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与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对既往的思想文化进行冷峻而深沉之反思的哲学精神。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讲述了顾炎武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独立不苟的人格风范和社会批判精神。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与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顾炎武的思想中充满着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对既往的思想文化进行冷峻而深沉之反思的哲学精神。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满怀深挚的爱国主义热情，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并加以适乎时代要求的发挥，来建构未来民族复兴的蓝图，从而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理论创造和学术成就，不仅使他成为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并且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独立不苟的人格风范和社会批判精神，至今仍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一。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

 第一节 晚明江南经济：“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从江南看“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异动

 第二节 江南市民社会：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结合

 第三节 “今海内文章气谊之盛，恒首推吾吴”——先进的社会经济思潮和政治思潮

一、“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

二、“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改革思潮

 第四节 “苏之于海内，盖所谓得气之先者也”——江南学风的演变与学术新路的开启

一、研究新兴质测之学的科学思潮

二、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范式的转换

三、文学革新的思潮

四、“明经以为世用”的思想学术新路的开启

五、《皇明经世文编》的编撰

 第五节 时代的矛盾与问题意识

第二章 顾炎武的生平事迹

 第一节“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顾炎武的家世及其青少年时期

 第二节 “从军无限乐，早赋仲宣诗”——投身江南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

 第三节 “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大江南北秘密活动的时期

 第四节 “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北游时期的活动与《启祯集》“文字狱”案

 第五节 “一身长飘落，四海竟沦胥”——顾炎武生命的最后岁月

 第六节 顾炎武的一生著述

第三章 顾炎武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明体适用”的本体论思想

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言一切不道”——对宋明理学先验本体论的拒斥

二、“天地之大体”与“人事之体用”——以《易》为宗的本体论重建

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论“理气”、“道器”及“气”与“神”之关系

 第二节 “博学于文”的认识论思想

一、“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论认知的相对独立性和认识的对象

二、“内”与“外”、“心”与“物”——论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

三、“下学”与“上达”、“博”与“约”——论认识的辩证过程

四、“天下之理无穷不容以自限”——论认识的多样性和认识的无限发展

 第三节 “通变宜民”的辩证法思想

一、“势有相因而天心系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二、“夫其顺数已往，正所以逆推将来也”——对社会发展进化的辩证规律的认识

三、“天道有盈虚，智者乘时作”——对“时”与“变”之义的理论探讨

第四章 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研究经学

一、“其文则史，不独《春秋》”——“六经皆史”的历史学论证

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春秋》为纪实之书、阙疑之书

三、“经学自有源流”——对经学历史的考察

 第二节 历史学的方法论

一、“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揭露历代官修史书之作伪

二、“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论史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

三、考辨史事真伪的多重证据法

 第三节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历史学的价值论

一、“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二、“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

三、“稽天成德”：

第五章 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

 第一节 顾炎武伦理思想中的问题意识——对中国传统社会负面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

一、“夸毗”之性

二、贪婪之性

三、势利之性

四、虚伪之性

五、浇薄之性

六、游惰之性

 第二节 从道德形上学走向现实的人性——“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的人性论基础

一、“五品之人伦，莫不本于中心之仁爱”——顾炎武的道德形上学思想

二、“民生有欲，人之有私”——对正统儒家人性论的突破

三、“顺其所欲，则从之也轻”——论道德不能拂逆人性

四、“财足而化行”——论经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第三节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

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的廉耻观

二、“计厚薄，度亲疏，戎狄之道也”——顾炎武的人格平等观

三、“著书无非窃盗，名为钝贼何辞”——论学术道德

 第四节 论豪杰精神

一、“大凡伉爽高迈之人易于入道”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

第六章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一、“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王”——对专制主义反动政治哲学的批判

二、“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对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批判

三、“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对专制政治制度性腐败的揭露

四、“十族诛而臣节变”——对专制政治体制非道德性的揭露

五、“《大全》出而经说亡”——对专制政治败坏人才的批判

六、“清议亡而干戈至”——对思想文化专制的批判

 第二节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

一、“周室班爵禄之意”——关于“君、臣、民”政治平等的论说

二、“入主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论封驳制度对君主权力的制衡

三、“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论朝廷与地方的分权

四、“众治之而刑措矣”——论乡村自治

 第三节 选举与清议

一、“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论选举与扩大民间政治参与

二、“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也”——论清议与庶民议政

 第四节 法制与教化

一、“法制废弛未有不亡者也”

二、“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三、“以名为治”

