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录的，皆是记者高晓春采访中国文化名人的对话录。交谈者有白先勇、冯骥才、陈忠实、莫言、陆天明、余秋雨、余华……等等名流。这些会谈是朋友式的，如拉家常、话桑麻，读来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从中可以读到名人的生活点滴和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印记。

本书是记者高晓春采访中国文化名人的对话录。她采访的人物有：白先勇、冯骥才、陈忠实、莫言、陆天明、余秋雨、余华……从这些名流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程。

序

白先勇：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冯骥才：评论家说我受的毒害”太深了

陈忠实：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莫言：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梁地里

陆天明：我用文字反腐败

阿来：在思想的里边和外边

雷抒雁：精神，是一种有力量的存在

魏明伦：我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熊召政：这十年我和张居正朝夕相处

余秋雨：我的不少书都是走出来的

毕飞宇：有理想就会有疼痛

宋健：坚守底线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情怀

赵启正：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吴健民：了解中国，你才能了解世界

郑欣淼：诚惶诚恐到故宫

王选：因为热爱，所以狂热地追求

汤沐海：我不想成为左右逢源的人

韩美林：匹夫是谁？就是每一个流着中国血的中国人

李书磊：人生，或许就是佛家所说的他乡

孔庆东：幽默是一种从容的态度

厉以宁：人生如诗，诗即人生

邓伟志：有什么眼光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袁熙坤：我给这个社会添彩不添乱

沈昌文：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刘永好：最想得到的是社会的认同

韩俊：我的价值体现在反映老百姓的要求

周海婴：我想要做的就是恢复鲁迅原来的真面貌

刘达临：性学家是爱河边冷静的观测者

潘建伟：向着诺贝尔的方面奔跑

王富洲：攀登是一种生活姿态

余华：生活的荒诞与真实

后记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没人对我解释过这习俗的意义。但我猜想到这是“万物土中生”这一古老信念的具体实践。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踏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大人们都忙着干活儿，没人管我，我悄悄地长大了。我小时候能在一窝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看着那些小东西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脑子里转动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切，都如眼前的情景，历历在目。由于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使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原因吧。

记者：这样的童年，听起来总是让人不那么愉快的。我还知道：由于出身不好，你被剥夺了上农业中学的权利，你挨饿受冻，还掉进了茅坑里……那时候，你对故乡是什么样的感情?

莫言：20多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一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乡亲……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装运新兵的卡车时，我连头也没回。

P29

邓伟志

高晓春是我的小老乡，老家都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同是黄淮人家。不过，她与我不同，她去家乡的时间极少，我在家乡的时间很多。我是：从根上土，土到了根。她呢，比较洋气，至少是土洋结合，以洋为主。因此，我们几个同乡称她是“淮北的桔”。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枳树，其实也是很有用东西，猫啊狗啊的都不敢碰它，偷鸡摸狗的人也不敢爬它，因此，淮北人把它当“绿篱”，具有防盗保安的功能。当然，桔更好，色美味甘，又能常年保存。高晓春就是富有这些特长的“淮北的桔”。听说，现在园艺专家已经让桔子过了淮河，甚至越了黄河，那真是很了不起的奇迹。

同样的，高晓春能成为“桔”也是很不容易的。她天资聪明，却又刻苦勤奋；她活泼好动，可她作为军人的后代，又富有严肃、严格的品格。从她下面的采访中也可以看出来。她采写的面很广，科、教、文、卫、体各界的人都有。“采得百花酿得蜜”，她把采访的过程始终当作学习的过程。她一方面向读者推出了这些成功者，另一方面她也从这些成功者身上学到了成功之道。在她小有名气以后。依然兢兢业业。记得有一次他从我这里知道我将在北京参加一个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恰好有两位是她早就想采访而又很难见到的名人。于是她就随着我到了会上，受到这两位名人的热情接待。会后，有个宴会，参加会议的记者也都一起赴宴。她也懂得可以利用宴会继续向两位名人请教。可是，她以自己不是被会议邀请的记者，坚持不肯入席。我说：那么多小报记者都来了，你这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来了，加双筷子有什么关系。她执意不听，不知跑到哪里囫囵着吃了几口，再过来采访，让我既生气，又心疼。我在骂她是“不听话的孩子”以后，隋人“白华如散雪，朱实似悬金”的咏桔的诗句冲口而出。都知道桔子是金色的，别忘了桔花是如雪一般纯洁的哟!

