香味，他第一次闻到时就有这种感觉；上面写有Su、Prettahaus和Madonna di Campiglio标牌的箱子装有阿拉丁神灯和阿里巴巴宝石，它们都被华丽的织物包裹着；来访客人穿的衣服是从瑞士和南蒂罗尔的商旅货栈中连夜用小轿子运送过来的，为的是让人们开开眼界。”世界之广袤，即便只是邻国，也在孩子面前展现着自己。

音乐构成家庭的文化中心。属于阿多诺学生辈的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克卢格，有一次曾讲起，阿多诺的母亲——哲学家总是称她为“从前的皇家宫廷歌剧女歌唱家”——是怎样扮演《齐格弗里德》中的林中小鸟这一角色在欧洲巡回演出的。对阿多诺肯定拥有的在音乐文学方面的丰富知识，流传着令人钦佩不已、但有时也令人难以置信的轶闻趣事。托马斯·曼在与阿多诺共同创作《浮土德博士》这部音乐小说时说道：“他通晓典故，对音乐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一位与他共事的美国女歌唱家告诉我：“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熟知世上的任何一个乐谱。”佃这种能力很早就形成了，而且是不费气力、信手拈来；阿多诺写道：“那些我们通常称作古典的音乐，在我孩提时代通过两只手的弹奏已经熟知。这很少是从交响乐和室内乐的作品中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由装订工制成大部头绿色书籍的帮助，它们也是不易进入寻常人家的。它们做的似乎很适合让人翻阅，早在我能认识音符以前，我就获准翻看这些书，不过只是凭着记忆和辨音力罢了。”然而，阿多诺起初时学的是小提琴和中提琴，后来学习谱曲，和声学则是自学的。

音乐的踪迹也见于阿多诺儿时对阿莫尔巴赫的回忆。这是个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美丽小城市，坐落于东面的奥登瓦尔德山区是人们的度假胜地。阿多诺后来怀着极大的好感所描绘的这座城市的面貌，也是日耳曼神话传说中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化在一个孩子的想象中似乎感觉到的满足。“沃尔克曼：一座山，它的名字是幅画，是个残剩下来的亲切巨人。”这篇小作文以这种赞美的话作为开头，这是阿多诺最早的童年画面，他在很久以后与莫尼卡·普勒斯纳的谈话中称自己是个“山人”。有关1914年以前那旧式的、安静而又闭塞的德国，阿多诺从未怀有相似的好感。连铁匠铺也成了一个缩小了的瓦格纳宇宙：“齐格弗里德的塑像早在太古时代就耸立在阿莫尔巴赫，按照齐滕费尔德的原始资料中的说法，他被砸死在这林木茂密的山谷深处。他就如此进入了儿童的图画世界。美因布劳下方的豪涅柱建于民族大迁徙时代，是根据匈奴命名的，至少当时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这要比以前无名无姓的年代要好多了。”渡船，那个“远古时代的运载工具”也让人想起尼伯龙根中的恶人：“当哈根把神甫从这个运载工具上扔进多瑙河里时，他是唯一被尼伯龙根救起的人，没有比这一工具更简单和更实在地到达对岸。这一目的性极强的美景给人以追溯过去的力量。人们默不出声地谛听着渡船掠过水面时发出的声响，是那样的意味深长，因为它和几千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个男人身上是如此早、如此无拘无束地进行着这社会化的过程，作为年过30的中年人，在回望他必须离开的国家时，写下了批判性的《试评瓦格纳》——他像玩儿似地完成了它。在阿莫尔巴赫，他结识了画家罗斯曼，“我的工匠歌手，‘在那儿歌唱的鸟儿，鸣声悦耳’就是在那些天里写成的，那是罗斯曼最喜欢的歌词，我把它比做了阿莫尔巴赫。这座小城离开法兰克福只有80公里，但却在弗兰肯境内。罗斯曼的一幅名为‘科伦福特的磨坊’的画，是幅未完成的作品，严重受损，但它吸引着我。我母亲在我离开德国前把它送给了我。它陪伴我前往美国，又陪我回来。在阿莫尔巴赫我又与罗斯曼的儿子相遇了。”还在美国流亡期间，美因弗兰肯地区的景色，就常常是阿多诺魂牵梦绕的画面。不仅仅是瓦格纳，现代派诗歌似乎也在阿多诺的双亲家中颇受欢迎——这个家庭的书卷气，肯定要比人们讥讽地称之为“知识市民的”家庭要浓厚得多。佐马·莫根施特恩，一位爱开玩笑，有时并不总是那么牢靠的观察家，他称听到过阿多诺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姨母阿嘉特对波德莱尔了如指掌，还在我是个小男孩时就和我讲起了他。”后来当阿多诺研究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他从来不会忘记回忆起在学校之外所学到的知识：他是这样认为的，谁在小伙子时一下子爱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他才能理解这个歌剧。如果有谁要从心底里觉得《蝙蝠》好听，那么就像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所写的那样，“他必须知道什么是蝙蝠：母亲肯定给他讲过，这不是指那会飞的动物，而是化装舞会的服装；他必须能想起来，曾有人讲给他听过：第二天他才可以去听《蝙蝠》这部歌剧。”P5-9

