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蒙编著的《第一公民（陈嘉庚传）》内容介绍：一个伟大企业家的中国梦，毛泽东、蒋介石、孙中山奉为座上宾，央视记者夏蒙一手采访笔记，首次成书，余世存十年砍柴，叶曙明、叶匡政鼎力推荐！陈嘉庚，原名陈甲庚，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

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的一个华侨世家。祖父陈簪聚（1795年－1856年）一生中并未出洋，仅在集美社“俭朴自守，勤谨克家，处于海泻，耕渔自给”。陈簪聚育有三子，长名缨忠，次名缨斟（1836年－1876年），三名杞柏（即陈嘉庚父亲，字缨如松）。此兄弟三人，都曾到南洋星洲经商。缨斟少壮时曾在叻（新加坡旧简称，下同）开设米铺。陈嘉庚父亲出生年月无记载，推断应在鸦片战争之后，1909年逝世于集美。陈杞柏何时出洋尚不可知，其与孙厝孙夫人结婚应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1874年生陈嘉庚，1889年生陈敬贤。

夏蒙编著的《第一公民（陈嘉庚传）》内容简介：陈嘉庚（1874—1961），出生于福建集美，少年出洋，随父经商。靠勤劳智慧，诚信毅力成为一代华侨工商巨子。有感于列强环伺中国，国家成败千钧一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倾资兴学，蔚为大观，终成一代蜚声海内外的教育家。抗战爆发，陈嘉庚广泛动员海外华侨支援祖国，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华侨领袖。新加坡华侨称颂其“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第一公民（陈嘉庚传）》是一本人物传记。

序言：“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大清王朝不安分的子民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

第二章

 从父亲的失败中站起来

 逆境中创造的商业奇迹

第三章

 办教育“尽国民之天职”

 是实业家，更是教育家

第四章

 怡和轩俱乐部的主人

 济南惨案与蔡公时雕像

第五章

 从企业家到社会活动家

 义无反顾的选择

第六章

 回国慰劳的伟大之旅

 党国要人之印象

第七章

 慰劳团的西行漫记

 延安之行

第八章

 会见阎锡山、卫立煌、车宗仁

 委员长还是不高兴

第九章

 永不妥协的批评者

 与“党人”和陈仪交恶

第十章

 新加坡沦陷前侥幸脱险

 艰险的避难岁月

第十一章

 威望空前的华侨领袖

 公开卷入国共之争

第十二章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归来的岁月

 晚年陈嘉庚

 中篇代表作品

 《南侨回忆录》(节选)

 领袖与诚信

 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

下篇开放讨论

讨论一：陈嘉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讨论二：陈嘉庚做了什么？为什么在众多海外侨领中，只有陈嘉庚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讨论三：陈嘉庚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成果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

附录一：我所敬佩的陈嘉庚(黄炎培)

附录二：陈嘉庚的精神力量(项南)

陈嘉庚年表

参考资料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特殊的机缘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一代海外华侨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1906年，孙中山从法国赴日途中经过新加坡，在晚晴园主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侨领率先加入同盟会。新加坡自此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的演讲，让陈嘉庚眼前豁然开朗，也让他萌生了革命的冲动。

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同盟会在晚晴园秘密集会，陈嘉庚亦受邀参加。

当晚集会讨论的内容，有关于党旗设计的议题，这个议题引起同盟会诸同仁的激烈争论。对于青天白日图案，与会者意见无多大分歧，但对于是否选用“满地红”作底色却颇有争议。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侍者进来为大家送水，水杯放在孙中山面前时，一滴朱砂汁正巧从他手中的毛笔尖上落入杯中，杯中之水立时泛起一片鲜红。中山先生端起水杯说道：“红乃幸运之色。”随即将杯中水一饮而尽，也算为党旗设计的争论画上了句号。“青天白日满地红”遂成为同盟会的革命旗帜，以后又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陈嘉庚资助一万元给孙中山作路费。临行前，孙中山又向陈嘉庚先生提出，回国后如需款项可否提供帮助，陈嘉庚亦慨然允诺。

