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辛亥”之后,惟一进入小朝廷的帝后生活之中,并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十几年后,他以这段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下了《紫禁城的黄昏》。本书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时期——1912年至1924年——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溥仪出宫期间的历史,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担任帝师,与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本书是一部个人的、怀旧的故事集,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其时,中国媒体针对庄士敦本人和溥仪有诸多的责难,而庄士敦所关心的,显然只是他对那些年里所发生事件的记述,可以对那些责难作出一劳永逸的反驳。为了回应对他和皇上的批评,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加之,他与溥仪的密切关系,以及与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私人关系之熟稔,使得庄士敦得以对他们尽情褒贬点评。
本书的叙述略带忧伤,寄哀于现代世界中中国不断沉沦的命运。然而,尽管作者意识到中国文明的辉煌已成过去,但本书并非满篇哀鸣与幻灭之词。相反,庄士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情感。对于他所深深尊崇并得以亲历其中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世界,庄士敦也聊表谢忱,著书如是。
慈禧太后把大清帝国引向深渊,并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在她生命的最后8年中,谄媚者和江湖骗子群集左右,挖空心思讨取她的欢心,驱除她作为一个寡妇的孤独无聊。慈禧天赋聪颖,但见识有限,根本不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世界,还有那么多先进的国家。在她一生中。海外蛮夷不止一次地冲进天朝上国,大清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他们低头。她弄不明白,这些蛮夷禽兽为什么违背了天性,为什么并不满足于昼伏夜出的原始生活。
1900年,老佛爷过得很委屈,大多数日子在逃难。在漫长而颠簸的旅程中,她肯定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860年。那一年,外国军队把她丈夫咸丰皇帝赶出北京,她也随同逃往热河。此时彼时,如出一辙。那一年,洋鬼子火烧圆明园,40年后的今天,他们是不是也要把紫禁城和颐和园化为灰烬?洋鬼子肯定会像1860年那样大肆破坏,美丽的颐和园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废墟,她再也不可能在那里颐养天年了。洋人们会将所有珍贵的物件劫掠一空,带不走的则砸坏烧尽。然后这些野蛮人将返回他们那怪石嶙峋的荒岛上去,中国又将恢复平静,一如往昔的美好时光。
慈禧太后在臆想中熬过了颠沛流离的苦日子。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不把她请回北京,洋鬼子根本不可能恢复社会秩序。一旦她重返京城。就会在废墟上重建宫殿。金银财宝也将从全国各地滚滚而来,四万万恭顺的臣民随时准备着为她供奉,钱财根本不用担心。洋人的铁蹄所践踏的一切都要重建,她所失去的东西全都要重新得到,她要听戏、要吟诗、要作画、要练习书法,她还要在崇拜者和太监们的簇拥中登船。在晶莹剔透如碧玉的昆明湖上游弋。在为百姓们遭受了义和团之祸后。她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然而,即使在慈禧太后的想象中,也不可能事事如意。湖水、宫廷、音乐等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固然不少,但是不愉快的事情也很多,这让她感到很受伤害。当时有大量劳神费力的事情等着她出手。朝廷四分五裂,需要整顿。当初,有些大臣被“拳匪”的魔法搞得神魂颠倒,还拉太后人伙,越搞越大,以至于引来了凶神恶煞的洋鬼子,害得太后东躲西藏。这样的大臣留他做甚?砍了他们是罪有应得!朝廷中还有一群崇尚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也让太后头疼,这些人荒唐地认为应该立宪、应该允许群众结社、应该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等等,妄图以此拯救大清。太后鄙视他们、怨恨他们,但由于八国联军打败大清国的事实,她又不得不适当承认西方文明。不得不对这班新派人物作出让步。更可恨的是那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开口“耶稣”,闭口“上帝”,传播异端邪说不遗余力。贻害无穷;由于西方列强多次打败中国,传教士们越来越傲慢了。最后一个麻烦,是那位忘恩负义而且愚蠢的光绪皇帝,还是让他重回瀛台去自我反省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能够体悟到“老佛爷”饶他不死的恩惠而心怀感激。
