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每个音符都是感人的”,的确如此,它对我们的感动是穿越时空的。读着《长征纪实》,似乎又梦回吹角的长征途中,耳畔又传来金戈铁马的节奏,红星在飘拂的军旗上闪烁,曾给行进在长征队伍中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温暖的感受;而在万里转战、不畏劳苦的红色战士眼中,则如晨空的北斗。雪山草地中,灰色的征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翻动,似凯歌的音符;六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几乎每前进一里就会倒下一名战士,用鲜血谱写了胜利的音符。长征的每一个音符果然都是如此地撼动心灵!
这本全景的长征纪实,告诉读者一个放大了的长征,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长征,既不失如临其境的生动描写,通篇却找不到为迎合受众心理而虚构的情节。作者的每一段文字都出自有据可查的档案、史料或亲历者的回忆录,书中几乎找不到一处属于想当然的描述。本书的作者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对长征中的多次战斗进行了详细描述,还历史以真实。翻开《长征纪实》这本书,我们将体会更多!
红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由坚强的信念、远大的理想以及求生存的本能所凝聚、支撑的战斗群体,在漫漫征途上忍受了饥饿、严寒、伤痛、死亡等等个体生命几乎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的无情考验。他们翻越18座山脉,渡过24条江河,转战14个省。他们经过总兵力多达10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苦战杀出了重围北上的求生之路。
本书告诉读者一个更完整、更细致,全景展示长征的伟大业绩。有别于过去一般侧重党史的写法,而侧重于军史、战史,既有人们较为熟悉的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三军会攻山城堡等作战,也有鲜为人知的四方面军气势恢宏的嘉陵江之战、红25军扣人心弦的拼杀庚家河、恶战独树镇,还有红二方面军乌蒙回旋战、红十军团怀玉山突围的失败等重要战役、战斗,对战事的发起、经过,及胜败原因,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和深入独到的分析,突出了长征在军事上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胜利,突出是四大战略力量团结合作的长征,而不单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10月17日,蒋介石对各“围剿”军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本着“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继续作战,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的国民党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部队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
在此情况下,李德主导下的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10月22日,红军东方军以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围点打援。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果,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与敌决战的计划。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七、红九军团。红七军团下辖第19师、第20师和第34师,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红九军团下辖第3师、第14师和独立第1师、第4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随后,中革军委命令新成立的红七军团深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来自金溪、琅琚和浒湾的国民党军的夹击。红三军团立即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于11月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七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是役,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伤亡达1100余人。11月15~17日,为配合东方军作战红军,中央军主力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时,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到国民党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一方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遭受了很大损失,陷于战略上被动地位。此后,红军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实际上被取消了。
至此,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宣告失败,然而,他们随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采取军事保守主义,要求红军用阵地防御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目的。就在中央苏区处境日益困难之时,一个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出现了。
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出于爱国抗日的主张,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此前的10月26日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红军代表潘汉年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潘汉年以全权代表名义与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10月27日,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蒋介石对福建事件极为惊惧,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出9个师,转去进攻福建政府。蒋介石组织了“讨逆军”,自任总司令,指挥以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为总指挥的第二、第四、第五路军共12个师和海、空军等约15万人,从浙、赣、粤三省分路进攻福建,还勾结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派出军舰、海军陆战队侵入福建海域、港口,策应作战。
福建政府与中央苏区互通贸易,使红军得到了急需的盐和西药。双方还继续在军事、政治上广泛合作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和磋商。由于福建政府兵力仅5万人,他们多次表达了希望派遣红军到福建支援作战的愿望。这时,中央苏区的东部威胁骤减,如果中央红军能及时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的话,对于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把红军的主力开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敌回援,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特别加了一句预言:“此计不用,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但同样遭到了李德、博古的回绝。