孙中山回国后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拟往南京赴任前，来电请陈嘉庚给予经济上的帮助，陈嘉庚立即汇寄五万元。这笔捐款，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前数额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南京政府成立后，许多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纷纷从海外回国，其中有些人还担任了各级政府要职。这时也有人劝陈嘉庚到南京找孙中山，说必获其重用。陈嘉庚不为所动。他认为民国第一要务是教育，如何办好教育，开启民智，这才是大事。于是决心“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回家乡办教育，为促进社会进步，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

仅月十年时间，陈嘉庚在家乡捐资兴学便取得极大成就，终成一代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大家，深得孙中山先生赞许。

1921年4月，陈嘉庚筹划已久的厦门大学即将借集美学校校舍开学。陈嘉庚曾请参加同盟会括动时熟识的汪精卫出任厦大首任校长，汪精卫一口应允，却迟迟没有到任，仍然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见汪精卫无心办学，陈嘉庚只好婉言请其辞职，另委任闽人邓萃英博士担任厦大校长。  邓萃英也是一心多用，一面接受陈嘉庚的邀请，一面却又不肯辞去在北京教育部的官职。无奈之下，陈嘉庚也只有请他辞职。开学不到一年，厦大两易校长，陈嘉庚甚为苦恼。这时候，他想到好友林文庆博士，便恳请好友出山，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也看上了林文庆的才华。重组后的国民党，广泛延揽人才，励精图治，创办黄埔军校、组建政府各部，决心推翻北洋军阀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电召林文庆回国，希望学贯中西的林文庆能来广州襄赞外交。

面对几乎同时到来的聘请电，林文庆十分为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而陈嘉庚希望教育救国，独资创办厦大，却举步维艰，出师不利，作为陈嘉庚的挚友，也有义务帮助他渡过难关。

林文庆考虑再三，发电报到广州，直接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怀，更感念陈嘉庚先生对自己的支持，孙中山很快就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大主持校务。

孙中山先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外交官，而陈嘉庚先生却得到了一位好校长。

自从新加坡一别，陈嘉庚就没有再见到孙中山，但两人文电往还，始终保持着联系。陈嘉庚知道孙中山先生政务繁忙，平日尽量不去打扰他。

从民国建立之初，陈嘉庚回乡筹办集美小学校开始，仅十多年时间，他就将集美学校扩展成为拥有11所独立学校的“学村”。而“集美学村”这个名称，也与孙中山先生有一段特殊的渊源。

1923年夏，闽军和粤军在闽南发生混战，闽军以数干人驻扎集美学校与粤军隔海对峙，严重干扰学校的教学秩序。9月3日，集美学校学生李文华，乘船去厦门途中被闽军开枪射杀，引起集美学校师生极大愤慨。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迅即请著名潮商林义顺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分别致电闽军、粤军首领，要求他们将驻军撤出集美学校。

根据陈嘉庚指示，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交战双方将集美学校作为永久和平学村，并拟具请愿书等相关文件，派代表分别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承认。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亲自批准此案。同曰，又以大本营内政部第36号批文，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予以特殊保护：

该校创设有年，规模宏大，美成在久，古训有征，芽蘖干霄，人才攸赖。兴言及此，宁忍摧残！应请贵省长转致两省统兵长官．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护，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和平之利。

孙中山的命令与批文，使得陈嘉庚倡议的集美永久和平学村地位得到官方承认，免于炮火兵灾，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见证了陈嘉庚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友谊。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深具爱国思想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人，作为海外华侨，他深知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的重要，所有政治观点与言论立场皆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理解这一点，才能够理解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陈嘉庚先生的政治立场和他的所作所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也迅速蜕变为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成功清除党内大量共产党人之后，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分裂，形成了宁、汉、沪三个政治集团。

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又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分庭抗礼，形成了比北洋军阀时期更加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和一些军队，分别割据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每期都报道国内各种消息。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政治局势，期盼能尽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宁、汉对立最终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实现合流，但内部还是纷争不断。蒋介石一直设法排除异己，而汪精卫仍坚持反蒋，但国际上已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这让陈嘉庚感到欣慰。他特意书写横幅：“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首要目的”，命报馆经理挂在墙上。

