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问世以来备受世界各国读者喜爱。农家姑娘玛丝洛娃遭到前来度假的贵族少爷诱奸、遗弃后，沦为妓女。后来，又被诬陷为杀人犯。少爷在法庭上与她不期相遇，内心卷起狂澜，从而引出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离开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以“人性”和“兽性”的矛盾来解释人的堕落、忏悔以及精神“复活”等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然而《复活》依然是一部辉煌的巨作，它以深刻的描写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玛丝洛娃十六岁时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引诱，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七年后，已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被诬告谋财害命，陪审员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受审的正是曾被自己引诱的玛丝洛娃，他去监狱探望她，请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

为了解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一次上法院，入农村，走访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事务大臣、宫廷侍从，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被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和行动感召，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为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

本书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离奇遭遇，生动地展示了一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是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本书问世逾百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拥有众多读者，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精神的复活，心灵的赞歌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译后附记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 “那时彼得走上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数十万人聚集在一片不大的地方，不管他们如何竭力毁坏他们聚居的这片土地；不管他们如何在土地里填满石头，不让任何东西在地面上生长；不管他们如何清除掉每一棵破土而出的小草；不管煤炭和石油如何燃烧得烟雾弥漫；不管他们如何剪短树木，驱逐所有的动物和鸟禽——可是，即便在城市里，春天也依然是春天。太阳温暖地照着，青草蓬勃生长，不仅在林阴道的草坪上，而且在长方形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被铲净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翠绿。桦树、白杨、稠李树上长出发黏和清香的嫩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快要破裂的蓓蕾。寒鸦、麻雀和鸽子一闻到春天的气息，便欢乐地准备搭窝筑巢，就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上嗡嗡地乱飞。植物也罢，鸟禽也罢，昆虫也罢，孩子也罢，一切都显得欢欢喜喜，兴高采烈。然而人——大人，成年人——却在不断地欺骗自己并欺骗别人，折磨自己并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芸芸众生而赐予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能促使人们喜欢和平、和谐和友爱的美丽，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乃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种种办法手段，以便去统治别人。

是的，省监狱公事室里的官吏们就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让所有的动物和人都能享受到春天的恩赐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昨天收到的一张带有编号、盖着官印的公文，那张公文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必须把三名关押在监狱且已接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二女，押送到法庭受审。这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最重要的犯人，必须单独押送。根据这项指令，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八点钟，看守长走进了女犯牢房又暗又臭的长廊。跟在他身后走进长廊的是一个面色憔悴、头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边饰，腰部系一根带蓝色牙线的腰带。她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审玛丝洛娃吗?”她和值班的男看守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房的门前，问道。

那个值班的男看守哗啦一声打开铁锁，推开牢房的门，顿时，一股比长廊上更加恶臭难闻的气味从牢房里冒出来，他喊了一声：

“玛丝洛娃，到法庭受审去!”说完，他又掩上门，等待着。

哪怕是在监狱大院里，也有新鲜清爽的空气可以呼吸，那是由风从田野上刮进城里来的空气。可是长廊上的空气却窒息难闻，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和腐朽物品的气味，使每个新来的人都会立刻感到心情郁闷和难受。从大院走来的女看守，尽管已习惯于这里的污浊空气，但她也产生了这种感觉。她一走进长廊，便突然感到疲乏困倦，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阵忙乱声，那是女人们的说话声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快点，怎么搞的，玛丝洛娃，手脚麻利点，我的话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房的门喊道。

过了大约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脯却十分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轻快有力的步子，从牢门里走了出来，迅速转过身去，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面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囚服。这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常穿的棉靴，头上蒙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拳曲的黑发从头巾下露出来。这个女人的脸色显得特别苍白，白得就像地窑里的土豆生出的白芽，大凡那些长期被囚禁的人都是这种脸色。她那双又短又宽的小手和从囚服肥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在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下，她那双眼睛显得很黑，很亮，虽然有点浮肿，却充满着朝气，委实令人感到惊异，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鼓起丰满的胸脯，身子挺得笔直。

