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瑞·德·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本小说是《高老头》的姐妹篇，巴尔扎克称它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卷之一”。如果说，我们在《高老头》中所看到的是19世纪前半期法国巴黎社会的生活场景，那么，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我们所看到的将是这一时期法国外省的风俗画面，也即王政复辟前后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外省时的种种变迁，其核心问题，像《高老头》一样，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的罪恶及其“威力”。它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罪恶的发家史，形象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金钱充塞着“污秽和鲜血”。

葛朗台一生的特写为我们提供了革命年代和帝国年代有重大影响的法国史一瞥。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在一八一九年波旁复辟的最后几年期间展开。葛朗台在大革命早年曾精明地获得了一个繁茂的葡萄园和牧场，当教会的财产被清算后由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全部便宜地买下时，他的妻子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地产。他又以放高利贷的形式借出金钱增加其资本。他辛苦劳作、精心侍弄他的田地和葡萄。在巴尔扎克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农民，葛朗台除了拿侬——一个高大、粗野、极为强壮而对他始终言听计从的村妇外，谁也不相信。巴尔扎克通过葛朗台的讲话方式，对其他人的小心提防、冷漠和奸诈，他的农民的鞋子和服装以及强加于家人的修道院般的囚徒般的生活等而把他描绘得活灵活现。享有巨大财富的快乐，建立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这些目标不在那位贪婪的吝啬鬼的理解之内。而囤积财富，在买卖投机方面超过他的对手，这些对他来说就是一切。面对如此的偏执狂，读者对其残酷无情和自私自利的反应有一种恐怖感，然而在他的专横人格前也感到一种威慑力。葛朗台与拿破仑或任何作曲家、艺术家、作家或政治家相似，因为他们都被一种单一专注的念头所奴役而将所有常人的情感践踏在脚下。

小说的第一个重要场景是一八一九年欧也妮二十三岁生日，母亲为她安排了简单的宴席。葛朗台不肯正视女儿嫁人的婚事：她会通过婚姻逃开他的管制；他会不得不为她提供嫁妆或分享她妻子的部分财产。读者或许被小说家醉心于财产的积累和法律细节而感到光火，但这种不厌其烦的描述是为了通过对照继承法将葛朗台的为人而与欧也妮的感伤理想主义和天真慷慨形成鲜明映衬。由于对她的堂哥——她人生以来遇到的惟一的一位高雅的年轻人—一的爱慕，欧也妮在人生中第一次做出略微有些不当的举动：她读着查理放在床上没写完的信。在信中他向一位他所爱的巴黎贵妇人保证，宣布他即将奔赴东印度，表明在父亲自杀后自己的清贫。当欧也妮恳求查理接受她积蓄不多的金币——她仅有的财产(当她还是小姑娘时她父亲在每年新年和生日时发给她的礼物)时，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担惊受怕的约会。查理出发去爪哇时，欧也妮答应等他回来。小说的下一个悲剧场面是当他逼迫女儿承认了她已不再有金币之后；葛朗台满腔怒火的爆发，接着欧也妮第一次违逆她父亲。葛朗台以只提供面包和水把她关在屋子里作为报复。他的妻子不堪他的虐待日益憔悴而一命呜呼。当律师警告他，他的女儿在法律上是她母亲财产的继承人时，他确实变得温和了。葛朗台逼迫欧也妮放弃属于她的那份财产，但是在这次高明的表白他对金钱的狂热之情后，他在对那一堆金币投以最后的贪婪的、疯狂的一瞥后，突然猝死。他的死是文学作品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情节。欧也妮把钱分给了拿侬、教会和家人，除了等待那个从未给她写过片言只字的查理的归来，她对生活毫无兴趣。

查理从东印度群岛归来，靠珠宝、外国的产品、奴隶贸易等发了财。在返回法国的船上，他为一位狡猾的贵妇人所左右，因为她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若无其事地告知欧也妮他的决定。欧也妮的希望被击碎了，但是又一次屈服于残酷的命运，她付清了可能阻碍查理与贵族联姻的债务。她自己在神父的劝说下，进入了无爱的婚姻，嫁给了一位仅仅一直觊觎着她万贯家财的有经验的男人。这样一场“没有毒药、没有短剑、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悲剧”结束了。但是巴尔扎克描写的这场悲剧比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更残忍更贪婪。世俗之人卑劣地工于心计的谋划和心地纯洁、率真浪漫的女性的虚幻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巴尔扎克之笔终于如愿地征服了世界。