第七章 顾炎武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

一、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

二、对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

三、论解决非经济因素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

 第二节 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论保护私有财产

二、“流而不穷者，钱之为道也”——论货币政策

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论赋税政策

四、”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论生产关系的调整及以雇佣劳动制度取代蓄奴制度

 第三节 “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论经济发展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必以厚生为本”

二、“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

三、“无欲速，无见小利”——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第八章 顾炎武的宗教思想

 第一节 对“鬼神”迷信和多神主义偶像崇拜的批判

一、“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二、“鬼神之道亦与时为代谢”

三、“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第二节 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一、“始皇备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

二、“不待谶纬而识之”

 第三节 对道教和佛教的批评

一、“以虚耗受祸，而后悔方士之谬”

二、“居官佞佛者之箴砭”

 第四节 对“天”的敬畏

一、“天象见于上，而人事应于下”

二、“人事动于下，而天象变于上”

三、“圣人以人占天”

第九章 顾炎武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 “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顾炎武论诗歌的“情感一审美”本质

一、“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

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真也”

三、“诗主性情，不贵奇巧”

 第二节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顾炎武论创作个性之解放

一、“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

二、“立言不为一时”

 第三节 “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论文学的社会使命和责任

一、“士当以器识为先”——论“器识”与文学的关系

二、“《十月之交》诗人之义”——论文学作品的社会批判精神

第十章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第一节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命运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索 引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天启年间，明王朝的专制政治黑暗到了极点，也吊诡到了极点。在无耻的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下，一个流氓出身的不识字的太监魏忠贤和另一个给皇帝当奶妈的女人客氏掌握了朝政。他们依仗着卖身投靠的无耻士大夫的支持，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血腥镇压。在东林党人被捕的过程中，激起了江南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愤怒反抗。天启六年(1626)，缇骑奉朝廷诏命逮捕周顺昌。缇骑到达苏州后，苏州知识分子杨维斗首先率领士子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朝廷迫害东林党人。三月十八日，苏州市民万余人聚雨中，高呼为周顺昌申冤。“缇骑见议久不决，手锒铛掷于地，大呼囚安在?众怒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阑折檐，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棘自蔽，众搜捕之，皆捕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齿入其脑立毙。”在苏州市民的抗暴运动中，走在市民队伍最前列的是商人之子颜佩韦、轿夫周文元、搬运工马杰、商人杨念如、经纪人沈扬五人。与此同时，苏州市民们还袭击了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缇骑)舟过胥关，方从津吏需索，且从市中强索酒脯，市人亦执而击之，周呼城上日：‘缇骑复至矣！’众乘势往焚其舟，沉其橐于河。”朝廷派出的缇骑在常州逮捕李应升时，亦激起常州市民的愤怒反抗。据记载：“先是五人奋义日，江阴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观者亦数万。方开读时，有发垂肩者十人，各执短棍直呼：‘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士民号呼从之。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日：‘我恨极矣，杀却江南许多好人！，遂从一肥校尉，削蔗刀脔其片肉，掷诸狗前食之。”在苏州和常州所发生的这些“民变”，都不是毫无组织的盲目行动，而是有作为东林党人的支持者的江南读书人的积极鼓动和参与，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游行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相结合，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与专制统治者作斗争，这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一种表现。苏州民变发生时，顾炎武正在苏州应童子试，亲眼目睹了苏州市民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暴斗争。晚年顾炎武在《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一文中，记录了这场事变的全过程。

尽管这些斗争都遭到了朝廷的镇压，被捕的东林党人和市民运动的领袖也都壮烈牺牲了，但却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一页，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色。在领导苏州人民抗暴斗争的五位市民领袖被官府杀害后不久，崇祯皇帝即位，顺应民意，一举粉碎了以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政治集团。苏州人民为五位市民领袖重新修建了坟墓，并在墓前高高地矗立起一座书写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的石牌坊，复社领袖张溥为他们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这篇广为传诵的碑记，鲜明地表现了复社志士与早期市民阶层互相支持的关系：“大阉之乱，缙绅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奋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他认为，正是由于五位市民领袖领导的苏州百姓的反抗斗争，既阻止了阉党政治集团实现其篡国夺权的阴谋，也为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政治集团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文章还对卖身投靠阉党的无耻士大夫作了尖锐的嘲讽，指出：“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五位市民领袖的英雄事迹还被剧作家李玉写进了剧本《清忠谱》，搬上了江南戏剧舞台。