她来到长廊上，微微昂起头，直勾勾地望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下脚步，准备着不论要求她干什么，她都会惟命是从。值班的男看守正打算关门，这时有个没有蒙头巾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从门口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峻、布满皱纹的脸庞。老太婆正要开口对玛丝洛娃说话，值班的男看守便把房门抵着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便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便把脸转向牢门上那个装着铁格栅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把脸贴在小窗口上，用嘶哑的声音说：

“顶顶要紧的是别说废话，说过的话要一口咬定别改就行了。”

“但求有个结果就好，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

“当然啦，结果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带着长官的神气说，显然他深信自己讲的话很俏皮。“跟我走!”

从小窗口里露出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玛丝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急速的小碎步子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石头阶梯往下走，经过比女牢房更恶臭、更嘈杂的男牢房，每个牢门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注视着他们，接着他们走进办公室，已经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把一张沾满烟草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你负责押送这个女犯吧。”

那个士兵本是下新城的农民，红通通的脸庞上布满了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微笑着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使了个眼色，接着又向女犯使了个眼色。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走下台阶，朝监狱的正门走去。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大院里，再走出围墙，便顺着铺满石块的大街走去。

马车夫、店伙计、厨娘、工人、官员们都停下脚步，怀着好奇的心情打量着这位女犯。有的人摇着头，心里暗想：“瞧，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我们是不会干这种坏事的。”孩子们惊恐万状地瞧着这个女强盗，只是当他们看见她身后跟着两个押解兵，这样她以后就再也不会为非作歹了，他们才放下心来。一个乡下庄稼汉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这时走到她跟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喃喃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了向她投来的一道道目光，也不转过头去，悄悄地斜睨着那些正在看她的人。众人对她的注意，使她暗自感到高兴。比起监狱里，这里的空气要清爽多了，这种春天的空气，也使她感到高兴。不过她已不习惯走路了，况且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靴，因此两只脚走在石子上很疼，于是她看着自己的脚下，尽量把脚步放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铺，面粉铺门前有一些鸽子，正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欺负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踩着一只灰蓝色的鸽子。那只鸽子扑拉一声飞起来，拍打着翅膀，从她的耳旁飞过，给她送来一股清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回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P3-8

精神的复活，心灵的赞歌

王健夫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上的泰斗，他的三部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朽的经典之作，永不磨灭的珍品。而《复活》更是托尔斯泰晚年花费十年时间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一部杰作，凝聚着作家长期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被公认为是伟大作家整个文学创作生涯的总结，也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顶峰。

长篇小说《复活》的故事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彼得堡某区法院侦查员柯尼回忆，1887年6月，他在托尔斯泰家里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过的一个案件。一次，在法庭审理一个名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指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件时，陪审员中有一位青年，发现女被告就是他曾经诱奸过的一个阔亲戚家的养女。于是那位青年良心发现，想方设法同女犯人见面，请求柯尼予以帮助，并表示愿意和女犯人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后来，那个女犯人因病死于狱中，那位青年也不知去向。据柯尼回忆，当时托尔斯泰曾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关于这一案件的叙述，柯尼的故事无疑触发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冲动，对他创作《复活》是一种启迪。难怪《复活》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与柯尼讲的故事大致相同。

