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位至诚爱国的千古功臣，记载一段世人关注的情感历程。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将军人生“大起大落”的转折点。在国难当头，他用枪扣押了“上司”，逼其抗日；又抱着牺牲自我的精神，经受了遥遥无期的“管束”，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本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通过这些图文并茂的真实记录，可以让海内外所有关心张学良、赵一荻的读者了解到他们是如何相依相伴度过那段人生苦旅的。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他夜不能寐。1936午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荊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便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徙与跋涉，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往昔的荣辱已渐行渐远，在台湾幽禁期间，读书成了张学良唯一的爱好。读书之余，游历于青山绿水间。他的前半生是用刀枪书写的戎马人生，而他的后半生则是用笔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喜欢拍照，用相机为自己及家人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图片资料。

斯人已逝，风采依旧。这段被尘封的山中岁月，世人知之甚少。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本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本书所选用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图片，均为首次发表。此次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仅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生活的一段，以后还将根据图片资料整理的情况，陆续分册出版。谨以此书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的传奇人物——张学良将军。

前言

记忆中的大伯大妈 张闾蘅

我与大伯大妈有约 张闾芝

一 辗转重庆 飞越海峡

二 陈仪造访 感慨良多

三 山中困境 莫老情深

四 “两张”汇报 宽严皆到

五 “总统”下野 张赵南迂

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

七 “夫人”牵线 大洋家书

八 友人重逢 礼轻情重

九 互赠书画 回馈友情

十 疾病袭来 两地挂念

十一 奉命“笔耕” 夜不能寐

十二 呕心“杂忆” 告别井上

十三 “总统”召见 “管束”依旧

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

卜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

十六 台北购地 营造“新居”

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相

1946年，对于已被囚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来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1945年8月，张学良听说日本投降了，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家仇国恨，终得雪耻，长夜难眠。此时似乎能看到恢复自由的一丝曙光。

新年伊始，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前几年的日记，每年的开头统由九一八起，今年我又把它改回来了。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是东北尚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里还是埋藏着大量的炸药，不晓得哪一天它还是会爆发的。可是，不只是东北哟，中国全国还不是一样吗！”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愁。

张学良的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作为军人，他感到惭愧，没能为抗战出力，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仍被关在贵州偏僻的“夜郎国”中，不知什么时间才能离开。

在贵州关押期间，他的活动范围仅限在两三百米内，白天在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尚可到附近走走或垂钓，一到夜晚，便只能待在屋里。囚禁地的内外圈，均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统特务把守着，不允许任何外人擅自闯入。这种孤寂的囚禁生活，唯一可以慰藉的是，当收到各种报刊杂志，获悉外界的各种消息时，焦急心情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亦参加，并提出释放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周恩来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多次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他说：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多与会代表的赞同。

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不为所动。直到会议结束，仅释放了叶挺、廖承志。

张学良无法了解政治协商会议的内情，他只能将报上的报道剪下，存在日记本中，因为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篇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

当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扣押，是否释放蒋介石，是否要蒋介石签字保证、画押，各方争执不下。最后蒋介石仅以“领袖”的口头承诺作为担保得以脱身。现在“和平建国纲领”虽好，有各方的签字，但谁敢保证它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后来形势的发展，恰恰被张学良言中。

贵州的3月，阴冷潮湿。3月29日，张学良从报上获悉，戴笠于17日在南京因飞机失事被烧死。戴笠之死，对囚禁中的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会有不大不小的震动。他们太熟悉这位执掌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老板”了。

西安事变时，戴笠亦被扣，但张学良并未太为难他。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遭扣押，实际上一直是交戴笠负责“严加管束”。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探视一两次，并顺便带些生活用品或食物、信函等。张学良在贵州桐梓囚禁地就是戴笠选定的。这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原是国民党兵工署下属的兵工厂。戴笠巡视后，认为此地自然风景好，方便车辆进出，又方便警戒，方案报蒋介石批准后，就在兵工厂蓄水池附近盖了一排房，将张学良与赵一荻从修文阳明洞迁来。戴笠每次来，总要陪张学良聊聊天，或四处看看，有时也会派人送信或送些罐头、水果来。张学良寄出信函则由刘乙光带出交戴笠转呈，从两人信件往来的称呼上看，戴笠称张学良时有“副司令赐鉴”、“汉公赐鉴”，而张学良的去信是称“雨农兄”。大家都是客客气气。作为看管者，戴笠从生活上给予了张学良照顾，这其中也有蒋夫人、宋子文的关照。但戴笠不时也会“警告”张学良，来信“请勿书明现在之住址……以公之声望与晚(戴笠信中均称自己‘晚戴笠’)之处境不得不慎重将事耳……乞深居简出，为国珍重”。蒋介石不想让人知道张的秘密囚禁地。戴笠突然摔死，国民党军统局顿时乱成一锅粥，连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一时也不知所措，一时间张学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很快，1946年4月15日军统派了李肖白处长陪东北元老、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探视张学良，顺便将积压的信件一起带来，在桐梓住了五天。这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的。面对一大堆信件，张学良看得“头晕眼花”。这五天的时间，让张学良百感交集，尽管每次与莫德惠交谈，刘乙光总是“陪伴”着。听到东北同乡寄望的厚情，张学良“五内酸痛，真欲泪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白天与莫德惠聊天或一同垂钓，晚上畅叙至深夜。直到行前才急急陈铺素纸，一一回信。家信自当必回，同时给蒋介石、蒋夫人及一干老友一一回信，根据莫的提议还给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各书一函，莫德惠希望通过他们向蒋做些工作，争取早日“解禁”。张学良在“给同乡诸友一函未书上款”。囚禁中的张学良仍不愿意自己为“同乡”带来麻烦。

莫德惠离去后，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写了许多的回信和家信交他们带去。因这几天累了，追忆。”戴笠走了，莫德惠来了，这些信件发出去了，如果是“投石问路”也该有些回应吧！

            P047-P053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他夜不能寐。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他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徙与跋涉。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往昔的荣辱已渐行渐远。在台湾幽禁期间，读书成了张学良唯一的爱好，读书之余，游历于青山绿水间。他的前半生是用刀枪书写的戎马人生，而他的后半生则是用笔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喜欢拍照，用相机为自己及家人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图片资料。

斯人已逝，风采依旧。这段被尘封的山中岁月，世人知之甚少。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本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本书所选用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图片，均为首次发表。此次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仅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生活的一段，以后还将根据图片资料整理的情况，陆续分册出版。

谨以此书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的传奇人物——张学良将军。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