彭德怀也向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被博古批评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的决策,主要受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的遥控影响。弗雷德此前就固执地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利用因蒋介石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使北线获得的喘息之机,向福建的十九路军发起攻势。弗雷德有两条奇怪的理由。第一,他暗示苏联可能向中国的中央苏区提供武器援助,需要通过空运和获得福建沿海的一个港口来解决。第二,他认为,蔡廷锴对冯玉样的长城抗战支持不力,表明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为争取蔡廷锴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红军的实力,因此对十九路军要“先打后谈!”弗雷德对李德提出的异议作了驳斥,并补充说,即使不能使蔡廷锴就范,但通过对十九路军的胜利攻击,我们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和蒋介石的决战中,确保我军在福建的后方和侧翼,然后我们就能转而对国民党中央军在北面的进攻,开展积极的骚扰活动。①由于有上述原因,弗雷德在十九路军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同意红军对其援助,反而将主力从东线调至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企图等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部队重创之后,再作驰援。弗雷德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思路一样:“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不切实际地要中央红军去冒险,“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②而党内个别领导人在与福建政府的合作中还存有私心,说“要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们,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③孰料,蒋介石对十九路军采取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并举的手段,为防止红军对十九路军的策应,还派出兵力从黎川南出,构筑了由东山至德胜关和东山经熊村、黄土关至光泽之间的碉堡封锁线。
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福建政府抱有偏见,认为“这一政府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完全是反革命派行骗人的把戏!”不愿与其联合,加上福建政府内部的问题,潘汉年与陈铭枢进行了八次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或订立联合作战的军事协定。双方的观望、貌合神离错误决策等一系列的失误,使红一方面军坐失了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的良机。对此,彭德怀曾十分痛心地批评道:“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作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金钱收买内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伎,只有对红军不灵。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第二阶段就又开始了”。①李德本人也承认:“弗雷德的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进攻。他的这个冒险主义的战略方案,以及坚持这一方案的顽固态度,阻碍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时做出把主力放到闽北,问十九路军一起作一决战的唯一正确的决定。而当他下决心这样做时,为时已经太晚,机会也已经错过。”②
仅用了54天,蒋介石就将孤军奋战的十九路军镇压下去,1934年1月21日,蒋军占领漳州。十九路军第l军至第4军军长联名通电拥蒋,福建政府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军政领导人先后败走香港。蒋介石腾出手来后,再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于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一系列挫折,盲目地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等。在“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排挤不同意见的同志,将盲目服从“左”倾路线的人员安置了一批到中央和地方领导岗位。六届五中全会标志着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
在军事指挥上,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原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作了局部人事调整,朱德仍然担任主席,原来担任副主席的为周恩来、彭德怀,这次将彭德怀改为身负重伤的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将实际指挥权进一步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P
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走过八十年光辉历程。为庆祝建军八十周年,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数位战史专家精心撰写了这套《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纪实丛书》,以纪念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初创时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这次革命战争,是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根本目的,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工农红军为主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进行了一次次的英勇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始终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生机。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忽视了对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掌握,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叛变革命时,革命力量遭到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毅然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路。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原国民革命军一部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1日,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诞生的纪念日。“八一”南昌起义,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入创建军队、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艰苦而曲折,先后经历了创建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大规模“围剿”,“左”倾错误领导者导致革命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等阶段。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走向成熟,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不但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形成了人民战争思想及其战略战术,并最终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思想武器。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得到确立,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强而正确的领导,走上了胜利之路。土地革命战争锻炼出一支不怕任何艰苦、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特别是长征的胜利,使革命精华得以保留。抗战开始后,陕北的红军主力和南方的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他们犹如革命的火种,撒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很快就燃遍敌后战场。可以说,没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取得的成就,就没有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史,既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战争画卷。又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英雄主义诗篇。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着从未有过的革命洪流。“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当年农村土地革命的真实写照。在各革命根据地,分到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支持革命战争,踊跃参加红军。