托尔斯泰原想在柯尼提供的素材基础上写一部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他于1889年动笔，中间时断时续，于1895年完成了小说的第一稿，但作者对初稿很不满意，觉得小说不论在描写现实生活的深度上还是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上，都未能达到理想的程度。在长达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不断地到监狱参观，到法庭旁听，访问过不少囚犯、法官和狱吏，查阅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多次到农村去作调查，经过漫长苦心孤诣的思考，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主题思想，前后六易其稿，终于于1899年写出一部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鸿篇巨著，把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融会在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之中。关于《复活》，作家本人曾经这样说过：“我认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列宁还把托尔斯泰称做“俄国革命的镜子”。《复活》与《安娜·卡列尼娜》的明显不同之点在于，《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转变、完全站到俄国农民立场上以后，对俄国现实生活所作的高度的艺术概括，是对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的极其尖锐、极其深刻、极其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玛丝洛娃冤案是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纽带。作家通过描写这一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沙皇俄国司法制度草菅人命的罪恶本质。在审判法庭上，那些法官们一个个看上去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神气十足，好像是在认真地听取案情的陈述，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审判长希望审判尽快结束，好去同自己的情妇会面。一位法官因跟自己的妻子吵架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另一位法官则在暗想如何采用新疗法医治自己的胃病。担任公诉人的副检察长，只是在开庭后才开始翻阅有关的案卷。在西伯利亚商人被毒死一案中，显而易见，玛丝洛娃是无罪的，就连审判长本人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可是由于他的疏忽大意，没有向陪审员们交代清楚，致使陪审员在裁决意见表上忘了写上“但她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这句最重要的话，结果把受尽苦难的玛丝洛娃判了重刑，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当聂赫留朵夫把这一冤案上诉到彼得堡最高审级法院(参政院)时，那里的高官们也以“最高审级法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为由，驳回了上诉。在民事法庭上，由于那位神通广大的“著名律师”暗中耍手腕，居然“令人惊异地”把一个本该胜诉的案件扭转过来，逼得提起诉讼的一方，一位年迈的上流社会老妇人，不得不白白拿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对方，尽管他十分有理。在此案中，被告获得了数十万卢布的财产，而那位“著名的律师”也从中得到一万卢布的好处。类似错判的案例还有许多，在对政治犯的审理上，冤假错案更是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由此可见，在沙皇俄国，标榜“公正执法”的法庭审判，根本就无公正可言。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口尖锐地指出：“为了维护阶级的利益，法庭无非是一种用来保护现行制度的行政工具而已。”  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监狱里的种种黑暗和惨状，揭露了狱吏们的残酷无情，不把犯人当人看。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牢房里空气龌龊，拥挤不堪，到处人满为患。有个羁押站监狱原设计是供150人住的，实际上却住着450个犯人，一到夜间，犯人们就有的睡在木板床上，有的睡在床底下，有的睡在过道里，还有的甚至睡在恭桶旁边。那个“躺在从裂缝里往外流淌着粪汗的臭烘烘的恭桶旁边睡觉”的小男孩，给聂赫留朵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关押“重要犯人”的单人牢房里，不但房间小得“像个储藏室”，而且耗子特别多，也特别大胆，常常在犯人身上爬来爬去，甚至还抢吃犯人手里的面包。犯人在监狱里不仅受到各种凌辱，诸如脚上戴着镣铐，被剃光半边头，身穿后背上缝着黄色方块布的囚服等等，而且还经常遭到狱吏和押解官们的责骂和殴打。有个名叫瓦西里耶夫的囚犯只因为仗义执言，指责狱方不按法律办事，而受到鞭笞。在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有个犯人因为手上抱着自己的小女儿而拒绝戴手铐，被押解官狠狠地毒打了一顿。聂赫留朵夫曾为一个临产的女犯人求情，希望能把她留下来，却遭到押解官的拒绝。小说对狱吏、押解官、刽子手们的惨无人道和野蛮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监狱和教会是沙皇专制政体借以维护其统治的两大支柱。如果说监狱是从肉体上对犯人进行凌辱和摧残，那么教会则是从精神上对人民进行愚弄和麻醉。狱中犯人做礼拜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而又啼笑皆非。司祭把面包切成小碎块，放在葡萄酒里，然后将餐巾蒙在上面，把手挥一下，就算变成了上帝的血和肉，让犯人当“圣餐”吃。这种骗人的把戏连司祭本人也不相信，他之所以热心主持这种虚伪的仪式，“是因为十八年来由于主持这种宗教的‘圣礼’，使他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足以赡养他的家属”。监狱长和看守们之所以认为必须相信这种宗教，是“因为上级长官和沙皇本人都相信它”，此外他们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信仰是在为他们的残酷行为作辩护”，“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他们不仅很难，而且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如此心安理得地用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去折磨犯人了”。监狱里作礼拜时，“主啊，饶恕我吧”的祈祷声和囚犯们脚上的铁镣声响成一片，这真是对宗教仪式的莫大讽刺。可见，政府的暴力有赖于官办教会的支持，教会只不过是沙皇愚弄和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由于托尔斯泰的艺术描写揭露了官方的伪善和欺骗人民的罪恶本质，这部作品在送交图书检查机关审查时，小说中描写礼拜仪式的那两章(即本书第一部第39章和第40章)被全部删去，直到革命胜利后才恢复了原貌。