名家导读

正文

在外省的某些城镇，有些房屋看上去会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如同那些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悲惨的废墟。在那些房子里，也许既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凉，同时又有废墟中白骨成堆的惨景。如果不是随陌生人的脚步突然看到从窗台探出一张目光暗淡、冷漠、僧侣似的死板的面孔，外地人还会以为那是早都无人居住的空屋。索莫城的这条街道高低不平，它直通城市高处的城堡，在这条街的尽头就有一栋似有凄凉惨景的住宅。如今很少有人来这条街了，多处地段阴森黑暗，夏季热浪滚滚，冬天寒气逼人，然而它也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这条街的碎石路面总是那么洁净、干燥，在行人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狭窄的街道蜿蜒曲折，城墙脚下的房屋安谧幽静。这儿是旧城的一角。这些住宅虽已历经三百年风风雨雨，其木质梁柱仍结实坚固。它那各具风格的建筑结构也受到考古学家及艺术大师们的关注。由屋前走过的人们，无不举目欣赏那顶端雕有奇形怪状动物头像的大木梁。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都由这种黑色浮雕的粗大木柱木梁托起，横木架上覆盖有石板，那随时可能倒塌的高墙上留下一道道蓝色线条。木筋墙的屋顶，因年代久远而歪歪斜斜，屋面的盖板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窗台已磨损变黑，精细雕刻几乎看不到了，仿佛再也承受不起那位可怜女工放在上面的棕色石竹或玫瑰花盆。在不远处，便是镶有巨形钉头饰的大门，我们才华横溢的祖宗留在上面的异形文字含义莫测。时而有新教徒署名的盟誓，时而有旧教徒对亨利四世的铁杆诅咒。个别有产者还在上面刻上了他们钟形的贵族徽章，以显示其祖先曾任地方总督的光荣。这儿几乎是一部完整的法兰西史。在这栋经艺术大师粉饰过的摇摇欲坠的房屋旁有一栋贵族官邸，虽已经历过1789年以来历次震荡全法国的革命运动的破坏，但用石头建造的半圆拱门框上还可见到其贵族徽章的痕迹。这条街临街房屋底层并非是些大小铺面，那些爱好中世纪艺术风格的朋友们见到的是我们天生单纯的祖先留下的缝纫工场。这些又深又暗的低屋矮房既无装饰的门面，又无橱柜和玻璃门窗。这儿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粗制滥造地包着铁皮，上部向内敞开，下部装有弹簧门铃，不停地来回开、关。空气、日光只能从大门的上方或门框、地板和平窗台的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到这洞穴般潮湿的室内。窗台上架有结实的百叶挡板，早上卸去，夜晚安上，并用带栓的铁条固定。矮墙供批发商陈列货物样品，这儿的一切货真价实，毫无江湖骗术。全是按经营的性质，陈列得满满的：两到三桶食盐及干鳕，几捆帆布及绳索，还有吊在楼板横梁上的黄铜丝及沿墙摆放的大大小小的桶箍，柜台上还有几块布料。“要进吗?”一位穿着朴素、围着白头巾的青春少女立即放下通红的手上的织物，招呼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接待您或是售给您想要的货物。无论是做成两个苏的买卖还是两万法郎的交易，店主性格各不一样，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您还会看到一位坐在门口、转动着拇指与邻居聊天的橡木板材的店主，看上去他只有少量做酒瓶搁架的劣质木材和两三捆板条，然而在码头货场上却堆满了足够安茹地区桶匠生产酒桶的全部板材。他可根据葡萄收成的好坏知道能售出多少制造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上下。阳光充足之年，他会财源滚滚，如遇连阴多雨，他则丢本失利。仅一个上午，一只酒桶便可由十一法郎跌至六法郎。这地区与都兰一样，生意的好坏受到天气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种葡萄的农户、田产主、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主人，都期盼阳光。要是听说夜晚有霜冻，晚上睡觉都会心惊胆战。他们怕雨，怕风，怕旱。但时而又需要雨水，时而需要阳光，时而又希望阴云。上苍总与人间利益作对。天气变化，就是人们面部表情的晴雨表，时而让人愁容满面，时而使人笑逐颜开。索莫城这条古老的大街上，从头到尾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这真是黄金般的天气。”家家户户都在估算自家的收成，左邻右舍相互报告，“天降金元宝了!”他们明白，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们带来好的收成。风和日暖的周六中午，您不可能从这些正直的手工艺商人那里买到一个钱的东西，他们各家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块的田地，都要下乡几天。这些全是事先定妥的事：买进、卖出，赢利多少等。商人们大多数时间用来娱乐、考察，评头论足和窥伺隐情。旁边的人未向丈夫打听山鹑是否烧到火候之前，女人是不会去买的。年轻姑娘将头探出窗外，那绝对逃不过闲人的目光。……P1-3

