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一直希望成为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君主,更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作为职业军人上台的,因而对征伐之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赫赫武功、边境安全和政治霸权——这些形成了他对帝王形象的憧憬。中国古代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上起兵夺得帝位的却只有朱棣一人。这位以藩王入统的皇帝,在历史上实在算是个例外。
朱棣虽然干成了非常之事,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充分暴露了他的残酷与投机。他称帝后屠戮建文遗臣竟至“诛十族”、“瓜蔓抄”,也算开了历史先例;又重用宦官、特务,为害甚烈,成为明代政治肌体上的毒瘤。
杨林编著的《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主要是书写明永乐皇帝朱棣跌荡起伏的一生。
杨林编著的《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主要是书写明永乐皇帝朱棣跌荡起伏的一生,《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中写了他的卓具才能,也阐述了他的残暴凶狠,他既是圣主,又是屠夫。在朱棣的身上,既有人性中的凶狠和坚韧,同时也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明暗和流变,书写着十四、十五世纪之交诡谲多变的历史风云。
“逐燕燕高飞”
从太祖朱元璋一死,燕王府的第一谋臣道衍和尚便感到帮助朱棣成就帝王大业的机会来了,于是千方百计地怂恿朱棣起事。尤其是五王连续被削以后,他更是使用各种方法鼓动这位伺机已久的藩王起兵夺取皇位。据一些野史记载,朱棣让道衍为自己占卜,还问他是什么卜术。道衍说是观音课。他交给朱棣三枚铜钱,朱棣刚掷出一枚,道衍便一本正经地说:“殿下要做皇帝乎?”朱棣连忙止斥他勿妄言,道衍却不慌不忙地陈述了一番起兵夺位的道理。朱棣对这种预示着自己要当皇帝的卦象,表面上虽指为妄言,内心却感到由衷的兴奋。
明朝人还传说,朱棣起事前希望得到道衍和尚的帮助,便出了一副对联进行试探。他出的上联是“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随口对出了下联“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从这个下联来看,怂恿朱棣起兵的意思已十分明显。这个故事可能带有后人附会的意思,但它反映的历史情况却是可信的,道衍为促成朱棣起兵的决心,确实花了不少心思。相士袁珙、卜者金忠,都是道衍和尚引荐给朱棣的。
袁珙善于相人,据说曾相士大夫上百人,无不奇中。他初至北平,朱棣故意身着卫士装束,与众卫士杂坐在肆中饮酒,袁珙却一眼认出朱棣,趋跪于前道:“殿下怎么不自爱呢?”卫士们都故意笑话他,说他瞎说,朱棣也装作不以为然。袁珙却认准了朱棣,开口就称殿下。朱棣怕他信口说出一些有妨碍的话,便急忙带他回府。袁珙在府里又仔细给朱棣看了一番相,说道:“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相也。”他又给王府校尉看相,全都许以公侯将帅,说得众人皆大欢喜。朱棣怕事情张扬出去,佯作以罪驱遣,待袁珙行至通州,又秘密将其召回。
袁珙为朱棣相面是否这样富有戏剧性,后人似可不必细究,但这类相面之事是大体可信的。朱棣夺位以后,马上将袁珙召入京师,授官太常寺丞,就是对他的回报。
在北平以占卜为生的金忠,是袁珙的朋友,精通《易经》,人称神人。朱棣谋划起兵时,曾以生病为名,召金忠前去占卜。结果,朱棣得了一个“铸印乘轩”的卦。金忠借题发挥道:“此象贵不可言。”实际上就是说,朱棣有天子之象。从此以后,金忠经常出入燕王府中,并以占卜劝朱棣起兵。后来,金忠便成了朱棣的心腹,在永乐朝官至兵部尚书。
道衍和尚与袁珙、金忠都并非那种空口欺人的相士,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帮助朱棣坚定起兵的决心。朱棣虽不甘心于坐等削夺,但是对起兵之事尚在犹豫未决。他曾向道衍问道:“今上为尊天下,民心所向,这事如何办才好呢?”“臣只知天道,不懂什么民心向背。”道衍果断地回答。因为他对当时的形势已经有了极其大胆而精辟的分析:
主上(朱允炆)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首隶士伍,盖五王矣。虽未及燕,燕可觊幸免耶?大王,先帝所最爱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护卫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此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或先发,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窃谓大王卜之心,与臣卜亡异。