在简短地刻画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性格时，阿多诺说起了他儿时对这位作曲家创作的一个作品的怀念。它为一种浓郁的时代气息所包围，那是种让这位小男孩无法理解的神秘气息，他只能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它的存在。但大人们要给他解释清楚也非一桩易事。在看歌剧《莎乐美》时，人们告诉他，这是关于一个牛头的故事。看威尔地的《奥赛罗》时，他被告知这是有关一块手帕的故事。在得不到解释的时候必须开动脑筋去想象。阿多诺这样写道：“我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了Elektra这个词的涵义。这个词，发出怒号、传播着由人编造的恶毒可又让人渴望知道的传闻，全然像本城的一家大型化工厂，它有着极为相似的名字(德文中的电流为Elektrizitat——译者)；像电流般冰冷而又白晃晃地刺眼，它似乎就叫电；是一种用电推动的互相牵制的系统，它泄出氯气，只有成年人才可以进去，它发出亮闪闪的光，机械性的，对健康有害。”这是指当时人们通常见到的一种情况，那时现代工业正在法兰克福兴起，同时也指阿多诺家中的情景。何多诺音乐方面的启蒙教育由其母亲担纲，她是位歌唱家。伯绽伯恩哈德·维森格伦德，是位自然科学家，在1894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电·它的生产·实际应用和测量》，这是本科普读物，适合于每位读者。对这个男孩来说，“Elektra”这个词表示着现代，它既近在咫尺但又是那么遥不可及，这是个不加区分，将艺术、社会和生产力汇集在一起的一个标题。

1903年，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艾丽卡》(Elektra)在柏林首演。那是阿多诺来到人间的一年。1903年，古斯塔夫·马勒创作了他的第六交响曲，他结识了阿多诺·舍恩贝格，后者在这一年完成了《古雷之歌》(Gurreliedet)和《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 lJnd Melisalde)——尤其是后一部作品，是处处动摇音乐界限的一个乐曲，它引领了无调性音乐的开始。弗兰克·韦德金德的戏剧《地神》以及他的散文集《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问世，接着，1904年出版了《露露》的续篇《潘多拉的盒子》。年方二十的安东·冯·韦贝恩写下了他的第一批没有编上号的歌曲；此时阿尔班·贝格开始作曲；正是这位贝格，他悉心照料自己的学生阿多诺，后来为《露露》改编成的歌剧谱了曲。不仅仅是乐曲，而且听众对音乐的接受都开始发生变化。1903年，人们第一次将威尔地的全部歌剧录制到40张虫胶唱片上。  