忘了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了，桔子从南到北，随着温度和日照的变化在由黄变红，愈变愈美。愿这本书的出版，能让书中的人“离离朱实绿丛中，似火烧山处处红。”(唐·周元范《和白太守拣贡桔》)

2006年5月14曰于天纵书洞

高晓春

我刚做记者那几年，常听领导这样教育我们：做一名新闻记者，你就得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就得要像兀鹰一样，睡觉的时候，眼睛都得睁着点儿。每当听到这样的“训话”，我的情绪总是非常紧张。散了会，我也常常“临时抱佛脚”般、沿着我们报社的那条静静的路、一步一回头地寻找新闻线索，连猫儿、狗儿，连谁家的孩子哭都不放过。可这些线索始终没能写成新闻，没能上成头版头条，倒是成了我的散文中的不少内容。

平常的日子总是像流水一样过去，留不下什么印记的。但自从做了记者，却常有一些事情留在记忆里。我做记者的第二个月上，确切地说，我做实习记者、还在试用阶段的第二个月上，偶然的机会，采访到了安徽省当时主管经济的副省长张润霞，她谈她主抓的“菜篮子工程”。谈得很尽兴，我也听得很认真，写出的稿子发在了头版头条上。这之后，报社领导总是派我去采访名人。那一年。当时是国务委员的吴邦国同志来到他的家乡安徽考察，我随团采访。开大会的时候，人很多，我的眼睛又近视，我问身旁的记者：谁是吴邦国啊?他回答：坐在中央、正在讲话的那一位就是。我说：他的衣服怎么那么“土”啊，怎么那么不像中央的大领导啊!身旁的记者们愣了一下，都笑了起来。从此之后，似乎，名人离我没那么遥远了。

于是，在我还没有真正了解记者这个行业，在我还不知道采访名人有多难的情况下，我开始了采访名人的历程。

(一)

一般来说，越是有名的人，写他们的文章越多。就越难找到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角度写好他们。这个时候，你就得注意搜集有关于他的所有资料：他的出生、他的学校、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你要从每一个细节出发，找到与他的成就有关联人与事，作出你的判断。写出让他感兴趣的采访提纲，这样，你的采访就成功了一小半。我曾和水均益交流过一些采访上的感受。他也有同感。他说，有一次，他采访美国国务卿，一开始，采访很一般，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后来当他谈到国务卿上大学时的篮球队和篮球赛时，国务卿来了兴致，才觉得他不可小视，也刁‘有了后来的精彩对话。还有一次。他去外地出差，一位报社的记者打了许多次电话要求采访他，他同意了，但，那记者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他说他当时就有些不高兴，就对那位记者说：“我不是广播学院的，你把我的学校搞清楚再采访我吧。”

在与名人对话时，不能在开始的第一轮交流中就败下阵来。如果是那样，接下来的气氛就不会融洽，更别说能写出一篇好的文章了。

特别是在采访领导人的时候，你除了要掌握他的有关资料外，还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你要镇定自若，你不要被那些个外在的东西弄得心慌意乱，你应该明白，从本质意义上说。采访他们，与采访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心理素质的培养是需要一个不断磨练、不断积累的过程的。我从一开始接触名人时的“无知者无畏”，到后来的见到大人物也紧张，也出汗，是有一定原因的——当你看到一个个武警站在那儿，你的心理本来就有些不自在；这时，他的秘书又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你：领导很忙，不宜占用过多的时间，最好能在半个小时内结束采访；之后，让你呆在那个大会议室里——你等着他，这很容易让你产生一种紧张情绪。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使自己集中在你要向他提的问题上，集中于如何与他交流、如何从他的嘴里挖出你想要的内容上。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那么，你干脆就把他当作你的对手，你可以这样想：或许，他比你更紧张，因为，你可以把他任何出彩的地方或者是把他露怯的地方，都写出来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尽管有时他会不配合，有时他会摆“臭架子”。这样想着的时候，你的心情就好多了、就没那么紧张了。

