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决封建罗网的斗士谭嗣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新儒家的开山大师梁漱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一位充满着文人气息的政治家瞿秋白……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传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还历史一个真实，给您一个真相！

就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延伸课程而言……无论是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留下的历史轨迹，深入了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环境，还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历史人物一一加以评析，毫无疑问都会大大深化对理论的理解……

序言：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正文

从维新到保皇--康有为

烂漫天才"善变"豪杰--梁启超

冲决封建罗网的斗士--谭嗣同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新儒家的开山大师--梁漱溟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

一位充满着文人气息的政治家--瞿秋白

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李立三

"人患无"自知之明""--张闻天

"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王稼祥

探索者留下的足迹--毛泽东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

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陈云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附录

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王明

惨淡经营渡难关--蒋氏父子在台湾

后记

康有为天资聪颖，深受族中长辈喜爱。6岁时，有人出"柳成絮"让他对下联，康有为脱口"鱼化龙"，家人赞叹，"此子非池中之物"。由于幼年丧父，康有为跟随祖父长大。祖父悉心教之以诗书礼仪，康有为以古代圣贤为榜样，不知不觉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引经据典称"圣人"，以至同乡人都笑称他"圣人为"。康有为不仅不反对，而且欣然接受，以圣人自居。

1876年至1878年。康有为跟随朱次琦(南海九江人，号九江)在礼山草堂求学。期间康有为越发显得与众不同。他勤学好问，大胆质疑，认为韩愈学问浅薄，浪得虚名，甚至不把宋明时期的理学大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根本没什么学问。对康有为的狂言，同学们惊骇不已，以为他目无尊长，言语放肆，渐渐疏远了他。两年下来，康有为感觉气氛沉闷，他开始致力于追寻经世致用之道，而对考据辞章之学逐渐失去了兴趣。他沉思自己"安心立命"的所在，一时想不通，烦闷、焦虑郁结在胸，竟丧失心智，"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为学……"这种白日里见异像、情绪失常、思维紊乱的情况，反映出康有为迷茫焦虑的心理，他空负救国救民的大志却找不到实践的途径。康有为"歌哭无常"，被师兄弟们认定得了"心疾"，事已至此，只能告别书院，回家自修去了。

内心孤独的康有为过了一段栖息山林的隐士生活。如果不是遇到"聪明绝世"的张鼎华，他思想苦闷的日子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张鼎华。广东番禺人，13岁登科入仕，以"神童"闻名于岭南，时任翰林院编修，康有为隐居时他正回乡省亲，两人在西樵山相遇，交谈中观点相悖言语不和，康有为激动地大声苛责了张鼎华一顿，拂袖而去。张鼎华似乎没有把康有为的无礼言行放在心上，相反在与他人言谈间颇推崇康有为，由此，康有为的名声在广州传扬开来。事后，康有为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致歉信给张鼎华，张又大加赞许，评价说广东再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好信。两人惺惺相惜，订下八拜之交，经常一起讨论京城掌故，朝廷政事。张鼎华为康有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口，年轻的康有为不再感到心灵孤独。他济世救民的理想再次勃发，决意舍弃为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考据帖括之学"，专以"民生艰难"为念，认为天生我才正为此。从此，康有为确定了"经营天下"的大志向，将个人安心立命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出路联系在了一起。

康有为第一次接触西学是在1874年，通过阅读《瀛寰志略》、《地球图》，他知道地球是圆的，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他迫切想知道更多关于外国的知识。此后几年，康有为如饥似渴地搜寻西书，先后获得并阅读了《西国近世汇编》、《环游地球新录》、《海国图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人汇编和撰写的介绍西方风俗、政治、言论的书籍。书中描绘的盛况大大震撼了康有为的心灵，他十分向往西方社会。

读书人的志向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879年，康有为有了去一趟香港的机会，英人统治下的香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改旧式文人轻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的态度，评价香港社会"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当时，康有为还没有"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他将现实中的中国与香港社会作了一番比较后，认可了后者，一幅以香港为榜样改造中国的蓝图在康有为的脑海中逐渐成形。这个志向终康有为一生没有改变。P2-3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进入新世纪以后，宁波大学根据整体推进教育与教学改革的思路制定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这个培养方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必修课程，是教育部规定必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等；第二部分为延伸课程，是从宁波大学的实际出发开设的与必修课程相配套的选修课程，其中包括当代西方思潮评析、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邓小平理论与宁波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世界大趋势与中国发展热点问题等；第三部分则是实践课程。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与之配套的选修课程，或者说延伸课程，从本意来讲，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有助于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强对能力，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培养。就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延伸课程而言，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无论是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留下的历史轨迹，深入了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环境，还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历史人物一一加以评析，毫无疑问都会大大深化对理论的理解。而且几乎是在同一过程中，运用理论的能力，也必然会大大加强。如同毛泽东指出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正是在更重要的学习过程中，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加强了对能力的培养，这就是当初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当然。对于本门课程来说，要真正起到延伸的作用还必须解决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应该恰当选定历史人物；二是必须正确评析历史人物。

