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部曲之二。奈保尔二次探访他暖昧难明的祖籍印度。在满目疮痍的现实表象下，他看到了一个被殖民历史、几千年的宗教文化、种姓制度、甘地主义……共同影响塑形的印度。书中他对印度和印度文化投入了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尖俏的讽刺让位于沉郁乃至悲怆的分析与描述。

1975年，在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令前后，奈保尔再次探访他暖昧难明的祖籍印度。与第一次(《幽黯国度》)感受到的震惊、愤怒、羞愧与鄙夷不同，这次他感到自己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在满目疮痍的现实表象下，他看到的印度，是其被殖民的历史、几千年的宗教文化、种姓制度、甘地主义……共同影响塑形的结果。作为被征服者，印度“知性上已寄生于别的文明”，因此，独立后的印度，显得“毫无创造力、知性枯竭、无力自卫”，“是个早巳被挫败的国度”。

这一次的探访，奈保尔对印度和印度文化投入了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尖俏的讽刺让位于沉郁乃至悲怆的分析与描述。千年古国的难题一一提示，现实中的国度却未找到再生的原点。奈保尔的困境是印度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

前言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

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

 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间出租的宿舍

 第四章 谷仓

第三部 执迷而非观念

 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

 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

 第七章 失乐园

 第八章 复兴或是继续

附录奈保尔作品年表

有时候老印度——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的、永恒的印度，似乎就这么延续着。上次大战的时候，一些英国大兵正接受化学战训练，他们驻扎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方，靠近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寺庙里有一条宠鳄，大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杀了那条鳄。他们还以某种形式(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亵渎了寺庙。不过大兵们很快就走了，英国人也统统离开了印度。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经三十多年了，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寺庙得到翻修，一个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赋予生命和注人法力之前，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而已，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印度教偶像来自于古老的世界；他们体现着深奥、有时是庄严的概念，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有发展，尽管受到印度电影和电影海报的影响，最近的一些形象没有古代原初形象那么概念化了，有种世俗的、玩偶式的漂亮。他们了无生气、姿态各异地伫立在雕刻师的展室中。偶尔会有一尊受命而塑的半身像，比如地方警察局的督察什么的，可能他空洞洞的大理石眼睛上还会安一副真的镜框——这些花岗岩和大理石首先让人感到置身墓地，或是让人想起某个备受爱戴的死人。不过这样的展室是他们成神之前的过渡居所，每个雕像都等待着被买走、供奉，这样他们就有了生命和神性，每个雕像都白璧微瑕，为的是当神性生命降临的时候，不至于太令人恐惧。

所以在曾遭亵渎的庙宇里，神像必须被赋予生命，要举行特别的法事，所用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它把我们带回到宗教和人类奇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言”的方法：泰初有言。一个十二字的符咒(mantra)被吟颂并誊抄5000万次——这就是在这个宪法被冻结、新闻遭审查的“紧急状态”中，5000名志愿者所做的事情。这件事完成后，新偶像下面要放上一块镌刻过的金牌，以证明神性之生成，以及志愿者之虔诚。千年古刹将重生：印度，印度教的印度，是永恒的：征服和亵渎不过是历史中的几个瞬间。

P5-6

孟买机场的灯光照着雨天；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飞机缓缓滑行人港，猛吹着水泥路面上的季风黏土。这会儿是八月中，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尽管这个雨季可能延长)。狭小潮湿的机场楼里，有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谓海湾是那个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在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有几个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就像是一群新的、突然风行起来的拜金教祭司身上的白色长袍；还有两个缠着头巾、皮肤黝黑的锡克工匠，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带着扁平的箱子以及同样扁平的、黄色软革质的新皮鞋。

这些日子，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又一次走运的阿拉伯人散布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如同公元8世纪一样，那时候新兴的伊斯兰教四方广布，阿拉伯人(据说是在一个17岁男孩的领导下)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历史学家们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但是信德如今已不属印度，印度自从阿拉伯入侵以来就缩小了。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那么轻易就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500年后，穆斯林在德里建立其统治，那是外国人的统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统治——前500年是穆斯林，后150年是英国人——直到1947年才在德里结束。

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叠缩；这次游历印度，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800年前、12世纪伊斯兰大扩张的时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这一家在德里住了500年了。”这话在欧洲听起来会被当成是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Qureshi)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承继了800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对比了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那些是莫卧儿宫殿与清真寺的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shah．Jehan)①的贾马·马斯吉德(Jama Masjid)大清真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20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文明，它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止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②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惊栗感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里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的社区，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区与甘地1893年在南非见到的印度人社区相比，组成更为单一，与印度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100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几乎就无法承受一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区的人，其“印度式”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对印度的探究——即使仅仅是对“紧急状态”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在政治层面。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现在所是)。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这比书中所表达出来的还多。因为，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最初烹饪的东西(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总是奉献给火神的，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弃这个习俗(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一时的错误)，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那最源初的东西。早饭前的晨礼，点灯前的晚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后、以另外的方式重被发现。

童年时候的习俗是神秘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祖母房中神龛里光滑的卵石，我祖父把它与其他家当一起，一路从印度带来的卵石，其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卵石代表了更为露骨的圆形石柱。而又是为什么，剖开南瓜非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呢?我一度认为这一祭祀仪式暗含着性的因素：因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对分的外形。而就在最近，这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真实情况。在孟加拉以及毗邻的地方，南瓜是一种代替活牲祭祀的菜蔬：男人之手所以是必须的。在印度，我知道我是个陌生人；但我渐渐明白了，我对印度的记忆，那个在我特里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是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井门。

奈保尔的技法与魄力毋庸质疑……文笔洗练，观察敏锐。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本书颇为激越，但也证明像奈保尔这样的小说家，可更快速也更有效地指出问题所在，比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小组和各式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Louis Heren，《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