奥诺瑞·德·巴尔扎克(1799-l850)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出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中产者家庭。父亲是个农民，因善于经营，跻身于资产阶级，曾任文官。1814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并在法律事务所充当文书。1819年学业结束，他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未获成功。尔后，他与入合作从事黑色小说和神怪小说创作，一度又弃文经商，先后经营过出版和印刷等业。因屡屡碰壁，致使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不过，同高利贷者和资产者的交往，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巴尔扎克思想比较复杂。七月革命前，他赞扬革命，反对波旁王朝，中小资产阶级立场明朗。在“七月王朝”的统治时期，他反对金融贵族统治，加入保王党，成了正统派。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与保王党有着极大的差别，他其实并没有改变中产阶级的立场。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入》，迈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步。从那时起至1835年，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创作出了《驴皮记》(1831)、《乡村医生》(1833)、《高利贷者》(1830)、《三十岁的女人》、《杜尔的医生》、《欧也妮·葛朗台》(1833)和《高老头》(1834-1835)等重要作品。1835年至1842年，是巴尔扎克创作作品数量最多的阶段。他完成了《古物陈列室》(1836-1839)、《交际花盛衰记》(1837)、《纽泌根银行》(1838)和《幻灭》(1837—1843)等70多部作品。1842年，巴尔扎克决定把已经创作和打算创作的作品连成一个整体，取名为《人间喜剧》，并将其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以《风俗研究》最重要，作品数量也最多。《风俗研究》下列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在1843年到1848年的第三个阶段中，他又写出了《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和《农民》(1844—1853)等小说。《人间喜剧》形象地再现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的衰亡和资产阶级上升的历史，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种种罪恶，成了“社会百科全书”。

《欧也妮·葛朗台》是《高老头》的姐妹篇，巴尔扎克称它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卷之一”。如果说，我们在《高老头》中所看到的是19世纪前半期法国巴黎社会的生活场景，那么，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我们所看到的将是这一时期法国外省的风俗画面，也即王政复辟前后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外省时的种种变迁，其核心问题，像《高老头》一样，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的罪恶及其“威力”。

作品的主题思想首先表现在：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罪恶的发家史。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金钱充塞着“污秽和鲜血”，作品中葛朗台老头和他的侄儿查理的发家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真理。