究竟应该如何选定历史人物?有人曾作过统计：毛泽东著作里提到过的历史人物有一千多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也不在少数。我想首先考虑的必须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有争议的，甚至是反面的，但至少必须是某种类型的代表。本书作为初稿时只收集了10个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无疑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别是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特征、政治观点和历史地位都作了既比较全面又有一定深度的介绍与分析，我想只要认真研读就会从中受到启迪并引发各种思考。当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更多的、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收集进来。比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启蒙者、垦荒者，而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李大钊：又比如曾经分别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至深且巨，被称为20世纪三位伟人的孙中山、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好在这次通过修订在正式出版时又增加了10个历史人物，从而使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

选定固然重要，但评析更加如此。能不能客观地、公正地、科学地评析选定的历史人物，这是作为延伸课程能否开设成功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想就究竟如何评析历史人物的问题，联系我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实践，从宏观上谈几点想法，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评析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研究历史的前提必须是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实事才能求是。评析历史人物同样如此，首先必须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方面曾经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曾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篡改历史，把一部中国共产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以及错误路线斗争中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并逐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歪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说是从陈独秀到刘少奇一共经历了九次路线斗争。而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所以都成了历史的罪人。陈独秀明明是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反孔英雄却成了尊孔派：瞿秋白成了铁证如山的叛徒；李立三则是老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成了大军阀；刘少奇则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且永世不得翻身。剩下的只有毛泽东才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最多再加上那个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副统帅林彪。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邓小平认为"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为什么不能算了呢?因为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两大冤案!刘少奇这一次冤案主要是毛泽东的认识错误，再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造成的。至于彭德怀那一次，彭德怀究竟何罪?无非就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即使这些意见百分之百的错了，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到会的其他成员交换意见，向政治局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又有何不可?他到底违反了哪一条党纪?哪一款国法呢?更何况，从内容上看，邓小平指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他讲的都是客观事实。采取算旧账的办法给予打击是不应该的，而这些旧账又大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彭德怀的功过是非暂且不去详细评述，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是：一个一贯反对毛泽东的大军阀竟然与毛泽东合作共事三十多年。他带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后来又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并担任了副总指挥。而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独立发展的。因为中央本来就有让他组建红三方面军的指示。抗战期间，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建国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赴朝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然彭德怀有较强的个性，而且对毛泽东也的确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通过实践，他逐步建立了对毛泽东的信任。这就是合作共事的思想基础。

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是指他反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当然反对王明上台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在组织上采取了分裂党的办法又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邓小平指出：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张国焘在"南下"与"北上"之争上有路线分歧，，但后来另立中央乃至叛逃出走，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路线斗争的范畴。所以邓小平讲"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至于高岗，邓小平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2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这番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罗章龙的问题，张国焘的问题，乃至高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必要与路线斗争生拉硬扯在一起。

那么真正的路线斗争还剩下这样几次：陈独秀的右倾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对于这几次路线斗争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们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讲是党内问题，是非问题，是属于想要革命但不知如何革命的错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王明所犯的路线错误，所以党的"八大"仍然选举王明当选中央委员。至于王明后来发生的变化则另当别论。而且，瞿秋白的路线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尽管都给当时的革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都有认识并且改正了错误。从瞿秋白与李立三身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的判断是与事实相悖的。  二、评析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往往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议论：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言外之意，很难有一个客观的公正的标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应该说确实有这种现象。在同一事实面前。对同一历史人物可能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当年的陈独秀，由于他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因此我们尊称他是反孔的英雄，但在封建统治阶级眼里却被视为大逆不道并咬牙切齿地咒骂他是"陈毒兽"。又例如被称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在我们看来肯定是历史的罪人，因为他亲手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曾使多少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而且此后他处处与革命为敌，多次围剿、屠杀革命志士，可以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但是在他所代表的官僚买办阶级看来，也许还是一个历史的伟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总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在阶级对抗特别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年代里，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必然会作出坚持本阶级立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这是不足为奇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尽管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并且以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己任，但是在谋求解放的斗争中，它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从维护无产阶级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历史的人和事以及周围的人与事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仅仅是评价标准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内容。

