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介绍了王安石生平事迹以及其的变法改制内容、意义及遇到的阻力，具体包括：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革新、王安石推行新法及其所遇阻力、王安石对待敌国外患的决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王安石的暮年和身后等内容。

北宋中期积弊至深、内忧外患扰攘之际，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一身任天下之责，推动富国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变法革新运动。苏轼说：王安石才识“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其魄力“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王安石“三不足”的境界，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同时也成为脱离了广大知识阶层的人物，加上政治风云的变幻，倾泻于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始自生前，至南宋愈演愈烈，几近千年而未得涤清。

邓广铭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倾注了巨大心力，历经半个世纪四写王安石，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时代眼光与严谨精神。本书铺展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图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变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

序言

第一章 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

 第一节 从童幼到青少年

 第二节 进士及第和初入仕途

 第三节 王安石愿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

 第四节 王安再到北宋朝廷供职

第二章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革新

 第一节 任翰林学士期内的王安石

 第二节 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革新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第三章 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

 第一节 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

 第二节 王安石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

第四章 王安石推行新法及其所遇阻力

 第一节 有关理财和兴农的各种新法

 第二节 有关恢复民兵制度和加强军作战实力的两种新法

第五章

 第一节 全力支持王韶对西蕃诸部的招讨

 第二节 在契丹统治者两次制造衅端对的对策

第六章 王安石的两次罢相

 第一节 宋神宗畏天变与王安石的首次罢相

 第二节 战略设想的破灭和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

 第三节 略论宋神宗、王安石二人间的关系

第七章 宋神宗的逝世与宋廷政局的大变

 第一节 宋神宗的逝世和保守派人物的当政

 第二节 章惇就役法问题对司马光进行严厉驳斥

 第三节 新法全被废罢

 第四节 司马法、文彦博等人弃地与敌

第八章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第一节 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

 第二节 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

 第三节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

第九章 王安石的暮年和身后

 第一节 十年的退休生涯

 第二节 身后的冷落

附志

编后

第一章

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  

第一节从童幼到青少年

一 王安石诞生的时间、地点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人，这不但从北宋以来官修、私修的各种史书当中记载全同，而且也见于王安石所写的《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一文当中。此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丘上。北折而东百步为祥符观。观岸溪水，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庐为之近者邪!虽其身去为吏，独其心不须臾去也。

在这里，王安石不但描述了他的庐舍在临川城内的地理位置，而且描述了庐舍周围景物之美好，使他在壮年宦游外地之时，心中也无一时不眷念着环绕这庐舍的大好河山。这段话，反映出王安石对临 川县城具有多么浓厚的家乡情结。

尽管如此，王安石却不是诞生在临川城内的这所庐舍中，而是如《清江县古迹志》所载：

维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为临江军判官，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日维崧。至于其诞生的年月日时，则南宋初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王公进退自安》条所载最为详确，那就是：在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亦即公元1021年12月18日辰时。

二 王安石的父母

王安石的父亲名叫王益，是一个有志于在从政的实践中作出一番事业，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他只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但凡所到之处，总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除弊的事，因而全都有治绩，去职后也都有遗爱。例如他做知县的第一任是知新淦县，在他去职三十年后，该县吏民还在追念他的德政。当时极负盛名的学者胡瑗在编写《政范》时，就曾把王益治县的某些政绩采掇到书中。

王益重在务实，所以他写作的诗文比较少。然而他并不是不善为文的人。当他还只十七岁时，就拿了自己的文章去求张泳审阅，得到张泳的赞赏。

王益做地方官吏，“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他居家，也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这也可以使我们能够想象得出，王安石从幼小到少年，从他父亲那儿所受到的言传身教的情况。”

王安石的母亲姓吴，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并且有高见卓识的妇女。曾巩称颂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她的母亲(王安石的外祖母)黄氏，也是一位有文化知识的妇女，而又兼喜阴阳数术之学，所以吴夫人“亦通于其说”。这当然也会在王安石的学习过程中起些作用。吴夫人是王益的继室，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为她的亲生子，前房所生则为安仁、安道二人，而吴夫人对于前房所生的两子的爱抚反超过她的亲生子，可见她是一个十分贤惠的人。而在王安石的诗中，有寄朱氏女弟的，有寄沈氏女弟的，也有寄虔州、江阴二妹的。这两位女弟知书能文，显然也是从其母亲学来的。