由于崇祯皇帝的拨乱反正，江南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再度蓬勃兴起，并且规模更大。崇祯初，太仓人张溥、张采，苏州人杨维斗等将原先旨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应社”改为以“兴复古学”为名义的复社，会合了大江南北各地的社团，其组织方式是“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一旦有事，则一呼而集，“舟车之会，几遍海内。”从崇祯二年(1629)到五年(1632)，在南京和苏州虎丘共举行过三次大会，到会的才隽之士见于《复社姓氏录》的共二千余人。复社志士以“出处患难，同时同志”相勉。“应怜此朝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忘其身惟取友是亟，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积极投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祟祯十一年(1638)，复社成员再次聚会南京，公推顾杲、黄宗羲为首，宣布《留都防乱公揭》，共谋驱逐阉党余孽，匡扶正义。中国的早期启蒙学者，几乎都参加了当时的党社运动。清兵南下时，在大江南北领导人民群众武装抗清的，亦多半是党社中的人士。

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虽然不断遭到专制统治者的镇压，但也迫使专制统治者向市民阶层作出了某些让步，从而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的程度上使皇权与早期市民阶层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一切上司按临府县公务，取用各色……照时价平买。该房胥役供应，并不用铺行承值。但有仍寻铺行，仍用团牌……(持)票借用，许诸人首告，差役究，遣官听参。”这一政令的颁布，废止了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并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抗拒专制政府超经济掠夺的维权斗争的合法性。

P18-22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的写作，历时三年，自始至终受到萧篷父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2002年春天接受《顾炎武评传》的写作任务后，先生就嘱咐我一定要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新意来，并把他收藏的赵俪生先生的《顾亭林与王山史》一书给我参考，同时还向我推荐了其他一些学者研究顾炎武的论著。2003年3月，先生来信询问《顾炎武评传》的写作进度，并给我寄来一幅珍贵的顾炎武手迹照片。2004年3月31日晚，先生来电话说，给我寄来王蘧常先生的《顾亭林诗集汇注》，其中有很多材料可用，不但可以据此考证顾炎武的生平事迹，同时还可以从顾炎武的诗作中发掘出丰富的思想内容。同年6月17日，先生又在电话中叮嘱我：“要注意从《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奇书看顾炎武的启蒙思想”。7月22日下午，在武汉拜访先生，向先生汇报了《顾炎武评传》的写作情况，先生明确指出：“应该从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高度，把顾炎武定位为中国十七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2005年5月20日，先生来信云：“亭林评传脱稿否?偶见《书品》中有论及《肇域志》及亭林交游等，似可参，寄去一阅。”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尽述。先生关于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定位的论说，成为本书一以贯之的基本指导思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受到很多学界同仁的帮助。师兄蒋国保先生不辞辛劳，亲自到苏州大学出版社为我购得周可真先生撰写的《顾炎武年谱》，又去邮局将此书寄给我，供我参考。结识周可真先生后，他向我赠送了他的新著《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一书。魏长宝先生与葛荣晋先生合著《一代儒宗顾亭林》一书，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在他手中已无多余之书的情况下，他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将申报评奖时提供的一本书找来寄给我，还向我赠送了他的博士论文《考据话语及其效应：顾亭林与清代哲学的方向》的打印本，并为我提供了关于顾炎武著作版本的资料。申屠炉明先生得知我承担了《顾炎武评传》的写作任务后，便把他精心保存的三本书——谢国桢先生的《顾亭林学谱》、张舜徽先生的《顾亭林学记》和顾炎武的好友张尔岐的《蒿庵集》——带给我参考。朱义禄先生给我寄来张岂之先生撰写的《顾炎武》一书，陈居渊先生为我提供了焦循《雕菰集》中批评顾炎武的文章。在顾炎武的家乡昆山调研期间，受到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秘书长王顺保老先生和张书记的热情接待，他们除向我赠送了点校本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该会会刊外，还慷慨地向我出示了他们所收藏的顾炎武著作和研究资料。如此等等，皆高情可感，使我获益非浅，永志不忘。

本书脱稿后，蒋广学先生和潘富恩先生先后担任本书的审读人。蒋广学先生不仅为本书精心核对引文，指出了不少错漏之处，还对本书提出了具有高远学术眼光和思想深度的修改意见。对于蒋广学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潘先生亦表示赞同。我已遵照他们的意见，对本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一一作了认真的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为避掠人之美之嫌，对于蒋广学先生提出的精辟见解，乃采用在本书中直接引用他的原话的方式，并注明引自蒋广学先生的《关于(顾炎武评传)的审读意见》。二位前辈的修改意见皆足以启后学之愚蒙，且为本书增色。

书稿交南大出版社以后，幸得特约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审吴伟斌先生精心编校，为之订正讹误、补苴罅漏，其学养之精湛、功力之深厚，真吾师也!

在此，谨向各位师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许苏民

200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