我们经常在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橱历史人物，这肯定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界薏瓣理解为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评价历史人物曾经为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反正都是地主阶级的头子，都属于否定之列；什么清官、贪官反正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改良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因此鼓吹改良就是反对革命。按照这个荒唐逻辑，除了无产阶级自身，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值得肯定、值得歌颂的人物。这实际上与无产阶级的宽广的胸怀与历史的眼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可以说早已远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什么?应该是唯物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作阶级分析这自然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在各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总是归结为阶级的活动。不管其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但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如同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0页)。因此不管好皇帝、坏皇帝，就皇帝的阶级属性来讲，毫无疑问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之列。但是同样是皇帝，难道没有好坏之分?当然不是。如何区分其好坏。不是简单地甚至荒唐地按照对无产阶级是否有利这一点来作出价值判断。而应该放到历史的长河里，看他在当时是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还是与之相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作了极其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改良派为例，在封建专制一统天下的年代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些维新派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鼓吹改良来否定封建专制的统治，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难道不应该予以肯定吗?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惟独谭嗣同坚决不走，他慷慨激昂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临刑时，他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后人们难道不应该为他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激励吗!当然，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之后，康、梁及其信徒们继续在那里鼓吹改良，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逆革命潮流而动，可谓之反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后来被称之为保皇派的原因所在。

再以蒋介石为例，前面已经谈到他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革命为敌的一面。但综观其一生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本书在"惨淡经营渡难关"一文中对蒋氏父子在退居台湾之后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外，早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领导北伐战争；在国难当头之时，与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退居台湾后，孤悬海外几十年，台湾毕竟没有落人外人之手。这些我想都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应该坚持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标准。

由此可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是正确的。

三、评析历史人物，必须坚持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着、变化着的。作为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不例外。所以在评析历史人物时切忌静止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就以收集在本书中的历史人物陈独秀为例，真的很难以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说从来就是好人还是从来就不是好人一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除了本书的介绍，我自己在研究的基础上。对陈独秀的一生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早期有功，中期有错，晚期变坏。

早期有功，功在哪里?这里所说的早期主要是指陈独秀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到1926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之前这10余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扫清了道路，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二，积极投身并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毛泽东称他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并且指出"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第10页)；其三。在三次论战中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斗士，而且还亲自领导了其中两次论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曾经指出"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第10页)；其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为党的组织建设与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这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中期有错，错在何处?错在1926年12月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一条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运动乃至对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全党贯彻半年后的结果是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并使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毫无疑问，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有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至于说到后期变坏，究竟坏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参与了托派在国内的组织，而且还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第10页)当然后来，也是因为托派组织的出卖，而被捕，蹲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他完全脱离了与托派组织的关系。那么能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坏人呢?我认为不能那么简单地断言。因为他参加托派组织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始终坚持抗日与反蒋的立场。特别是到了他的晚年，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穷困潦倒，最后病死在四川江津。综观陈独秀的一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独秀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一点是不应该有疑问的。问题在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才有后来一系列的变化以至于最后导致了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局。

从陈独秀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所经历的曲折的一生，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另外一位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样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同样收集在本书里的"一位充满着文人气息的政治家--瞿秋白"身上再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于瞿秋白的一生我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宣传马列有功，路线斗争有错，"多余的话"多余，最后壮烈牺牲。

何谓宣传马列有功?本书详细介绍了瞿秋白尽管短暂但不失辉煌的一生。早在1920年秋，他就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苏联，并写下了《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率先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回国后不仅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而且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文章，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他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家之一，为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尽管受到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对待，但他仍然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并战斗在文化战线上。

至于说路线斗争有错，主要是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气愤，更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痛恨，党内普遍滋长了"左"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央由于错误分析革命形势。低估敌人的力量，提出了造成全国性暴动去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对于这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提出与推行，时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苏区。后来被捕并关押在福建长汀当时的宋希廉司令部的牢房里。就是在那里，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正是这个"多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叛徒的自白书，成了白纸黑字的铁证，并因此把他的墓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了出来。

"多余的话"是不是叛徒的自白书?当然不是!因为它：一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二字里行间并没有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事业信仰的丧失。何来叛变一说?那么，"多余的话"是不是像本书所介绍的应该给予那么高的评价?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一篇出于内心的自白毕竟是在国民党牢房里写下的。很显然，首先看到它的不是党组织，而是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国民党反动派。再加上由于种种原因，瞿秋白对自己作无情解剖的同时，似乎否定得过了头。由于缺乏一种辩证的分析。所以它不仅被国民党当作反共的宣传资料，而且后来在革命队伍内部留下了纷争的隐患，后来以致把他打成叛徒，这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始终认为"多余的话"总体来讲还是属于多余的，至少从实际效果看就是如此。

