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李欧梵以轻松自如的方式谈论了这几年的学术前沿问题，如现代性、文化研究、人文精神、都市文化等等。从晚清以来文学中的现代性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代性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对上海和都市文化的探讨，作者在这几篇文章中呈现了自己对许多前沿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全书紧随前沿、机敏睿智、深入浅出且扣人心弦。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些思考大多以讲座的方式来呈现，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作者的思路、探究问题的方式、包括他的困惑。

本书作者李欧梵为现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界著名的学者。作者以轻松自如的方式谈论了这几年的学术前沿问题，如现代性、文化研究、人文精神、都市文化等等。从晚清以来文学中的现代性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代性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对上海和都市文化的探讨，作者在这几篇文章中呈现了自己对许多前沿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些思考大多以讲座的方式来呈现，生动迷人，不像别的大文章那样，把一个固定的观念交给读者，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作者的思路、探究问题的方式、包括他的困惑。应该说，这些文章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这些文章中的命题和思路，在作者其他的专著中得到了周密的论证和延展。

序/乐黛云 1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1

文化与社会：五四运动的反思/16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31

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46

世纪末的华丽/64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86

人文精神与现代性/108

都市文化与现代性/126

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144

重绘上海文化地图/162

当代华文写作的语言问题/170

福尔摩斯在中国/177

：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香港市区发展简单地读成一个城市迅速“现代化”的典型例子。然而，在经济的疯狂增长之中，我们也应看到一个奇怪的文化景观：当香港把上海远远地抛在后面时，这个新的大都会并没有忘记老的；事实上，你能发觉香港对老上海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乡愁，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大众传媒使之巩固(使之不被遗忘)。80年代以来，货物蜂拥而来供消费：重版的老上海流行歌曲CD带(其中一个是由30年代著名女星白光演唱的《上海之夜》)；“老上海式样”的衣服上市成为昂贵的女装店的款式；照片展览与回顾纪念；更有电影和两部流行电视系列剧以《上海滩》和《上海滩续集》命名。在这种流行的想像中，正如伍湘畹所言，“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带着表面的浮华和深深的腐败；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社会，极度的奢华与极度的贫乏并存共生；一个半殖民地，一小撮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践踏着中国的普通百姓；一个混乱的地方，枪统治着拳头；一个巨大的染缸，乡村来的新移民迅速地被金钱、权势和肉欲所败坏。简言之，这个老上海，是一个带着世纪末情调的都市”。伍湘畹认为老上海的这个流行形象与香港有明显的相似。“上海昔日的繁华轻易地成为香港历史预定进程的寓言，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光照下：过去的一百年，香港的经济发展已使它替代了上海，并成为主要的国际都市和世界人El。”换言之，“世纪末”标志着香港注定了于1997年归还中国——用本地诗人梁秉钧的话说，这是一个“时间末的城市”。伍湘畹亦认为，如果像香港大学者阿巴斯所说，“直至十年前，所有关于香港的故事都被写成是关于其他地方的故事”，那么，“讽喻性的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关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的故事在香港的大众传媒里则经常成为香港的寓言。”

在90年代的香港，你确实会发现伍湘畹所说的“回到未来综合症”。并排而立作为香港建筑象征的新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诺曼·弗斯特设计，1986年)和新的中国银行大楼(七十层，贝聿铭设计，1989)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过去与未来的并置。汇丰银行的后现代“高科技”风格，对该公司长期以来的殖民背景下的“后资本主义”时代是一种恰当的赞美，它和中国银行宫殿似的辉煌形成对照，后者霸气十足的样子显然提醒着人们，中国占有着香港的未来。不过我倒是在这个明显的“自我吸纳”——把香港自身的焦虑题记在一个老上海身上——背后看到了更多的文化上的纠结。香港需要一个“她者”来定义“自己”，正如在40年代，张爱玲的上海把香港作为“她者”。殖民地的香港对上海的中国居民来说，一直提醒着他们半殖民地的焦虑，尤其是看到货物、金钱的日益流通，旅游的风行，还有像赛马这样的殖民地嗜好。但是张爱玲和她笔下的上海精英一样，对香港的欣赏显然不及在香港的大众传媒中文化制片人对上海的欣赏。在我看来，香港大众文化景观中的“老上海风尚”并不光折射着香港的怀旧或她困扰于自身的身份，倒更是因为上海昔日的繁华象征着某种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这就是他们所希望解开的神秘，从而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这在近年来制作的几部引人注目的关于上海的电影中尤为明显：徐克的《上海之夜》，关锦鹏的《阮玲玉》和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P.151-153

我想哪一个听众也不会忘记当年李欧梵教授应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之请在北大开讲座的盛况。那天黄昏，离开讲时间还差半小时，治贝子园里的北大人文教室(满员120人)就已挤满了占位子的同学。到了讲课时间，院子里也站满了人。讲座无法进行，只好临时借了容纳200余人的阶梯教室’没想到还是挤得水泄不通，不得不又转到了对面的理科楼群!为什么欧梵的讲座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呢?我想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这位哈佛名校大牌教授的声望，但更重要的，也是由于他的讲题正是当时大家最热中、最关注、也争论得最热烈的问题——现代性。

欧梵的讲座从来是以其前沿性、机敏睿智、深入浅出而紧扣人心。在这三次讲座和答疑中，他首先指出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多种现代性理论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不同的现代性理论需要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多种现代性的面貌、来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分析了中国的情形，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初期，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然后变成对于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像，可惜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它只能在后来的革命和战乱中得到延伸。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现代性的想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国传统的旧文化的土壤上发酵演变而成的。他认为，从晚清开始，现代的生活认知模式就逐渐在中国出现。这种变化始于印刷文化，而不是始于抽象的思想。他从当时流行的《申报》和《点石斋画报》等报章杂志摘取了大量实例，说明从西方传入的新事物、新观念如何在中国旧文化的土壤上演变而成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在他看来，传统和现代在文化上不能作二分的截然对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华丽的”混杂。

现代化首先出现于都市，现代性想像首先也是有关都市生活的想像。中国现代小说的都市想像出现在精英小说中，同时更集中地呈现于晚清的通俗小说。欧梵认为20世纪初始，《文明小史》等通俗小说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刚刚开始的、都市人的“摩登世界”，它们缔造了中国通俗文化的现代性，也营造了一个都市小说的读者世界，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推动力。将晚清通俗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到缔造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高度，可以说是欧梵的一个创见，这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多重的回响。

既然“现代”是一种时间的“纹合”，是一种瞬息即逝的，捉摸不定的时间，是一种过渡，那么，研究“现代”，就必须研究“今天”。“今天”是时间最小的单位，而时间是变动不居的，今天马上变成了明天，昨天又变成了今天!有些人是根本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他们只有“今天”!因此对欧梵来说，对于“今天”的研究是一个人文精神的问题。在以“人文精神与现代性”为题的那次讲演中，他对此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很有启发性。

另外，欧梵的许多看法，如批评美国当前的文化研究并不注重文化的意涵，仅仅把文化当作语码而追击其背后的霸权批评当代文化研究不了解传统，只注重当今现象，以及提出牛国现代文学研究应不分段，最好从晚明开始等都很发人深思。

最后，令我深感歉疚的是这本讲演集的出版竟然迁延时日，直到今天才得与读者见面。尽管原因方方面面，但最终负责的，应该是我，特在此向作者和读者深致歉意。

乐黛云

2004年6月26日于

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