1903年是现代派遭到印象派排斥的一年，不只是在音乐中，同时也是开始形成自己的、严格的规则的一年。从当时正在画《熨衣女工》和《古雷之歌》的毕加索那儿，阿多诺后来说，这促使他站到了与造型艺术关系的中心：“我还无法区分魔术和震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画，那恣意挥洒和构思严谨的画面结构给我带来的震撼，以致无法继续翻阅这本必须一看的、似乎承受着历史灾难的重压、无奈地遵从着绘画内部发展规律约束的画集。艺术训练的另一头，被阿多诺后来称之为文化产业的东西正在萌芽：广告艺术成为德国工艺美术学校的课程。1903年，也是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对时代作诊断的学科而显露头角的一年。这一年，格奥尔格·西梅尔写了一篇题为《大城市和精神生活》的杂文；埃米尔·涂尔干在大学作关于社会和道德的讲座；马克斯·韦伯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尤其是探讨社会学是否可以进行“无价值的”研究的问题。在德国，这一年，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的前身问世。在美国，福特公司成立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化和组织化的整个时期留下了它的大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党代会上批判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因为他要用和平演变和改革式的制度变化来替代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解释说，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时，用马克思的最有名的一句哲理性句子作为她文章的开头，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03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比埃尔·居里，表彰他对放射性现象进行的研究：大自然本身有着巨大的引力。莱特兄弟成功地作了首次飞行；灵活性和危险性以同样的速度在增长。托马斯·曼发表了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将艺术家与市民对立起来。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分裂为由列宁领导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有着改良倾向的孟什维克。还有：特迪熊(Feddybgt)在莱比锡博览会上由玛加蕾特·施泰夫作了展示——它的名字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起的，他在一次外出打猎时让一只熊从枪口下死里逃生。“特迪”(ieddie)这个名字也将成为阿多诺在家中和他的友人称呼他的绰号和昵称。

阿多诺的后期哲学著作《否定的辩证法》的开头，听起来像是后来对罗莎·卢森堡援引马克思的话所作的回应：“或许这一解释还不足以预言实际上的过渡阶段”。如果不是试图将其与1903年作为哲学家的那一情况相联系，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中展现它，将它说成是规范的，并在最后断定这种情况所拥有过的时代早已消逝，那么阿多诺的作品会是怎样的呢?但这是否也可以证实，在他出生的时代背景下，是否会有另外人涌现出来?