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为给玛丝洛娃申冤而到首都彼得堡奔走呼号、到处求情的一系列活动，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达官贵人们的一副副丑恶嘴脸。聂赫留朵夫的姨夫是一位退休的大臣，他一生贪婪成性，中饱私囊，聚敛了大量财富。他在为人处事方面毫无原则，“一旦需要，他可以同意任何人的意见，一旦不需要，他又可以反对任何人的意见……只要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不露出明显的自我矛盾就行了”。那个被认为是“十分正派的人”的参政员沃尔夫，实际上是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他以卑劣的手段把妻子和小姨子的财产据为己有，从而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他在处理上诉案件时不能秉公执法，常常偏袒一方，正因为这一点才惹起了其他参政员的反感，终于导致参政院(最高审级法院)将玛丝洛娃的上诉状驳回。掌握着彼得保罗要塞里政治犯命运的那位老将军，是个头脑昏聩、残忍暴戾、铁石心肠的刽子手。他当年在高加索地区任职时，曾指挥军队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过残酷的镇压，屠杀过一千多名高加索山民，后来还镇压过波兰人民的起义。他“利用成千上万人的眼泪和生命博得了高官厚禄”，如今年事高迈，“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囚禁在地牢和单身牢房里，而且把这些人囚禁得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让其中一部分人发疯，一部分人死于肺痨，一部分人自杀身亡，或者绝食饿死，或者用玻璃片割破血管，或者上吊，或者自焚”。在那些高官要员中，贪赃枉法、侵吞公款的行为屡见不鲜。有几个地位很高的人居然吞没了一笔筹集起来用以建立纪念碑的款子。有一位司长的违法行为败露后，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当省长去了”。作者愤怒地指出：“人吃人的行径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所有这些官吏们“丝毫也不会因为无辜的人们受苦受难而感到内心有愧，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消除那些妨碍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括财富的所谓危险分子罢了”，而且他们“为了消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可采取惩罚手段去消灭十个没有危险的人”。

长篇小说《复活》比作者以前任何一部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描绘了俄国农村的贫穷落后状况，并揭示了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聂赫留朵夫在访问帕诺沃田庄期间，亲眼看到农民吃的是野菜，穿的是土黄布上衣和树皮鞋，住的是“又脏又窄的小屋”，“小屋快要坍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压死人”。那些庄稼汉一个个“骨瘦如柴”，“满脸皱纹”。他在帕诺沃大街上遇到一个“干瘦的女人，她手里抱着一个面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破布缝成的小圆帽的娃娃”，那个娃娃“脸上浮现着微笑，扭动着他那两条像蚯蚓一般细的小细腿”。这个可怜的娃娃的形象后来一直在聂赫留朵夫的脑际萦回，久久挥之不去。在访问过几个村庄以后，聂赫留朵夫得到这样一个总的印象：“老百姓正在纷纷死亡，他们对这种死亡已经见惯不惊……儿童纷纷夭折，让妇女承担力所不及的劳动，所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们食物不足。”那么，老百姓为什么如此贫穷呢?对此，作者借聂赫留朵夫之口尖锐地指出：“事情如同白昼一样清楚，老百姓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惟一能够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夺走了。”聂赫留朵夫早在上大学时就接受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宾塞所提出的关于“正义不允许土地私人占有”的论点，如今耳闻目睹了农村的极端贫困以后，他深深地感到：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了……必须找出一种办法来使这种情况不再存在，或者至少使自己不再参与其中。”于是他下定决心把自己拥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只收少量的租金，用于村社的公共事业，因为他认为： “土地不能为个人所有，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就如同水一样，如同空气一样，如同阳光一样。人人都对土地以及土地所能带给人们的种种好处拥有同样的权利。”在探索如何解决农民贫困的问题上，这位“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比起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来，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鞭挞了统治阶级，对沙皇专制制度作了比以前任何一部作品都更为激烈、更为有力的批判，对一切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托尔斯泰的尖锐批判，令统治阶级十分害怕，他们自然也不肯放过托尔斯泰。图书审查机关对小说作了惊人的刀砍斧削。小说共有一百二十九章，发表时未经删节的只有二十五章，删节的地方多达五百多处，有的甚至整章被删掉，例如描写监狱祈祷仪式的那两章就被全部斧削，只剩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尽管如此， 《复活》的发表仍然激怒了统治阶级，他们扬言要封住托尔斯泰的嘴。官办教会也宣布开除托尔斯泰的教籍。不过这部小说却受到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塑造了两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这两个人物出身于两个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都经历了从纯洁滑向堕落，又从堕落走上“复活”的复杂过程。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浓重的笔墨描写了他们精神复活的过程，特别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过程。