“十万工农下吉安”,“风展红旗如画”,一幅幅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画面,怎能不令人热血沸腾?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红军经常与比自己强大十数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经过游击战争、反“围剿”战争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这支军队不仅具备了钢铁般的意志,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声、反“围剿”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痛快淋漓、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出奇兵……一个个精彩的战争故事,令人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叹为观止。在流血、牺牲、挫折、苦难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气概,革命军队始终充满着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从南昌城头高举义旗,到罗霄山脉武装割据,从赣南闽西纵横驰骋,到长征路上万水千山,这支军队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坚持战斗,更有无数先烈献出了生命。在世界军事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经历如此波折而顽强不屈,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生存、战斗和发展、壮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样一段历史,是值得人们去回忆的。
《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纪实丛书》分为四卷:《创建革命根据地纪实》、《反“围剿”纪实》、《长征纪实》、《南方游击战争纪实》。这套丛书的作者,都具有多年的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教学与研究经历,他们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纪实文笔,全方位地描绘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恢弘历史。其中,《创建革命根据地纪实》主要记述了从1927年8月到1930年9月,我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历程;《反“围剿”纪实》主要记述了从1930年lO月到1934年lO月,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先获得重大胜利,又遭受严重挫折的曲折过程;《长征纪实》主要记述了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25军在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离各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最终会师西北地区的艰难历程;《南方游击战争纪实》主要记述了主力红军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与强敌顽强战斗,坚持游击战争的感人故事。
这套丛书力求在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基础上,突出可读性,兼顾思想性。既以朱毛红军以及中央红军为重点,又全面描述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战斗历程,力求全面、立体地反映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既描绘党史、军史中的重大事件,又着力刻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将领和众多的英雄人物,展现他们的个人风采;既详细记述战役、战斗的精彩细节,又以画龙点睛之笔突出其中高超的指挥谋略艺术。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对于广大读者熟悉中国革命历史和我军发展历程,领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以及感受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本丛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与指导,并得到了解放军国防大学、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有关专家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还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侯树栋范震江
二○○六年九月
鉴于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图书已达数百本之多,本书在写作中注意努力写出独到的风格和特色。首先体现在:采用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以说明问题,包括电报、报纸、档案资料、革命回忆录、地方史料、长征亲历记、民歌等史料,既有我党、我军历史上的资料,也有国民党军将领围追堵截长征中红军的亲身讲述,还有国民党时期的报纸、电文等史料,也有部分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人的报道,从而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细致展现了红军长征这一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体现在:突出了战史的脉络,对长征中重要战役的发起、经过及胜败原因,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突出了军史的特色,把红i一、二、四方面军及红25军四大战略力量长征的前因后果、历史功绩,以及相互间的团结协作、英勇奋战,作了详细的交代。再次体现在:突出了感人的历史场景,再现了一些生动的细节,注意将长征精神用素描的手法,点面结合地再现出来。第四体现在:突出了学术性,吸收了学术界近年来关于长征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参考了数百本文献的资料、观点,直接引用了近千个注解,注意了学术内核与通俗性的结合。
本书作者均为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并对长征历史有所心得的青年学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充满热忱地进行了分工合作,他们是:刘波、杜福增、鲍玲、王胜杰、徐晖、汤卫。刘波负责本书的总体设计和统稿工作,并撰写长征序幕至突破乌江部分,即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第一阶段,以及红二、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长征遥相呼应的内容。杜福增参与了本书的总体设计和协调工作,撰写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止,再到张国焘南下受挫,以及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携手北上。鲍玲撰写从红二、六军团突出重围,进行乌蒙回旋战,到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即红二方面军长征的主要阶段。王胜杰撰写红25军的长征。徐晖撰写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第三阶段,从兵临腊子口,到陕北安家、经营陕北,还有三军大会师、尾声。汤卫撰写从攻占遵义,到过雪山、草地,即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第二阶段。
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侯树栋中将,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著名军事理论专家范震江少将,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有力指导,我们深感荣幸。在写作过程中,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思想、军事历史专家廖国良少将给予了我们许多具体指导,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在此,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还要感谢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吴子勇研究员严谨的指点、帮助;感谢人民出版社编辑侯春同志不辞劳苦地审读、协调,保质保量地使本书如期完成。
由于我们写作的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存在错误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刘波杜福增
二○○六年十月一日于北京红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