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当局曾多次派员到长汀劝降，都遭到了瞿秋白的断然拒绝。瞿秋白对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人爱自己的名誉，就如同鸟爱自己的羽毛。也就是说鸟没有了羽毛就不成其为鸟，那么，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名誉，就称不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蒋介石在多次劝降未能成功的情况下给宋希廉下达了就地枪决的指令。当宋希廉向瞿秋白宣布这个指令时，瞿秋白只向宋希廉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前赴刑场的路上不要绑着他；二是临刑前必须让他坐在红地毯上，而且要求面对枪El。就这样瞿秋白一路高唱国际歌来到罗汉岭，面对敌人的枪口英勇就义。因此说，"最后壮烈牺牲"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评析历史人物，必须采用辩证分析的方法。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曾就反右派斗争一事发表过非常深刻而又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段话之所以说深刻，之所以说中肯，归根到底是因为充分运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

什么是辩证分析的方法?通俗地讲，在对历史人物作出评析时，肯定应该是辩证的肯定，即肯定当中有否定；否定应该是辩证的否定，即否定当中有肯定。这一点，在从事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通过对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改造道路与建设道路的研究，我曾在我的著作《探索者的足迹》一书中对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首先，毛泽东不愧是历史的巨人。他为我们党、国家与各族人民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他对中国革命道路、改造道路的成功开拓，对建设道路的探索曾经有过的良好开端则是他历史性贡献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以革命道路为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即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改造道路亦是如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列宁曾经实践过的设想，这个设想由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在中国第一次成为现实，不仅在社会很少动荡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成功地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至于毛泽东1956年前后对中国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尽管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而言，还是初步的，但却是相当丰富和辉煌的，而且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改造道路并取得探索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毛泽东是其中最光辉的典范、最杰出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

其次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他也有失足的时候。

……

大家知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两次被打倒的经历，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最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不计个人恩怨，竟然能够如此冷静，如此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且还主动承担责任，这不正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最高思想境界吗?体现了"恰如其分"的最高认识水平吗?  本书的作者多为负责"毛泽东思想概论"这门课程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他们为做好这项工作，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终于完成了初稿的撰写工作。又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对原来的初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在此基础上决定正式出版。我衷心祝愿本书在不断使用、反复实践过程中越来越走向成熟，并成为最受欢迎的一门延伸课程。

曹屯裕2005年8月

早在几年前，为配合学校开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延伸课程的需要，在曹屯裕教授的倡议下，我们就开始着手编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的初稿。经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并对初稿作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后，现决定公开出版。

本书的主编曹屯裕教授在提出编写的基本思路与整体框架的同时还撰写了对本课程的讲述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序言"。另一位主编肖东波教授则负责具体策划与组织工作。几乎是"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组的所有教师(后来还有几位在读的研究生)参加了撰写工作：康有为、梁启超由李桂英撰写；谭嗣同、孙中山由任燕华撰写；蔡元培由刘波撰写；梁漱溟由叶笑云撰写；陈独秀、刘少奇由赵意奋撰写；李大钊由王宗华撰写；瞿秋自由屠文淑撰写；李立三由李智晔撰写；张闻天、王稼祥由罗维撰写；毛泽东由曹屯裕撰写；周恩来由骆琼玛撰写；陈云由邓芳芳撰写；邓小平由何先光撰写；王明由袁玲儿撰写；蒋氏父子由吕仁法撰写。全书最后由两位主编修改定稿。在读研究生林燕、龚隽毅、朱珂、俞岚、余波、张凯、毛云浪、周海滨等对文稿作了校对。

由于本书事先没有规定统一的编写体例，而是较多强调根据人物的不同特点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因此书稿出来以后，发现有的侧重于"传"，有的侧重于"评"，从总体上看"传"显得有余而"评"略感不足。就延伸课程而言，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陷。另外，对入选本书的人物尽管比起原稿来由于增补了10个，其中包括被称为20世纪的三位伟人，即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总起来看是否那么恰当。还可以进一步商榷。当然这些只有在修订再版时加以弥补了。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尽可能地汲取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而且把参考书目一一开列于后，但肯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漏。在此，除了向各位专家、学者一并感谢外，同时也为我们可能存在的疏漏深表歉意。

历时几年，终成一书，但毕竟限于水平，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衷心欢迎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组于宁波大学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