聂赫留朵夫是个诚实正直、心地善良而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贵族青年，在上大学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主动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下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有一次，他在姑母的庄园上度夏时，同姑母的养女卡秋莎发生了真挚的爱情。后来在彼得堡皇家近卫军中服军役，由于受到上流社会花天酒地生活的影响，堕落成为一个淫佚放荡的利己主义者。正是当“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上风的时候，他诱奸了他当初曾经热恋过的那位美丽纯洁的姑娘，他那兽性的情欲得到满足后，又把她抛弃了。从此以后，他便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十年后，当他以陪审员身份参加法庭审判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个被指控犯有毒死人命罪的妓女原来就是他十年前曾真诚热爱过的少女。玛丝洛娃无辜被判重刑，她在法庭上哭喊着“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呀”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意识到玛丝洛娃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都是他造成的，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于是他决心探监，请求她的宽恕，并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这是聂赫留朵夫在复活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他精神复活的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在他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和对玛丝洛娃的同情上。他在多次探监期间，亲眼目睹了犯人们受到的种种折磨和苦难，在农村亲眼目睹了农民所过的那种贫穷悲惨的生活，从而加深了他对统治阶级罪恶本质的认识，从否定自己进而否定整个统治阶级，把他对玛丝洛娃一个人的同情上升到对全体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样，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探监期间，许多无辜的犯人和政治犯都向他求助过，他总是有求必应，为他们鸣冤申屈，或者传递信息，做了大量的好事。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后，更加坚定了他要和玛丝洛娃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决心。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特别是同政治犯的接近，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

聂赫留朵夫在精神上的完全复活，按照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从主人公手捧《福音书》，深刻领会基督教教义而完成的。作者在小说最后一章中引用了很多《圣经》，极力进行宗教的宣传，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中一些消极的、空想的内容，诸如鼓吹“不以暴力抗恶”、“应该爱仇敌”等等。不过这些抽象的说教并不能抹煞小说中所描写的大量客观内容。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主要表现在他不仅彻底抛弃了旧我，而且表现在他跟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彻底的决裂，并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整个统治阶级作了深刻、尖锐和全面的批判。他是作家思想的代表者，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观点和见解，都是通过聂赫留朵夫之口表达出来的。