汪精卫虽然远走德国，仍通电联络国内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反对南京政府。陈嘉庚大不以为然。从私人关系说，陈嘉庚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与汪精卫却相识已久。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南京政府，完全是出于公心：“特念外国经已承认，国民应当服从，否则如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岂不与个人较有关系？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P13－19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这种对文明人格的关注正是一切文明得以立足的核心，从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古印度的“自度度人”的伟大觉者，到古中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君子人格、圣贤儒行……都说明个体人格之于文明社会的意义。东西方文明为此都发展出自家关于爱与正义、关于觉悟与回向、关于明德新民与至善的教导。在古代中国圣哲那里，哲人即哲学，一个人可以不著书立说，他只须括出一至善至美的人生，其人生的完成即在于塑造一完美人格。君子大人之道即人格的养成。人格不仅是道德常识，不仅是心理性情．而且是义理层面、认知层面的。即使大字不识．也可以成为圣贤，是以慧能那样的文盲可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中国民间社会众多的武士、拳师、贩夫走卒，在人生的完善阶段，英气霸气内敛，气度华美儒雅。

无论常识意义、心理学意义或法律意义，人格一词都有相当重要性，与我们个人乃至生活的世界密切相关；或品性之不修，或个人特质之不具，或法律人格之不备，则均难以称之为完整的人．难以益人益己，难以为文明世界提供有效的服务。

启蒙运动以来的口号之一，“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在文明的向度上要求个体人格；另一口号，“人是目的”，同样要求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跟中国人一样，西哲有言：文学是人学。风格即人。

借用古代中国人的话，人为天地之间三才之一，个体生命可以贯通天地，成其为君子大人人格，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现代的伟大学者陈寅恪在给另一个学者写下如此赞辞：“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也正是这种对人格的自觉和至上信念，现代人类开启了一系列的解放运动，从黑人权利、妇女权利到动物权利…－～在这些争自由解放的运动里，人格的示范和成就是惊人的。以马丁·路德·金为例，他那些与天人争战般的先知演讲道尽了我们众生的梦想、信心和正义感，对争取正义的人们，金曾以雷鸣电闪般的修辞唤醒他们的道义勇气，唤醒他们的人格尊严，金说：“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我们错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错了……如果我们错了，万能的上帝也错了！……如果我们错了，拿撒勒的耶稣就只是个乌托邦的梦游者，从来也没到地球上来过！如果我们错了，正义就只是一个谎言。”

东西方文明都为此向自己和他人的先知先觉者致意，以感念他们创造的生命价值和文明财富惠泽当时后世。勒石纪事、树碑立传、先贤祠、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等等，使这些文明之子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激励人们正念、正信、精进努力。中国传统有着大量的月旦、风评人物品格的成果，王朝统治甚至有过“九品中正”来检验人的人生成就。现代文明社会则有着公民人格一类的道德律，以要求每一个体成全自己、服务社会。

今天的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现代化转折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文明单向度求新求变的创造力竭衰殆尽，经济学理性或人性自私假设将社会带入到层出不穷的危机之中。关于“西方的没落”、“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等的忧虑延绵至今，无有解决之道。虽然我们中国以一个世纪之久的坎陷和当代艰难的复兴，终于度过了现代社会的温饱阶段，而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但如有识之士看到的，中国人也经受着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中国人失去了想象力”、“社会上下之间贫富之间缺少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当代中国极度缺乏人格力量”……

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带来的污染和匮乏，管制和异化。我们理解，文明说到底是个人、家庭、种族，进而人类的生存方式。当代文明，如果不能在人类的经济产能和自然承受之间达致平衡，如果不能在个体的欲望满足和身心承受之间寻求和谐，如果不能在创造和消费之间获得圆满……一句话，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进而文明人格自觉，无论有多少技术或制度的修补之道，这种现代化仍会给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带来罪苦和灾难。

尽管现代化的成就得益于文明之子们的努力和奉献，但其空前的技术成就、财富积累和制度安排，已经日渐遮蔽了人格的意义，“搭便车”一类的懒汉思想和丑陋意识已经浸入并扎根人心。在管制和异化中，现代人驯服于生态、世态和心态的污染而无愿为力。这种共业已经超迈“人与天地参”的人格德行，我们的傲慢和无知更使得我们以成功的名义，将创造偷换成掠夺和垄断，我们以科学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技术的名义挑战了道德，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