这样的分析确实很有说服力,朱棣不由坚定下来。接着便开始以勾补逃军为名,广召材勇异能之士,准备待机起兵。
在朝廷与藩王之间这场殊死斗争中,朱棣似乎准备得十分从容。他在自己的封国内已苦心经营了十八年,广交豪杰智士,培植私人势力,甚至将耳目安插到了朱允炆的宫中。朱棣岂止不甘心于坐等削夺,他是早想做皇帝了。“燕王之变,削亦反,不削亦反。”一场以“靖难”为名的军事叛乱正在悄悄地准备着。
燕王府基于元宫旧址,地点就是现在北京的中海和北海西岸及附近地区,殿院广大深邃,道衍和尚终日率卫士在王府后苑操练,并在府中深挖地穴,建造重屋,围筑以高墙厚壁,派工匠于其中日夜赶造军器。恐怕有人发现,朱棣令人在墙根下埋上大大小小的缸瓮,又故意在后苑蓄养了大群鹅鸭,以叫噪之声掩盖住操练和打造军器的响声。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论燕王府的围墙多么高大,府内的动静还是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魏国公徐辉祖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子,也就是燕王妃的哥哥,因两家来往密切,了解到一些朱棣的备兵动向。他忠于朱允坟,不时向朱允炆报告有关朱棣的消息,要朝廷早做提防,因而受到朝廷的信任,被加官为太子太傅,协谋图燕之事。 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入京奏事,朱允J坟将其召入密室,询问有关燕王府的事。葛诚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全部禀告皇帝,因而深受信任,又被遣回燕王府充当内应。
刘璟是明初著名谋臣刘基之子,很得朱允炆信赖。他受命巡行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王府事,来北平察看燕王有无反常举动。这个不速之客不是平庸之辈,不仅饱读六经,而且喜谈兵事,文武全才,颇有其父之风。朱棣知其来意,对他备加小心。暇余之时,两人坐下对弈,朱棣有意试探刘璟的真实态度,就指着棋枰说:“卿不可少让些么?”刘璟听了这机带双敲的话,心里很清楚他的真实意思,便正色答道:“可让处则让,不可让处不敢相让。”朱棣听后默然不语,明白对方是无法争取的。
这段时间内,朝廷与燕王之间的相互猜疑不断加深。朱允炆明知燕王是最大的威胁,但尚未拿到谋反的确切罪证,总觉得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公开将其废削。更何况对方又是叔辈中的最长者,朱允炆待他必须格外慎重。朱棣也明知皇帝对他不放心,从各方面提防着他,但要公开起兵反叛,一时尚未做好充分准备。更何况,起兵与朝廷分庭抗礼,在一般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之事。因此,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或者万不得已,绝不能轻举妄动。在这种微妙的时刻,双方在表面上还都保持着温情脉脉的叔侄关系,暗地里却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心理战。
建文元年二月,燕王朱棣赴南京入觐。他此行目的一是为了消除朝廷的猜疑,堵一堵主张削藩大臣们的嘴;二是顺便探看朝中虚实。
这位野心勃勃的藩王自恃叔父之尊,擅行皇道入宫,到殿上也不下拜,很有些目空朝廷的味道。监察御史曾凤韶弹劾朱棣有“大不敬”之罪,认为在殿上应行君臣之礼,回宫后再叙叔侄之伦,并主张予以示儆。朱允炆却说:“至亲勿问。”未对朱棣治罪。
也就在这次朱棣入京朝觐之时,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朱允炆,要求他趁此机会,迅速将其徙封南昌,以绝祸本。朱允炆思考了一夜,第二天的回答却令人失望:“朕与燕王亲同骨肉,何得及此!”卓敬又诱导说:“隋文帝和杨广难道不是父子关系吗?”朱允,坟沉默良久,才低声说道:“先生还是不要再说了吧!”卓敬喟然而退。
由于建文朝的史料后来遭到朱棣的禁毁,这次入觐的记载已模糊不清,甚至对有无这次入觐,都有人表示怀疑。如果燕王入觐属实,人们可以想见,这是太祖去世后到“靖难”之役爆发前,代表两大阵营的叔侄间唯一一次直面交锋。尽管详情无从得知,但事情的结果却很清楚,燕王朱棣平安离开朝廷控制下的京师,返回了自己的封邑。
决策的失误并没有成为失败的定局。刑部侍郎暴昭以采访使的身份来北平巡视,很快得知燕王一些秘密活动情况。事态的严重程度使他来不及等到返回京师,便急忙将所知写成密折,派人星夜南下报送朱允炆,请速为防备。
暴昭的密折引起了朱允炆的震惊。如果这时他能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削夺燕王,也是可以补救前策之失的。但这位在改革旧政中大刀阔斧的青年皇帝,在削藩中却表现出人们难以理解的优柔寡断,仍然囿于亲亲之谊不忍心向叔父下手,一错而再错。犹豫不决之中,朱允炆又找来齐泰、黄子澄商议对策。事到如今,齐泰、黄子澄二人已经义无反顾。