“哲学本是用来兑现动物眼中所看到的东西的”，1956年3月24日，阿多诺对马克斯·霍克海默说。

被遗弃的房间

瓦莱，法文为Le Valais，是瑞士南部的一处景色，把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的特征糅合在了一起。说德语和说法语的城市和乡村相互为邻地交错在一起。这个地区气候宜人：来访者可以指望这儿有着舒适的温度和少量的雨水。葡萄比瑞士的任何一处都要长得好。当人们在18世纪发现这儿的美景时，让一雅克·卢梭在他的第23封“新的海洛薇兹”信中就已对瓦莱赞美不绝；单单是纯洁的山间空气就给人以内心的平和；瓦莱的大、美丽和多姿多彩，构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魅力。“最后，我不知道这场戏剧是如何魔术般地、超自然地变来，它吸引着精神和感官；人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人们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了。”一片狭小的范围内，布满了对比强烈的景色，也让作瑞士之行的歌德流连忘返：他于1779年11月8日写道，“看一眼美丽的瓦莱山谷，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穆措特安家的赖纳·玛丽亚·里尔克，给一位女友描绘了“奇妙的瓦莱山”：“我是一不小心上这儿旅游来了，是到西雷和西翁来的；我给你们说过，这些地方在我身上像施展了奇特的魔术一样，因为我是去年在收葡萄的时嗅第一次看到如此美景的。在这儿的秀丽景色中，西班牙和普罗旺斯如此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在那时就让我心旷神怡：因为这两种景色在战前的那些年代里就比其他地方给我留下更为深刻和决定性的印象；而现在又在瑞士这广阔伸展的山谷里找到了它们融合在一起了的声音!这种相似、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不是什么模仿。还在不久前，我看了一本介绍生长在瓦莱地区各种植物的小册子，书中说这儿生长的某些花只在普罗旺斯和西班牙出现；蝴蝶也是同样的情况；一条大河罗讷(Rhone)河对我来说一直是最神奇的河流之一]的精灵携带着天赋和亲缘关系在大地间飞舞。它的河谷，在这儿显得宽广，在这极大的边缘地区内，散落着多个小山丘，蜿蜒起伏，放眼望去，是一个变换着奇妙色彩的戏中布景，一定程度上，又像在下一盘用山丘做棋子的棋，这些山丘不时地在棋盘上移来动去。好像还有些山丘在被移走和增加进来——映入眼帘的东西，每移动一步都有新的奇妙的变化，变化的节奏之快，像是在不断创造着万物——古老的房屋和城堡在这光的游戏中移动，是如此的妩媚动人，好像它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又要把葡萄产地的斜坡、森林、林间绿地和灰色的石脉岩作为自己的背景，把它们作为挂毯工场所采用的画面；因为难以形容的(几乎是无雨的)天空，从遥远的上空加入到了这一景色之中，用这样的精神空气赋予它们以灵魂，让这些东西以特殊的方式彼此相依，完全像在西班牙那样，似乎可在某个时段展现那种紧张状况，那是我们在一幅星座图上看到的星星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里尔克描述的，是一件有着高度反差的对应景色：作为自然美景完美化身的瓦莱。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写道，“如果一个男人，他有着足够的兴趣，用最伟大的正当和细致来评判精美艺术的产品；如果一个男人，极愿意离开房间，离开可以碰见那维持着虚荣，或许硷有社会情趣的美景的房间，转向美丽的大自然，为的是在这儿刚思维进程中为他的精神找到快感，而他自己从未完全具有这_柙能力：所以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观察他的这个选择，并假定他有着一个美丽的灵魂，对自己的东西怀有兴趣，可艺术鉴赏家和爱好者不会因他的这个兴趣去对他的灵魂提出什么要求的。”夏天，法兰克福的形势已让阿多诺呆不下去了，他来到了瓦莱这一大自然中，来到了瑞士的菲士普(Visp)，这个海拔600米，可以清楚地看到马特峰(Matterhorn)的地方。不远处，在罗讷河上游的拉农墓地，葬着里尔克。阿多诺的女秘书埃尔弗里德·奥尔布里希在1969年7月22日写信给阿尔弗雷德·佐恩一雷特尔：“阿多诺先生身心疲惫，于昨天度假去了，他让我对您的来信表示感谢。他真诚地请求您，不要因他没有亲自给您回信而生他的气；这几行字只是他的感激表示，是他与您友好关系的见证。”

《美学理论》一书没有完成，本是打算反对唯心主义的艺术哲学，去拯救自然美的。在阿多诺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观察他的人们，完全能想象得出，在这些日子里他早期的思想是怎样试图和晚期的思想对话的。“大自然，高尚、教育和修身养性的一个源头”——这是阿多诺毕业考试中的作文题目。“自然，这个词”，作文中写道，“就其广义来说，意味着无意识存在的全部。”“到大自然去”无非就是说，“到那儿去寻找无意识的存在，它在那个外在世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紧接着的是第一个文化理论：文明时代的人献身于纯粹的意识，发明了机器，但这样一来那思念就同时苏醒了，“要去重新赢得失去的无意识之物”。寻找自然的人，他是要“在与有意识的文明的对立中寻找无意识的存在”。人在修身养性，在反映周围自然的规律时他受到了教育；他认识到，“所有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在后来的《美学理论》中，说的是“鉴于风景的理智”。最后，自然所经历的，会将人“从自我这个个体抬高到充满意义的整体上去，284多话一邵政洽传记。

抬高到宇宙中去，它能提升他”。⑩它所展现的程度，局限了有意识生活中突出自己的那些意义。自然就是如此这般地把人“从可以理解之物引到不可理解之物，并迫使他产生敬畏之情”。只是在自然那儿，个体才体验到法则，“这他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想不倦反抗的法则，在无意识中发挥着作用，他猜想这一巨大法则像规定星星那样规定了他灵魂运行的轨道。然后他知道与星星和所有他身边的无意识之物，它们都因精神法则而充实，沉甸甸地像树上的果实：上帝。”“排斥了”非理性的他，现在用所有的感官感觉到了它，他“在意识中丢掉了灵魂，又在无意识那儿找到了它”。