我们的生存在除魅中也日益简单化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成为简单的水火世界。砍伐过的山林不再滋润，失去了灵气，成为夏天泥石流和冬天草木自焚的剧场。都市也是火气、水气轮番夹击，它截断江河、打井于地下，从各地调水支援，它仍然缺水；它建立花园、林地．以喷水车、加湿器灭火，它仍然上火。

我们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自然的遭遇也集中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深受水火的煎熬。我们化妆，在聚光灯下烘烤，我们吃各种药丸，我们美容，我们做手术，让各种大夫和专家在我们身上刀耕火种，人工降雨。我们很容易上火、发炎，但我们仍酷爱触电，酷爱香烟、美酒．辣椒、超级辣、变态辣，我们也深受水的毒害，一不小心就身染湿毒。去观察或感受我们的脾湿、肾湿，去感受我们的肝郁气滞，去看看我们脸色的灰白或干枯。想象我们身体内的大小河流，那些血脉、经脉、气脉，像污染严重、臭气熏人的水沟、江河一样，有的地方郁结，有的地方断流，有的地方泛滥。水火未济．水火过度，水火轮番侵略。我们小小的年龄就有了糖尿病、肿瘤、高血压、各种炎症和湿症……那些水灵的女子，那些英气勃发的男儿，那些自然天籁的色声香味，似乎都成了传说。

万象昭昭，我们似乎难以活出精气神来，我们难以洞明此生和文明的道理和性情。但只要感知到问题所在，道路就随之展开。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愿在此浮华的时代静心以尽绵薄，于是有了这套“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学术史上，人类的思想家们为了寻找出路，不断有“转向”、“回向”、“复兴”之运动。“回到康德去！”“回到五四去！”“回到古希腊去！”对我们来说，对大众社会来说，则是回到个体的文明人格那里去！

为此，我们愿意跟关心中国社会和文明世界的众多志者一道，关注我们文明的来处和去处，寻求个体和人类的自处、共处和相处方式。我们希望回向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他们提供的大到现代宇宙观念、时空观念、人类目的观念，生老病死的人性制度发明发现，小到衣食住行的现代样式设计，以及慈善、公益、计算机、娱乐产品，等等，都如此神奇地充实了我们的当代。温习他们的创造性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将有益于我们获得生存的背景共识，有助于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我们认为，关注文明人格也是现代文明能否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关键。组织、写作这套丛书，并非简单地呈现传主的人格。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检验自身人格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外界名利的诱惑、网络冲浪的快感、社会交往的简单拥有，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时流中把握住自己的一段人生，将其奉献给一种还算踏实的事业，仍是一个挑战。对比出版史上的百科全书派运动、丛书启蒙运动，我们这套丛书只能算是一个探路，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以平实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做到平实。在这样一个信任匮乏的时代，我们愿诚实地向社会介绍人格的可能性。

虽然这一工作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但仍得到了不少朋友和出版界同行的支持。人们说，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但对于社会和读者们是否接受，人们却没有信心。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组织者、写作者都从这一工作中受到了教育。一个编委通读书稿，不无感慨地说，像是经受了一次人生的洗礼，自己的中年生活如此密集地听从传主说法，真是受益，如饮甘泉。我们因此相信，对读者来谢，你寻找，你就能找到。作者乃至中外传主都静默地驻留在书页之间，等待跟你的对话，等待着你的呼应、决定和人生创造。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当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受托，请107岁的周有光先生支持时，周先生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对内容、封面和版式设计一再叮嘱如何用心。周先生还回忆他当年见爱因斯坦的印象，他说爱因斯坦的人很好，爱因斯坦向周先生强调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周先生大概是在世的唯一见过爱因斯坦的中国人了。以百岁老人之身出任主编，督促后生小子们来盘点现代社会的人格成就，这本身即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其中的愿心更让人不敢堕入轻薄。

因此，我们不揣谫陋，向读者呈现这一丛书。古中国人说，立天之道，为阴为阳，立地之道，为刚为柔，立人之道，为仁为义。

是有望焉。谨序。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