当“老佛爷”殚心竭虑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她正在远离北京的土地上“巡历”。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连洋鬼子都不愿尾追而去。唉,有些事是该革新一下了,有些事则应该终止。1900年的风暴使她有所觉悟,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清王朝的不可救药。孙中山已经在领导革命党四处活动,大清王朝岌岌可危。慈禧太后顾不得这么多,她在逃难,她只想尽快恢复往日的威严。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老佛爷”能否返回北京继续执政,清政府就此问题同战胜国举行了谈判。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漫长的拉锯战之后,终于在1900年10月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条约,几名支持义和团排外的官员被严惩,毓贤等人被砍了头,徐桐、启秀和其他几人被流放到新疆。部分皇族成员如庄亲王、怡亲王和辅国公等也被处分,端亲王被革职流放,他的皇储儿子被废黜。以上是清廷对内要做的事,对外,中国要赔偿各国在骚乱中遭受的损失,以及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所有花销,这笔钱被称作“庚子赔款”,其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如此,醇亲王载沣还要代表自己的哥哥光绪皇帝远赴德国“谢罪”。
《辛丑条约》谈判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是,俄国人不想让其他国家染指中国东北,所以想方设法单独与清政府谈判。早在1898年,中国东北就已经被俄国人占领,只在名义上还属于大清帝国。现在俄国人要做的,是巩固并扩大他们的地盘,彻底吞并东三省。
1901年6月,列强要求清政府严惩支持义和团的元凶,否则就不能保证和平。“老佛爷”成功地把自己排除在元凶名单之外,这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极其失望。当时康有为在槟榔屿,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并译成英文,交给几位英国朋友传阅。在备忘录中,康有为强烈抗议战胜国没有严惩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祸首——慈禧;同时他表示,列强即使与慈禧联手。也不应该抛弃光绪皇帝。康有为觉得,光绪是因为自己才成为阶下囚的,所以自己对这位可怜的皇帝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康有为的备忘录有28页,其中5页的攻击对象是慈禧太后及其宠信的太监李莲英,而其余23页都在猛烈攻击荣禄。
这份备忘录一直没有发表,因为康有为觉得对荣禄的攻击有失偏颇,这是康有为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戊戌政变”使康有为对荣禄心存怨恨,但后来的一些事情使他改变了态度。新即位的宣统皇帝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而载沣的岳父是荣禄,这样一来,荣禄就成了新皇帝的血亲。康有为是尊重皇权的,他像对待光绪一样尊重宣统皇帝,于是荣禄也沾了光。
不过,康有为对荣禄的态度转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荣禄对于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应该严办。康有为起初也持此观点,但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当时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和八国联军都痛恨荣禄,认为他是义和团最重要的后台。理由是荣禄曾经指挥过围攻使馆区的战斗。《辛丑条约》谈判时,慈禧所任命的代表除了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之外,还有荣禄,但是荣禄的谈判资格遭到了列强的质疑并最终未能通过。事实上,在围攻外国使馆的事件中,荣禄是极少数几个反对者之一,他反对慈禧向外国宣战,反对屠杀北京和各省的外国人。大清朝廷中,荣禄与端亲王是死对头,后者全力支持义和团排外,而荣禄为了反对端亲王,几乎丢掉了官职。义和团曾向荣禄借用重炮和其他作战武器,但是遭到了拒绝,否则使馆区早就化为齑粉了。八国联军冲人北京之后。慈禧才意识到当初没有听取荣禄的劝告是多么大的错误。荣禄一辈子忠于慈禧,直至1903年去世。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慈禧把荣禄的女儿嫁给了醇亲王载沣,并让他们的儿子溥仪继承了帝位。
辛丑国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改革”,“改革”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她想从头开始,可惜太迟了。激进的革命党人不相信慈禧真的要改革,因为她在不久前还残酷地迫害改革者。慈禧顶住了冷嘲热讽,接连不断地颁布各种“新政”诏谕,其中包括准许满汉通婚的条令。目的是消除满汉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可是此举无法抵挡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满运动。1905年,朝廷命令各省官员严厉镇压“革命排满学说”,收效甚微。同年,镇国公载泽率代表团出洋考察宪政,刚到北京车站就挨了炸弹,载泽和一名叫做绍英的代表受了伤。慈禧太后本打算通过建立宪政来安抚革命党人,减弱革命的势头,但革命党人根本不相信她那一套。
为了消除满汉隔阂,并打破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界限,1907年。东三省开始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设立总督,首任总督是汉族人徐世昌Lq。此举意义重大,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清廷的态度。满洲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一直以来都是由朝廷直接派人管辖,这似乎在提醒人们:1644年建立的所谓“中华帝国”实际上就是“满洲帝国”。1907年开始,满洲首次站在与其他省区平等的地位上,而且汉族人第一次被允许自由移居满洲。可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者还是根据历史得出结论,宣称满族是异族征服者,汉族人不应该接受他们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东三省改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当时这片土地已经被俄国擅自转让给了日本。