(二)  我与被采访者之间一般能处在良好的谈话气氛当中。我提出问题，他们回答，然后，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他们说到高兴的时候，我也跟着高兴；他们说到伤心的事情。我也跟着伤心。仿佛说的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样。我想这大概因为我是女子，因为女子通常比男人善于聆听的原因吧。

还是很多年前的事儿，我采访廖静文女士。她在徐悲鸿去世后，一直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苦苦地活着。在我开始联系采访她时，她没有接受，理由是害怕回忆。巧的是，那一年的11月，廖静文应邀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徐悲鸿艺术大展，展览盛况空前，是那时之前的画展中从未有过的场面。悲鸿先生的画，悲鸿先生的品格，使他在谢世45年后还赢得了那么多人的怀念和尊重。我不知道是否是由于这次画展的缘故，在她再一次住院又出院后，接受了我的采访。采访约在徐悲鸿纪念馆的会议室里，我早早地到了，在会议室等着她。九点钟一过，她推门进来了。她谈了徐悲鸿先生的写实主义的艺术观，谈到了他的几幅画，谈到了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我望着她忧郁的神情，走神儿了，心里想着：她在30岁时就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幸福与从容，45年来，她得经受多少痛苦的回忆与煎熬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就对她晚：“前两年，您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您说悲鸿先生去世时，他的口袋里留有三块儿糖，您说这是他带给您和两个孩子的。说这句话时，我感觉到了您心中的忧伤。”我的话音没落，她已泪流满面了，抽抽噎噎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那是三块极普通的水果糖。他常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会上也常常发些水果糖，散会回家时，他总忘不了带回三块，孩子们一人一块，我一块……这最后的三块糖我一直锁在柜子里，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抄我的家时丢失……”我扶着她，我帮她擦着眼泪，我的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她又向我谈起了一张照片：徐悲鸿先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坐在他的病床前。在这张照片上，她题到：“相濡以沫共度艰难岁月，似海深情长留无尽悲伤。”她说这悲伤一直印在她的心底，她说她真希望他还能深情而热烈地呼唤她的名字，真希望还能看见他在铺满月光的江边小径上漫步的身影。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俩对着哭，直到中午12点多，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离开徐悲鸿纪念馆的时候，廖先生的秘书问我：她为什么会对你说了这些，而且还哭成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如果廖先生但凡有可以说这些话的对象，也不会心情忧郁成这样。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只是，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听着听着，就觉得：那痛苦仿佛就是我的痛苦一样。

名人，各行各业都有，经济的，科技的，教育的，历史的，考古的，文学的，艺术的，他们是这些行业的专家，与他们对话，仅有表面上的一些知识和资料往往是不够的，你要深入地去阅读，要掌握这个行业的动态，最好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但每一个行业都做到这样的程度，是困难的。这时候，善于倾听能够帮你很大得忙。还是几年前，我去现在已故去的学者金克木先生家约稿。我的领导告诉我：那是一个怪老头，除了给《读书》杂志写文章，别的媒体，一概不写。你就去试一试吧。那一天，我出奇的倒霉，本来算好的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到。可是由于路上的几起车祸，我却迟到了半个小时。一进门，老先生就很不高兴，第一句话就说：“约的是三点，现在都三点半了，怎么才到?”我站在那儿，心想：坏了，惹他不高兴了，稿子肯定是约不着了。我使劲儿撮着已冻麻木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走了过来，握了我的手，一触到冷，他的手立刻缩了回去。我想他是知道我在三九严寒的天气里辛苦赶路的情形了。他让了座，于是，就开始谈。他的领域，我事先了解了一些，因此，我没有答非所问，他很高兴，但他高兴的并不是我回答出了他的问题，两个小时后，我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可以给我写两篇稿子，就因为我是一个好的倾听者。这之后，我和金先生的友谊保持到他去逝前。他常打电话给我，问我写没写什么稿子，他说他可以帮我修改修改。北大百年的那一天，我给他打了电话，问他身体可好?他对我说：“等这几天的庆祝活动过去，来看我的学生们都走了之后，你来看看我吧，说不定，我活不了多久了。”一年多之后，他离开了我们。但我始终忘不了那一天，我去北大，我去金先生家住的朗润园，我看见未名湖上那厚厚的冰，还有冰面上的那片三点多钟的、黄灿灿的阳光和会先生对我的鼓励。至于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好的倾听者的标准是什么。我只是带着敬重之心，静静地坐在那儿，用我的表情去回应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三)