玛丝洛娃是作家以深切同情的笔触塑造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她出身农奴，被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收为养女，后来出落成一位容貌俊美、活泼可爱的少女。她心地善良，天真烂漫，性格开朗。她在教堂做礼拜时，跟一个烂掉了鼻头的乞丐行复活节接吻礼的场面，是非常感动人的。她怀着身孕，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到火车站去迎接聂赫留朵夫的那个场面，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可是她却没有把他等来。从那个可怕的夜晚开始，她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以后她就不再相信善了。生过孩子以后，她到别人家当婢女，换过几个地方，到处遭到侮辱，不断地被人抛弃，最后被迫沦为妓女。七年的妓院生活，使她受尽了侮辱。她开始抽烟喝酒，跟男人调情。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脸上还露出一种媚笑，向他要钱。她的精神复活是从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后开始的。第三次探监时，她已经判若两人，显得温顺而胆怯，重新萌生了对他的爱，并表示他以后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聂赫留朵夫觉察到了她身上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似乎觉得，虽然有点不敢相信，她内心里正在发生着那种变化。我不敢相信，但我似乎觉得，她正在复活。”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开始于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在她心里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跟政治犯接触以后，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女政治犯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男政治犯西索松。她明白“这些人都是为了老百姓才去反对贵族老爷的。这些人自己原来也是贵族老爷，但为了平民百姓，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特别是西索松对她的爱情，使她意识到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这时她虽然深深地爱着聂赫留朵夫，但为了不拖累他，她宁愿和政治犯西索松结婚。这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她在精神上完全复活了。她又成了少年时代的活泼可爱的卡秋莎，纯洁的道德失而复得，她的生活注入了崭新的利他主义的丰富内容。

长篇小说《复活》是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描写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画面”，对专制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且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高尔基说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用“惊人而又近乎神奇的力量写成的”，读完《复活》后，始信此言不虚。

《复活》的最大艺术特点，就是以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冤案为主线，通过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为她上诉鸣冤的一系列活动，把各种事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连结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广泛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统治阶级的腐败，达到高度的艺术概括。故事情节集中而不单调，矛盾冲突复杂而不凌乱，人物众多而又有重点，从而使作品获得了纵深交错的艺术含蕴。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作者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复杂性格、思想矛盾和多变的心理活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心理描写。文学评论家无不称道托尔斯泰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复活》中的心理描写往往是通过大段的独白、直叙和回忆表现出来的。例如玛丝洛娃被法庭判了重刑以后，作为陪审员之一的聂赫留朵夫受到极大的精神震荡，引起了他激烈的思想斗争。紧接着，柯察金一家人的空谈和虚伪又使他极为反感。他回家后，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于是便出现了那段“可耻而又可恶，可恶而又可耻”的长篇心理独白，充分揭示了他当时的悔罪心理和要同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他到乡下去处理自己的田产时，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田庄上的财产全部卖掉，可是当他看见那把原先曾放在他母亲卧室里的红木雕花圈椅时，他突然又对田庄上的一切感到惋惜起来。小说中的这段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当时的心态。