三 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王安石从童年到少年，大都是跟随父亲在其仕宦之地，只有十三岁至十五岁诸年，则因王益丁父忧而在临川家居，这时安石当也居于庐舍中。不论在临川这三年内，还是以后诸年的生活情况与心路历程，在他“示诸外弟”的一首《忆昨诗》。中都可以探索出一个梗概。《忆昨诗》是他进士及第并已到扬州做了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因思乡情切，特地请了探亲假，回到临川去探视-他的祖母谢氏时写出的。其确切的年份与季节则应是庆历三年。(1043)的暮春与初夏。诗的开头是从其对城内幽美环境所存《留的印象说起的，接着就述说了他少年期内的志向与追求。兹分段渺录此诗的原文于下，并分别略作一些解释。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困困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这里所说的“昨”，当即指在临川城内居住的三年而言。这里所提及的丙子，是指宋仁宗景祜三年(1036)。这年，王安石虚岁十六，虽刚刚超过了孔子所说的“志学”之年，然而他已经恃才傲物，经常过着吟风弄月、流连光景的生活，把有关国计民生、政治经济的所有现实问题，一概不放在意念当中，而专要凭靠能诗善赋去博取功名禄位；对于世人所广泛称道孔孟等圣贤人物的安贫乐道，自己却绝不肯把他们放在话下，奉为立身行己的楷模。

明年亲作建(昌)[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曼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唏。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钟山薇。

这一段所包括的时间，是从景祜四年夏季到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在景祜四年去做建康府通判，而在宝元二年(1039)死于任上的。其后的三年，则是王安石留在建康，与家人共同守丧。据这段诗句所述，这段时期，乃是王安石的治学道路以至他的人生哲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从他到达建康以后，他猛然地醒悟到：时光在不停息地前进，少壮时如不选定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和前进道路，那必致终生无所成就。为这种觉醒意识所推导，他辞谢掉一切属于婚丧庆吊的世俗应酬，也不再风流自赏和流连光景，而专心致志地去钻研学术，并且以古代的曾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契、稷那类人物自许，希望能和他们先后交相辉映于史册之外。

可见，王安石在其青少年时期就已立定志愿，既不要作只会写些诗词歌赋的骚人墨客，也不要作只会背诵儒家经典的庸俗书生。他已抱定了学以致用的目的，要为他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肩负起他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任务了。 

在居处于建康府长达五年，并一直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奋进不已的王安石，同时还受到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例如范仲淹、欧阳修、胡瑗、李觏等等人物的启迪，逐渐形成了他自己在学术上的卓越的认识和见解。见于他的述作中的，就有以下诸事：一、他认为，从两汉以来的儒生们，为《诗》、《书》、《易》、《礼》等书所做的传注，使得儒家的这几部经典更受“汩”“蔽”，因而其本义更加“冥冥”，读者更难得其确解，遂致千百年来的读书人全被这班俗儒们所误害。0二、他还认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因而，他的阅读范围，决不以儒家的经典和前代儒生们的著述为限，而是“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即在阅读儒家经典时，他也绝不拘守前代儒家的传注，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去理解它们。正像苏轼于王安石死后对他所作出的评价那样，他是“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的。三、他还喜欢进行一些调查访问。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各种生产事业方面最富有实践经验的“农夫女工”，他更是“无所不问”，借以验证从书本得来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o这样的一些学习和验证的做法，就使得王安石不但对于古代典籍具有真切、独到的体认，而且对于现实社会中某些现象和问题具有深刻的体察，也就远远超出于与他同时代的一般读书人和士大夫们之了。P1-6

我现在刚刚把那本撰写于70年代的《王安石》的修改工作进行完毕。这次修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经历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更加明确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国、治事、治学、治史的正确导向；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11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