一个采访是否成功，有的时候不是取决于你有多么高的才华、多么大的学问，它往往取决于你和被采访者之间、和被采访者周围的人之间是否能有一种良好的关系。我的采访常常是从给被采访者的秘书打电话开始的。秘书们一般都很忙，但当你给他打第一个电话时，你一定得强调你需要在他的配合下，才能完成对他的领导的采访任务，然后，把你精心准备的采访函和采访提纲一并传真给他。一般情况下，你能这样尊重他，他就不会对你给他带来的这一个不必要的“麻烦”产生抵触情绪，他就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你去安排这个采访。采访开始的时候，首要的是充分尊重被采访人，你不要上来就对他说你采访过谁和谁，如何又如何，这样，你就会给他留下“你是一个爱张扬的人”的印象，结果可以想象：他就不会看中你，不会把你想知道的东西告诉你。

那一次，我去天津采访冯骥才先生。我坐上第一趟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提前到了冯骥才的办公室院外。我没有敲门进去，因为比约定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多小时。天气很冷，我就从这辆自行车踱到那辆自行车，再从那辆自行车踱到这辆自行车。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传言说：河南的一个村庄里的爱滋病病人因为什么原因有了不满情绪，其中的十几个人跑出来了，拿着带有爱滋病病毒的针管儿四处扎人，而且是专门找看起来像“白领”的人扎；又说他们到了北京，有好几个也到了天津。所以，那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换上了一件前一天100块钱买来的棉袄，裹着黑色的围巾。就穿成这样，我在那个院子里来回地踱着。到了时间，我敲门进去。冯先生一抬头，说了一句：“是你啊。我还当是个卖火车票的呢。”我说我怕针扎啊。他说：“人民日报(我曾在那儿工作过)怎么也传播这种不确实的消息呢，哪儿有什么扎针的啊。”有了这样的开场，接下来的采访就异常的有趣味儿。

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幸运，所以常常能因一件小事和被采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能从被采访者那儿得到我希望得到的东西。

(四)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和像兀鹰一样的人。为此，我常常羡慕别人的聪明与智慧。羡慕极了的时候，我也总想找出自己是个聪明人的例子，可找来找去，只觉得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这一项值得自己欣慰。每当我心情沮丧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常常就用这个优点，私下里，夸夸自己。

我确实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幸运，因为有许多人的帮助，我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这样的情形——我曾经的领导常跟我嚷嚷：“你怎么总记不住，我再告诉你一遍：你说话时，不要这么直着来直着去，不要总是针尖儿对着麦芒儿。”经过了一段时问的磨练，我才懂得了：我的同事与我的采访对象一样，他们都需要我的尊重。这是团结合作的基础。有了团结合作的精神，就没有成不了的事儿。

我的幸运，还因为我得到了我的父亲、我的先生、我的全家的全力支持。那几年，我的一项主要支出是长途电话费，每写一篇稿子之前，我总会给远在安徽的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采访的人和事，向他求教这一篇文章的语言和结构，我们一聊就是近1个小时。文章发表后，我还会再打电话回家，听听父亲的意见。这几年，我的先生又为了我忙前忙后，开车送我，自己找个饭店，喝着茶，等着我，等我采访完后再把我拉回家；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整晚整晚地在网上替我查找资料，有的时候，他急了，他不耐烦了，就会在他的书房里冲着我的书房大声喊：“瞧你笨的，资料都不会查。”说我归说我，但在我央求到他的时候，他又会或情愿或不情愿地坐在他的电脑旁，一遍又一遍地查找那些打印不完的资料。今年春节前，我要去东北出差，约好了早晨七点集合，因为下大雪路滑，他最晚得早晨六点钟送我出门。那一天夜里，他几乎没怎么睡觉，三点钟醒一次，三点半醒一次，到了四点，他干脆起床洗澡了。等他把我送到集合地，还有20多分钟才到七点钟，快到七点钟的时候，我给另一位记者打电话，她还没起床呢!气得我先生掐着我的脖子，冲着我直嚷嚷：“这次你要是不把我写到你的文章里，我就掐死你。”等我从东北回来了，稿子写完了，他帮我打印出来后一看，还是没他什么事儿。

2006年2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