作者在刻画人物和安排结构时，常常运用对比手法。在《复活》中，上层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专横肆虐与劳动人民的啼饥号寒、受苦受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卷首刻意描绘的那种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美好春天景色与监狱里空气恶臭、惨不忍睹的恶劣生活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那个小火车站上，聂赫留朵夫坐在灯火明亮的头等车厢里逍遥自在地打牌娱乐，玛丝洛娃则在凄风苦雨中跟着车厢奔跑，这又是鲜明的对比。“兽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占上风时，他诱奸了卡秋莎，“精神的人”在他身上复活后，他又痛悔万分，这也是鲜明的对比。彼得堡近卫军团里有个军官在决斗中打死了人，可是他在禁闭室里“好吃好喝，顿顿有酒”关押了三天以后，就被放了出来，这与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认识的那个青年农民，同样是“因为酗酒”，“在打架斗殴时误伤人命”，结果被判重刑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又形成鲜明的对比。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托尔斯泰是一位娴熟驾驭语言的大师。《复活》中的语言通俗易懂，不事雕琢，朴素无华。卢那察尔斯基说：“当你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时，你会觉得他是个粗通文墨的人。他很有些笨拙的句子。”托尔斯泰的语言看上去似乎很平淡，为了表达复杂的思想，有些地方甚至不够简约，冗长的复合句随处可见，但在平淡中却有奇想超拔之处，往往显露出逼人的光彩。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作家很少使用华硕的词句，在描写人物肖像时，往往使用一两个极其普通的形容词，而且反复多处使用，借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如果不能把那些词语的准确含义恰当地翻译出来，就无法使我国读者领会原意的美妙之处。为此，译者常常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夜不能寐。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如此，它的最大弱点或者说不足之处，就是在最后一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圣经》，借以使聂赫留朵夫最后完成精神上的复活。如果孤立地看这一章，的确可以说托尔斯泰“宣扬了荒谬的宗教思想”，特别是宣扬了“不以暴力抗恶”这种反动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否定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制度。但是绝不能认为托尔斯泰在整部作品中都宣扬了这一主张，更不能认为这就是《复活》的主旨。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研究者都是这样来评论《复活》的。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所谓“不以暴力抗恶”，换个更为通俗的说法，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当别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干脆把左脸也送上去”。必须指出的是，作家只是在最后一章中引用了《圣经》上的这句话，在其他各章中从未提到过这句话。不仅如此，作家在其他章节中还多次表达过与“不以暴力抗恶”截然相反的思想，也就是可以允许使用暴力去抗恶的思想主张。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小说第三部第五章中描述聂赫留朵夫对待政治犯的态度时，作者这样写道：“他之所以对他们产生反感，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所采用的那种手法的残酷性和隐蔽性……不过等他进一步接触他们，了解到他们常常无辜地遭到政府的迫害以后，他这才看出，除了采取这种手段(即暴力——译者注)以外，他们别无选择。”接着又写道：“既然政府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当然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去反对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了。”在第三部第十八章中，聂赫留朵夫特别喜欢的那个青年政治犯克雷利佐夫在病危(他在狱中得了肺痨病——译者注)之际，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如果我们对他们心慈手软，就不会有人存活下来……不应该光发议论，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去消灭他们。”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统治阶级。后来，克雷利佐夫还说过更为激烈的话： “不，他们不是人……听说现在已经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是的，就应该坐着飞艇飞到天上去，往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像臭虫一样统统炸死。”这些主张用暴力去抗恶的激烈言辞，都是那位深受聂赫留朵夫喜爱和尊敬的年轻革命家克雷利佐夫亲口说出来的。托尔斯泰不惜笔墨，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聂赫留朵夫对克雷利佐夫的同情和友好态度。在克雷利佐夫跟另一位革命家发生争论时，聂赫留朵夫明显地站在克雷利佐夫一边。

小说中还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描写。有个英国人在参观监狱时，向犯人宣讲((福音书》。当他走进一个牢房时，正好碰上两个犯人在打架。于是他通过给他当翻译的聂赫留朵夫劝那些犯人说：“按照基督的戒律，正好相反：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你就应当把另一边脸也送上去。”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翻译完以后，有个犯人马上说：“最好让他自己去试试。”有个病号问道：“要是另一边脸也被打了，那还再送什么呢?”另一个犯人说：“那就让人家把你打个稀巴烂。”这句话刚一说完，牢房里便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声。那个英国人一气之下，便离开了牢房。这段生动的描写，显然是对“不以暴力抗恶”谬论的极大讽刺和嘲笑。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在《复活》的绝大部分章节中，非但没有鼓吹“不以暴力抗恶”，反而对它进行了嘲笑，甚至宣扬了与它截然相反的主张。这也许就是托尔斯泰思想的矛盾之处吧，从中也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创作的顶峰。它以波澜壮阔的画面、生动明快的描写和犀利尖锐的批判，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的，《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够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

2005年10月

译完《复活》以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坎坷经历，一直栩栩如生地萦回在我的脑际，令我感叹，引我深思。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在译序中已作了初步探讨和论述，但仍觉意犹未尽，遂又赋七律一首，以表达我对托翁的钦敬和仰慕之情。

托氏小说丰且精，

《复活》压卷跻巅峰。

主题明确砭时弊，

批判无情斥上层。

玛女蒙冤被流放，

聂公悔罪获新生。

末章多引《圣经》语，

学界于今有论争。

王健夫

2005年2月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宁

托尔斯泰的影响如激流出自天国的中心。……托尔斯泰的思想……孕育着二十世纪的精神活动。

——茨威格(奥地利作家)

《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够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

托尔斯泰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良心。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