“如今所虑唯有燕王,陛下必须定机下手了。”齐、黄二人都看清了这一点。
“朕即位不久,已连续削夺五王,如今若再削夺燕王,该如何向天下解释呢?”朱允炆蹀躞庭间许久,才吐出这句话来。
“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陛下万万不要落得为人所制。”黄子澄话语之中已略带警告。
“燕主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恐怕难以对付。”朱允炆还是鼓不起勇气。
不过经过这次商议,朝廷总算决定先采取一些军事防范措施。齐泰建议,北方蒙元势力有南下的迹象,应以备边为名,调发军队驻守开平。开平是元朝的上都,过去元朝皇帝不时要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军事上也是一处要地。派一支可靠的部队到那里驻守,既可以抵御蒙元势力,也可以牵制燕王。因为北边有敌情,朱允炆还按照齐泰的建议,将燕王护卫的精锐全部调出,到开平驻守,以削弱燕王军力。此外,朱允炆还任命谢贵为北平都指挥使,掌管北平军事;任命张呙为北平布政使,掌管行政。他们对朱允炆都很忠心,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秘密“觇察王府动静”,把北平控制起来。
其后,朱允炆根据齐泰、黄子澄的谋划,命都督宋忠调沿边各卫马步兵三万驻守开平,燕王部下的精锐都转到宋忠麾下。又命都督徐凯练兵临清,都督耿谳练兵山海关。同时将永清左卫调驻彰德,永清右卫调驻德州。燕王府护卫蒙古族骑兵指挥观童等也被调入京师。这样一来,一些将领率大军形成对北平的包围,张昺和谢贵在北平城内控制燕王,而燕王部下的精锐又多被调出。在朱允炆看来,这种部署不可谓不严密,即使燕王举兵反叛,也可以将其一举擒获。
朱允炆决心要对燕王动手了。这时,京城中突然传唱起一支奇怪的歌谣,据说是一位道士边走边唱的,一时许多人都随着唱了起来:
莫逐燕。
逐燕燕高飞,
高飞上帝畿。
这是威吓,还是警告?无人知晓。但是朝廷与燕王之间那一触即发的危状,则已经是有目共睹之事。
正在此时,北平又传来了燕王朱棣病重的消息。
P74-79
一个帝王,在历史上能干成一件大事业就可以留下显赫声名,像修筑长城、通使西域、开凿大运河。以这类公认的重大事业来衡量,永乐皇帝朱棣几乎不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逊色。他的名字是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修《永乐大典》联系在一起的,朱棣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可跻身于著名帝王之列,而他却干成了那么多,事实上还远远不止这些。
朱棣一直希望成为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君主,更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作为职业军人上台的,因而对征伐之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赫赫武功、边境安全和政治霸权——这些形成了他对帝王形象的憧憬。他的军事生涯从年龄很小时便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毋庸讳言,他的皇位是从侄子手中夺来的,因而历来士大夫们都将其列入“篡逆”之列。但这种非议也从反面告诉人们,朱棣身为藩王,地处一隅,以八百人起事而夺得最高政权,恰好又证明了他超人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中国古代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上起兵夺得帝位的却只有朱棣一人。这位以藩王入统的皇帝,在历史上实在算是个例外。
朱棣虽然干成了非常之事,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充分暴露了他的残酷与投机。他称帝后屠戮建文遗臣竟至“诛十族”、“瓜蔓抄”,也算开了历史先例;又重用宦官、特务,为害甚烈,成为明代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西方一位政论家说过,当首脑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的屠夫,如果自己成不了好的屠夫,身边就需要有能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不仅身边有这样的屠夫,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好的屠夫。