我当然知道，王安石发动于九百年前的那场变法革新政治运动，是不可能、也不应当与当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也不能把二者进行任何类比和比附。但是，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我重写此书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我是从现实政治经济的飞腾活跃的改革场景的体认，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于王安石变法革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了要重新改写《王安石》一书的意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我就写过一本取名为《王安石》的小册子，开宗明义，我突出地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原则，以为这虽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的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当他到中南海去拜会毛泽东主席时，毛泽东称赞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的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这次的谈话传出之后，人民出版社即来人与我商谈，要我把50年代初所写那本小册子尽速稍加修改，最好争取在1972年底即能出书。我却以为，那本小册子乃二十多年前所作，要重印，必须作大幅度的修改才行，于是商定于一年之后交稿，我也的确按照预定时间交了稿。但当时全国的学术文化界，却正上演着“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这两种闹剧，当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首先印出了百来本讨论稿，送到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讨论时，所收集到的意见，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对于“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反映都很不够，亦即很缺乏“时代气息”。责编先生且为此而从上海的报刊上剪来几篇有关的社论交给我，供我进行修改时参考。为求书稿能够出版，我自不能传承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那种精神，而是按照从各处讨论会上收集来的意见，把全书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1975年5月才得以出版。可是，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出版社要重印此书时，提出要我加以删削和修改的，却正是以前要我补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那些文句和段落。

当那本《王安石》再版出书之后，香港一家报纸刊出了一篇简短的书评，题为《邓广铭三写王安石》，对于我的那本著述，有所称赞，也有所批评。对批评者提出的一些意见，基本上我都是同意的。此事过去已将近二十年了。我现在却要在垂暮之年，主动地来四写王安石。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次的重写，不但并非多余，而且十分必要。理由如下：

在70年代曾两次印行的那本《王安石》(印数达九万五千余册)，其中所搀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污染因素，应当继续加以清除，这固然也可以作为这次重写的理由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却还另有所在。

王安石可以被称为诗人、文学家、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政治改革家，而我在过去三写王安石，以及这次四写王安石时，所要着重加以表述和描绘的，则一直是选取了他作为政治改革家的一面。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变革他都具有理想和抱负、韬略和办法。宋哲宗即位之初，做中书舍人的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他“名高一时，学贯干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等于说，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衡量，王安石的生平行谊，不但全都符合，而且到达了极高的境界。这些语句，尽管是依照司马光致吕公著函中所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为基调的，可是，在苏轼加以升华之后，格局境界却大不相同了。但与王安石的生平业绩相比照，却还是属于实事求是，而并无溢美拔高之处。所可惜者，这一次极公允的评价，在其发布之后，却一直被湮没在出现于它以前和以后的、大量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记述和议论当中，从而未能引起当时以及后代人的特别注意。特别是蔡京与宋徽宗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而放僻邪侈、祸国殃民、无所不为，并在蔡京策划下树立了“元祜党籍碑”，致使新旧两派更势成水火，而蔡京与宋徽宗的种种罪恶行径，终致使北宋政权为南侵的女真铁骑所覆灭。但蔡京势焰薰灼之日，在他所提拔的一群福建人中，也有保守派人物的徒众，例如杨时就是从学于程颢、程颐的人。这些受过蔡京恩惠的人，对于蔡京的一些祸国殃民行径，虽也有时形诸奏章，进行论劾，但在另一方面，也总要设法稍加开脱，于是就用推本求源之计，认为王安石是变法改制的始作俑者，遂把天下之恶皆归之于他。杨时在宋钦宗即位后，就曾上疏说：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

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

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谨按：安石挟

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

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请看，杨时在《疏》中并未举出任何事实为证，而只是根据司马光的一句预言，就把蔡京的一切罪行都转嫁到王安石身上了。

福建崇安县的胡安国，他的仕进虽全与蔡京无关，但程门的高弟杨时、游酢等人都是他的好友。他对王安石之不列《春秋》于学官，竟也指斥为“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这里的所谓“用夏变夷”，当即指女真兵马侵据中原，颠覆了北宋政权而言。