这些句子表露出来的高涨热情，是属于阿多诺青年时代的。他的理论发展，是想为当时所领会的内容寻找一种经得起一个成熟男人批判的语言吗?因为《美学理论》还在抱怨说，尽管是在极为清醒的状态下，在抱怨自然美景这一类别的命运：它“被排斥了”。阿多诺写道，他再次拾起了对被排斥的非理性的忧伤，支持“为了自然美景而进行的修正过程”。反映自然，现在是意味着回到美学经验这个根本上去。赋予自然以美景的，依照后来的构思，是“深呼吸”的机会。这是《启蒙的辩证法》和它的征服自然会带来灾难的论点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即自然就其本身来说，必须作为哲学和美学观察的对象予以高度评价：“瓦莱的海比大教堂更美丽说明了文明的最高阶段”。但对呈淡紫色荒原的文化产业画面，“连那画的马特峰”也持有异议，同样是可以理解的。难道这是与一座山，像策兰心里念念不忘的一次“山中谈话”，还有他那巨大展开的画面作了真实接触后的差别，把阿多诺引到了菲士普?伊丽莎白·伦克指出，这一地方对阿多诺个人来说，肯定意味着是一个独特的理想景色。在《美学理论》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关策马特(瑞士的一座著名山脉，滑雪286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圣地——编者)的决定性句子，那里也出现了马特峰，仿佛它是“儿童们画的一座有着绝对意义的山，好像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山”。阿多诺死于1969年8月6日，“是在一次爬上他最喜爱的马特峰之后”，伊丽莎白·伦克是这样记载的。这让人们又一次想起了阿多诺对莫尼卡·普勒斯纳说的话：“我是个山民。”或是他在22岁时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山对我来说媾最合适的地方，(……)我不担心会失去真实性，如果我打算今扁在南蒂罗尔和维也纳之间安排我的生活的话。”

在《否定的辩证法》里，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句子：“但自历史将相互比较的那个时刻，是非永恒的时刻。”到自然的人，高中毕业生阿多诺是这样写的，“必须有明亮的眼睛”的耳朵，但迎面而来的是那轻轻来到身边、睁着和善大眼睛有神秘的东西，是它们，破译了这位文雅之人的所有概念。自然受到全体人民的喜欢，他们喜欢神秘的东西就像吉赛人喜欢偷窃；自然受到诗人、音乐家和无用之人的喜欢，但也那些有着大胆思想和清醒勇气为最后和最隐蔽的东西而们的喜爱；他们大家都热爱自然，歌德、荷尔德林、舒伯勒、艾兴多夫和尼采还有毛帕桑特；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到自己都丢失了自己，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腾写回他们的故乡去了。”286阿多诺：一邵政洽传记圣地——编者)的决定性句子，那里也出现了马特峰，仿佛它是“儿童们画的一座有着绝对意义的山，好像它是全世界唯一的～座山”。⑩阿多诺死于1969年8月6日，“是在一次爬上他最喜爱的马特峰之后”，伊丽莎白·伦克是这样记载的。这让人们又一次想起了阿多诺对莫尼卡·普勒斯纳说的话：“我是个山民。”⑩或是他在22岁时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山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地方，(……)我不担心会失去真实性，如果我打算今后在南蒂罗尔和维也纳之间安排我的生活的话。”④

在《否定的辩证法》里，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句子：“但自然和历史将相互比较的那个时刻，是非永恒的时刻。”④到自然中去的人，高中毕业生阿多诺是这样写的，“必须有明亮的眼睛，敏锐的耳朵，但迎面而来的是那轻轻来到身边、睁着和善大眼睛的所有神秘的东西，是它们，破译了这位文雅之人的所有概念。所以自然受到全体人民的喜欢，他们喜欢神秘的东西就像吉卜赛人喜欢偷窃；自然受到诗人、音乐家和无用之人的喜欢，但也得到那些有着大胆思想和清醒勇气为最后和最隐蔽的东西而战斗人们的喜爱；他们大家都热爱自然，歌德、荷尔德林、舒伯特和马勒、艾兴多夫和尼采还有毛帕桑特；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人为找到自己都丢失了自己，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腾空而起，回他们的故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