1900年的时候,东三省几乎全被俄国占领。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在东三省的土地上进行的,日本获胜,抢走了俄国在东三省的各项权益。日本人宣称,他们是从俄国人手中,而不是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这些权益的。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利用了清王朝的一个漏洞。有清以来,在官方语言中,一直称自己为“大清国”而非“中国”。满族君主在人关之前就自称“大清”,在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广阔疆域之后仍然沿袭旧称。如此代代相袭,“大清国”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华帝国”,也不称他们的皇帝为“中国皇帝”,否则就违背《大清律》。只有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才称作“中华帝国”,皇帝才叫做“中国皇帝”。这种内外有别的称呼令人无所适从,也让日本人有机可乘。P28-33
《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是一本奇特的书。记述了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大者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溥仪逃亡日本领事馆等等,小者如溥仪配眼镜、装电话、剪辫子、辜鸿铭哭主、民国总统送礼等等,读来如在眼前。书中人物众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康有为、溥仪、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王国维、胡适等等,均生动鲜活。
该书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书前有《宣统皇帝御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
“多他人所不及知者”,道出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这本书为线索对他进行问讯的。20世纪60年代初,溥仪编撰《我的前半生》一书,绝大部分史料亦参照庄士敦这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如内务府同庄士敦斗法,把一人高的金塔抬到庄府让他卖钱一事,就基本上按庄士敦的回忆重叙了一遍;有关建福宫大火的损失清单,字画古玩焚毁的数字,《我的前半生》也是照抄《紫禁城的黄昏》;1924年11月29日,庄士敦陪同溥仪逃出醇王府去德国医院再赴日本兵营寻求庇护,《我的前半生》也基本上以庄士敦的回忆为蓝本……凡此,均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
《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这本书。
庄士敦(Reginald Flemjng Johnston),英国人,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国二十多个省。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5年。他的学生、溥仪的“伴读”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努力向溥仪传授西方先进思想,甚至把《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带到宫里给溥仪开阔眼界。这使溥仪越来越不满于祖上的陈规陋习,并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努力传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见人时拱手作揖。他还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与辜鸿铭颇为相似,两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过犹不及地袒护中国的传统,比如帝制。
1931年,庄士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庄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忧伤的庄士敦更感孤独,就用《紫禁城的黄昏》所得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怀念他的“皇上”。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邀请亲友到岛上相聚。如此数年,从未放弃。1938年去世,终身未娶。
《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庄士敦心血的结晶。作为晚清和民国的亲历者,他的叙述真实、生动、鲜活;作为帝制的拥护者、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有时候甚至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说。他对“满蒙帝国”的推崇、对于日本人的偏袒、对于冯玉祥的敌视、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都体现了他的狭隘之处。
我们这次翻译。一方面,要展示庄著的原貌;另一方面,通过“注释”及“附录”的方式补充相关资料,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实。对于庄著中的谬误之处。我们进行了修正或批驳。这些注释工作都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供读者自行评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