在杨时、胡安国诸人大倡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为北宋灭亡的祸端之后，南宋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敢持异议，遂使此说成了定论。一些博学多识的学者，如南宋的朱熹、吕祖谦，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也都不免接受这一定论，甚至更加以阐发。及至一些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之类流行于世，凡读过几年村塾的人，几乎全是从北宋末年邵伯温冒苏洵之名，专以诋毁王安石为目的而撰写的《辨奸论》中知道和认识王安石其人的，故王安石在这些人的脑海中，是一个极其丑恶的人物，自更不问可知。在清代前期，虽有两个江西人，李绂和蔡上翔，立志为其乡贤王安石辩诬，为此而写了专题论文和书册，但因他们所见有关北宋的史书太少(《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的辑本，他们都未及见)，对于整个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以及其后的哲宗、徽宗两朝新旧两派的斗争实况，便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更因蔡卜翔乃是一个文人而非史家，他竞小承认司马光与王安石存政治上乃势小两立的敌人，自难做出实事求是的考证。梁启超于清朝晚年戊戌(1898)变法失败之后所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荆公》，则是全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脱化而来，既未再作新的考索，自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见。在梁书刊印之后，虽还有继起评述王安石的著作，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等，更属“自郐以下”，不足置论了。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述，似乎可以说已使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平反。但他对于实际作为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处理得却仍嫌含混：他既以为“三不足”之说纯粹是反对派所造的谣言，已被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加以否认；却又以为，这个谣言颇符合于王安石的为人；在其叙述推行新法的全部过程当中，也并无一处把它与“三不足”原则搭上关系。用《春秋》责备贤者的书写笔法，我们似乎不妨说，对于驱动王安石变法改制的核心力量，亦即对于王安石厉行变法改制的思想、心态中最为本质的东西，漆侠教授把握得也还不够准确。

……

五

我在这本书中所着重述写的，只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只限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等则都未作专题论述。就连关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方面的事，我也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述。虽然为求不越出本书主题，我的论述只限于王安石的政治举措在历史上能起积极作用的一面，述写他为求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奋勇战斗的一面，但是，我始终要以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自律，不要浮夸，也不要溢美。我以为我的这本书符合了这一要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举措，当然有其可以议论商榷之处，但那不属于本书主题之内，故概不涉及了。而在此以外，对于变法派中另外几个重要人物，如吕惠卿、章悖、曾布等人，在《宋史》当中都列入《奸臣传》内，尽情加以诬蔑和诽谤，事实上他们在变法运动当中却有很多贡献，是不容加以歪曲的。我今且举一事，以证明《宋史》的颠倒是非黑白到了怎样的程度：

《宋史·章悖传》在叙述了他一生的活动及其死于睦州1之后，又对他一生的性行作了一段总评说：

悖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仕州县，无显者。

历史实践证明，在用人问题上，自来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或任人唯贤，或任人唯亲。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章悼“不以官爵私所亲”，必然就是以“选贤与能”作为他选用人员的原则，这不正是很正派的路线吗?而《宋史》的作者竟把这种正派作风作为“穷凶稔恶”的一种表现。在《吕惠卿传》和《曾布传》中，也都有不少这样的议论。对于这样一些荒唐悠谬的记载，是极应r以澄清、加以纠正和批判的，然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全未涉及。但愿今后能有机会，再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写一些补充的篇章出来。

四传二谱(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与《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六部著述，是先父邓广铭宋代人物传记系列的代表作。这几位杰出人物，依其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顺序来讲，是王安石(1021～1086)、韩世忠(1089～1151)、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1207) 和陈亮(1143～1194)；而就先父个人的研究而言，则是自陈亮(龙川)开始而延展至辛弃疾(稼轩)，又至韩世忠、岳飞和王安石的。

自青年时代起，先父即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有着无限憧憬之情；受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等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他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希望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以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这一学术道路的选择，与先父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以及他从之受业的硕学大师密不可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先父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南宋的爱国志士例如“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陈亮，“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尽忠报国”而战功卓著、襟怀雄伟的岳飞，相继引起了他的注意，震撼着他的心灵。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从《陈龙川传》出发，他终于走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而到90年代后期，已届九十高龄的先父，最终修订成就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完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一部人物传记。

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是先父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在他一生中，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的修订、增补乃至彻底改写，仅就四传二谱而言，《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修订和改写了三次。按照他的计划，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惜因疾病而未竟其志。

先父辞世前，曾经吟诵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正是先父倾尽毕生之力抒写刻画的宋代历史人物共同形象的概括，也体现着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的不懈追求。

由衷感谢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当年对于先父修订宋代人物传记工作的宝贵支持，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先父百年诞辰之际的鼎力襄助，使四传二谱今天得以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邓小南

丙戌岁杪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