这部永乐皇帝的传记是根据1998年出版的《马上天子》一书修改而成,书名被改做《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这些年兴起的明史热,使我颇受鼓舞。像十多年前一样,我又重新泡到史料堆中,对全书内容重新做了一次详细的校订和润色。工作之余去泡故纸堆的感觉虽然久违,但依然还是那样投入和惬意。
记得在社科院历史所学习中国古代史研究生课程时,商传先生开设的“明成祖与明初政治”的专题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将建文新政到永乐继统的历史嬗变讲得波澜起伏,学生们则听得如醉如痴。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明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因为那是有明一代政体和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且因为那时发生的一切颇能引发今日治史者的种种思考。唐时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有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说的虽是秦汉间事,永乐朝的前前后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永乐皇帝朱棣在正史中被描绘成一位才智卓越的圣主。正像汉武帝是与张骞通西域联系在一起,唐太宗是与“贞观之治”联系在一起,永乐皇帝朱棣的名字也是与郑和下西洋、五出漠北、营建北京等一系列超迈前古的功业紧密相连的。不用说在明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他都应该占有重要一席。但朱棣果然就是个圣主吗?从官书的记载中找一些材料证明他的圣明是很方便的,比如他的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他的居安思危、勤读不怠,他的坚毅果决、百折不挠……但我总以为,他之所以倾其毕生心力建功立业,虽欲留圣主之令名,实欲洗篡弑之耻。那些业绩是功是过,何败何成,自应给予恰当评价;而其以藩王起兵谋叛,血腥屠杀建文遗臣,重用特务、宦官,且好大喜功、劳民过甚,实在是封建统治者残酷性的充分表露。
人中最高最尊贵者莫如天子,但人性中的恶也每每集中于天子身上。臣子之恶,毕竟还可以有王法和清议去制止,天子则不受任何约束,何况朱棣又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枭雄呢!在南京明故宫的遗址上,至今还留有建文遗臣的血迹碑,尽管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但近自朝廊,远及雨花台,碧血青燐依然触目惊心。大屠杀的事实不是容易抹去的,漫步于南京城里城外,随处都可以踏到那一个时代所遗留的残迹。风日鲜澄,绿草如茵,也总不能免去一种肃杀之感。即便是明代入最引为自豪的《永乐大典》,其实也并非出于朱棣聚众修书的雅兴。故有史家论:“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借文墨以销块垒,此实当日之本意也。”前有宋太宗修三大部书,后有清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与其说是文化优容,毋宁说是文化专制更确切。鲁迅先生曾痛陈:“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又想起长陵神功圣德碑上“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那些神圣庄严的字样,不由从脊背间透起一股凉气。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本来应该是一桩十分冷静、客观的工作,但坦率地讲,我在研读这段历史时,常常难以抑制内心的感情。
虽然朱棣在民间口碑不佳,但为他说好话的历来不乏其人。《明实录》中的文过饰非者自不在话下,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说:“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入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我以为,这恐怕应算作狷介之士对当朝现实的一种矫枉过正之语。近年来读到一些朱棣的传记,传主被刻画成一位虽然严酷却值得肯定的一代英主,似乎还是很不够的。准确一点儿说,他应该是一个卓具才能的暴君,不论从人文主义的眼光看,还是从大历史的高度看,他带给人民的灾难都要大于他的贡献。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一类暴君,过去老百姓所说的暴君秦始皇、隋炀帝大致都可归于此列。所不同处在于秦、隋皆短命而亡,而明皇朝在朱棣身后仍然得到延续。