葛朗台老头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兼有老式守财奴和新兴资产者特征的典型形象。葛朗台以吝啬著称，有着戈布塞克(《高利贷者》)、他的丈母、太太的外公、自己的老婆等老式地主那种爱钱如命、喜欢私下摩挲把玩金钱的特性，但是，作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发家致富的暴发户，他又具有新型资产者积累金钱的手段和处世的哲学。首先，葛朗台是靠政治投机致富的资产者。巴尔扎克写道：索莫居民普遍地认为，葛朗台是个“有胆识的爱国志士”和．“有新思想的共和党人”，其实这个“箍桶匠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葡萄园”。在大革命时期，他先给共和政府的标卖监督官送了四百金路易，便“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合法地买到了这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后来，在他充任索莫区行政委员时，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葡萄酒，从而又获得了某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拿破仑执政时期，他当过索莫区区长，在他任期内，为了“本地区的利益”，他动手造了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地，于是，他的财富神奇般增加，成为连首都巴黎都闻名的巨富；葛朗台不仅从政治投机中积聚了钱财，还通过商品投机生意，囤积居奇，捞了一大笔钱。酒桶的市价比酒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而一般的地主在酒价只有一百法郎一桶的时候j早已脱手，但他非等到两百法郎才肯把囤积着的酒抛出来，有时他则把全部的酒售出，造成市场酒价猛跌，使那些中小资产者濒于破产，这就是他的第二种积财手段。葛朗台第三种积财手段是债券投资，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主要是通过政治和商品投机发横财，那么债券投资就是他复辟时期主要积财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公债买卖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金融投资方式。在法国内地，一般思想意识保守的资产者并不相信此道能发大财，但葛朗台老头比一般的资产者有胆识，并且精明，他很快就掌握了其中有利可图的秘密，并能看中时机，在股票下跌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出黄金，买进股票，等到涨价时便重新抛出。仅一次债券交易，他就捞了三百法郎，又发了一笔大财，而且，与此同时，他为了充实财库，便把草原上的白杨树和其他树统统砍掉出卖，再在草原上准备种上饲料草，因为这东西收成更大，他在河道浅水处种植白杨，这样可以不用纳税。小说告诉我们，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是只“老虎”，一条“巨蟒”，当他打算吃什么人时，会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把猎物打量半天，一旦时机成熟，他便会张开血盆大口，扑上去，吃个精光。整个索莫城，个个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掠过一遍，这便是葛朗台老头的发家秘密。但是，如果说葛朗台老头的发家史令人吃惊，那么查理的发家手段，更令人发指。他比葛朗台老头更为阴险、狠毒、残酷，他把罪恶的魔掌伸向世界各地，穷凶极恶地掠夺海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他通过贩卖中国人、黑人、燕窝、儿童、艺术家等，通过大规模地放高利贷，又通过偷税、漏税、走私，在南美洲圣·多玛岛上贱价收买海盗赃物，然后运到缺货的地方，发了不义之财，他完全是一个不顾法律、不择手段、心狠手辣的新型资产阶级的典型。作品正是通过葛朗台和他的侄儿查理的发家史，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资产者的贪婪本性。

其次，作品谴责了冷酷的金钱关系。小说通过葛朗台与家人，与社会的人际关系，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真理。葛朗台老头因为有一笔谁也无法计算清楚的财产，便成了索莫入惟一的尊神，他的言行举止、衣着姿态，也就成了地方上的金科玉律；也正因为他有几百万家私，当地的两个大户人家，一家是公证人克罗肖，一家是银行家德·格拉桑，便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巴结葛朗台老头，争当他家的女婿，而葛朗台老头心里也十分清楚，他们是冲着他的钱来“受罪”的，于是将计就计，利用他们来“钓鱼”，为自己效劳。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克罗肖的侄儿蓬丰先生，整整追求了欧也妮八年，结婚时婚约上则清楚地写着：“婚后夫妻双方如果没有子女，他们的财产，包括动产及不动产，应无条件地全部馈赠给对方，既无例外，也无任何保留。”婚后，蓬丰先生让欧也妮保持童身。而当小说写到他亲耳听到欧也妮答应愿意做他妻子这一允诺时，竟失态地一头扑倒在这位家有万贯钱财的女继承人脚下，浑身打着哆嗦，又快活又凄怆地说：“我愿意终生为您效劳。”无需多添一字，这位拜金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已跃然于纸上，其实，他并不是甘愿当欧也妮的奴隶，而是甘愿当那头金牛的奴隶。

金钱不仅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终身追求的惟一目标，而且还泯灭了骨肉之情，腐蚀了人的心灵。葛朗台老头虽然有妻子、儿女、兄弟、侄儿，但他从未享受过家庭的天伦之乐和亲戚朋友的情谊。在葛朗台看来，弟弟的自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侄儿的“一无所有”则包含着世界上最大的苦难；当他发现女儿把积蓄送给了查理时，便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女儿是“该死的蛇精”、“没出息的劣种”，而且不惜加以软禁，只给她清水和面包进行惩罚，平时那种爱女之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破例为病危的妻子花钱求医，因为怕妻子一死，就得办理财产登记，这会要了他的命。而当妻子一死，他还没来得及穿上丧服，就急忙要女儿在放弃对母亲遗产继承权的文书上签字，当欧也妮在文书上签了字，他便疯狂地拥抱她说：“好呀，我的孩子，你救了父亲的命了”，但又认为，这不过是欧也妮还清了他的养育费，从此他们“两讫了”，谁也不欠谁的。他说“就像做交易一样”，人生本来就是“一种交易”。金钱泯灭了葛朗台老头的天良，也腐蚀了青年查理的心灵。这位巴黎的花花公子早在年轻时就与自私自利、金钱万能的社会有所接触，他惟一感兴趣的就是每天早晨掂量着朋友的钱袋，然后坐上马车去找他的情妇，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钱，对于他来说，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在他父亲自杀前，他对钱或有或无的切身利害关系还没有深切体会，那么父亲的自杀，以及父亲自杀后自己的处境，却令他看清了金钱的真正价值，而伯父的“这年轻人真没出息，将死鬼看得比金钱还重要”的话又成了促使他思想转变的至理名言。于是，他怀着发大财再回巴黎的决心去了印度。他一心一意地扑在他的活动上，为了尽快地积蓄钱财，对周围的变化都视而不见。什么人物和国家的交替，什么各种风俗习惯的差异、变迁，对他来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发财的念头使他变得麻木，金钱的欲望使他成了一名心狠手辣的新型资产者。与此同时，那位在他落难时曾给过他同情和无限温暖的堂姐，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名六千法郎的债主。为力争到一份家产，他不得不与一位每年有十万法郎年薪的德·欧布利翁的女儿结为夫妇，而当他得知堂姐家有万贯家产的时候，却深悔自己不该有这样的错误决定。他像葛朗台老头一样，灵魂早被金钱铜臭所腐蚀，失去了最起码的良心。

像高老头一样，欧也妮也是巴尔扎克笔下有“美好感情”的理想人物之一。欧也妮对父母有一片孝心，她面对父亲的怒骂、禁闭等不公平的待遇，不仅没有丝毫责备父亲之意，反而对那些为她愤愤不平的人说：“指责我父亲也就是损害我们自己的尊严”，父亲是一家之主，“他的做法无须旁人赞同与反对”。欧也妮对情人有一片纯洁的感情，她面对查理的无情抛弃，虽然感到心碎、绝望和悲痛，但是没有以怨报怨，反而还拿出一百五十万法郎替查理还清了债务，成全了查理与侯爵女儿的婚事，然后保持童身嫁给德·蓬丰先生。巴尔扎克无限感叹地说，受到遗弃后的女子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被人抛弃的女人，她们可能会去情敌的手中夺回自己的心上人，有的会去杀死对手，然后再远走高飞，或是上断头台，或是一死了之，这也许是干得漂亮的吧，她们犯罪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超越法律的崇高的情感；另外一些女人则是低头认输，默默地忍受痛苦。她们要死不活地听从命运的摆布，一边哭泣，一边又在宽恕他人，并且还为他祈祷，回忆自己的过去，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这就是爱，真正的爱，天使般的爱，为痛苦而生、为痛苦而死的自豪的爱。欧也妮不仅对父母孝顺，对情人纯情，同时，还有对宗教的虔诚和对穷人的怜悯之心，面对着大量的黄金，她不放在心上，一心只向往着天国，过着虔诚慈爱的日子，她不断地慷慨解囊，暗地里援助受难的人，她在当地办起了一所养老院、几处教会小学、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装修了几座教堂，总之，她带着一连串的义举走向天国。在作者笔下，欧也妮无疑是作为一名纯洁的“天使”加以歌颂的。但是，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巴尔扎克，又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在金钱主宰一切、惟利是图是人生最大准则的社会里，所谓的“美好感情”定然挡不住金钱的恶风浊水，纯洁的“天使”，必将败于“恶魔”之手，最后作者不无感叹地说，她是“一个天生的贤妻良母，但她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她也没有真正的家”，她“虽然生活在尘世，但她从未进入尘世”，过着悲凄的日子；而更加令人寻味的是，作者不仅让欧也妮完全继承父亲的财产，同时也让她继承了父亲的全套理财“本领”，那颗“崇高的心仅为最温柔的情感而跳动”，也不得不“仍旧要忍受着人类对利益的盘算之苦”，欧也妮最终还是沿着她本来厌恶的那条道路走下去。这就是欧也妮的真正悲剧，而她的悲剧又一次生动地说明：所谓美好的宗法观念，终将惨败于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的道德恶习。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许光华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