无论对朱棣持有何种看法,几乎不会有人否认他是明代政治演进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朱棣的身上,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明暗和流变。这本书与其说是在为永乐皇帝作传,不如说是在书写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历史风云。因而我希望能以纪实手法,将朱棣作为叙事的中心,把永乐朝的重大事件联缀成篇,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这部传记不去追求人物生平的尽详尽备,而是重点描写由社会变革带来的政治冲突和文化影响在传主身上的反映,力求写出人物思想上和活动上的时代特征,写出一种活的东西,尤其是要表现出入物性格与环境、制度之间的交织与冲融。至于是否能达到这样的初衷,只有请读者来评判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以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朱棣必定拥有极为丰厚的史料,但检索史籍之后才感到并非如此。由于他对实录的篡改和实行文字狱的统治,不但造成史料匮乏,而且多为隐晦闪烁之语,不同史书对关键事件的记载大相径庭,这为后人治史带来不少困难。为了弥补学识上的不足,我这些年一直注意收集相关史料,了解这一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写作过程也是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十多年前所写的《马上天子》,曾在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并被王天有、许文继、陈时龙先生的《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列为阅读明史的推荐书目,台湾的知书房出版社也曾经再版。这十多年中,我有计划地将从前未能去过的涉及明初那段历史的许多地方去做、了一些实地踏勘,内心的感触和由此产生的思考,确是坐在书房中所难以收获的。苏州吴县藏书镇上的退休教师金云良先生带着我深入穹窿山中,寻找传说建文帝隐居的皇驾庵遗址和“皇坟”,过程颇多周折,写在书中却不过寥寥三四百字,治史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
此书与之前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收入了大量图片。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我本人完成的。书中反映明初历史遗迹的许多照片,大都是我自己实地拍摄的;大量明初文物的照片,也是跑了许多博物馆翻拍而得。这或许也可以算做另一种检索史料的工作吧。
实地踏勘常常会遇上一些有趣的事,在南京的经历便令我感慨不已。利用出差的机会,我跑遍了南京城内城外的明初遗迹。夏季南京多雨,连日来一直雷雨不断,坐在车上可见风雨交加,不知为何每到一处下车时便风停雨歇,居然一直没有挨淋,大家都说是老天眷顾。此行中只有一次例外,便是去雨花台方孝孺墓。一过木末亭,大雨便骤然而至,待雨中拜过先贤,衣服已湿透了。同行的南京市“十佳导游”丁颖经历颇多,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南京便是她做的导游,此时也不免喟叹:“这雨是老天在泣陈冤情呀!”回到家后无意翻看了一下日历,不禁暗暗吃惊:这一天恰值农历六月二十五,正是方正学遭朱棣磔杀之日!这段经历记录于此,也是一种特殊的纪念。
研读和写作中,商传先生等明史界的前辈曾给予热心的指拨教诲,并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付梓之日,芹献微微,谨志敬忱。书法家崔富春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特表谢悃。书中引用参考前辈、同人成果多有,即此一并致意。
作者谨识
中国古代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起兵夺得帝位的却只有永乐皇帝朱棣一人。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
——鲁 迅《且介亭杂文》
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
——孟 森《明史讲义》
明朝的国威,虽以成祖时为最盛;而一切失当的措置,也起于成祖时;到后来就深受其累。
——吕思勉《中国史》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
——吕思勉《中国政治史》
“瓜蔓抄”和妻女发配,不起于朱棣,而起于朱元璋,但在朱棣手中建立成为一种血腥制度。
——柏 杨《中国人史纲》
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
——《剑桥中国明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