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已死，或将迎来新生？多方混战，谁能阻止百度文库？群雄逐鹿，如何抢占未来出版先机？在哈佛学者达恩顿带您解开未来阅读的重重谜团。

罗伯特·达恩顿编著的《阅读的未来》是国内第一本探讨数字化生存环境下阅读的未来的专著。

本书适合图书出版、数字图书领域的从业人员和即将投身该领域的学生；互联网工作人员、计算机工程师、金融业从业人员等与信息传播相关的人员；未来需要获取大量信息的人（学者、学生、文化人）；阅读的人，关心未来阅读方式将会如何影响生活的普通人。

搜索引擎一家独大、野心勃勃，电子阅读终端产品高歌猛进，阅读的未来是否意味着印刷书的终结？出版商在未来出版领域将担任怎样的角色？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和解是否能为置于风口浪尖的百度文库纠纷提供参考？罗伯特·达恩顿编著的《阅读的未来》是一本书的传记，是一部与图书相伴的西方文化史，是数字化生存环境下对未来阅读形态的大胆预测。这是一个深谙图书史和电子图书之道、在出版界商业运作中浸淫多年的传奇人物的肆意挥洒，《阅读的未来》中勾勒图书领域未来5至10年的图景，解开阅读未来中的种种疑团，指明科技带来的阅读方式的改变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书是信息传播过程的一环，作者在书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穿梭，揭示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在多元与突变中，为我们塑造关于阅读未来的种种可能。

图书不只是叙述历史，而且创造历史。

如果您是出版行业从业人员，您需要本书。它会告诉您如何在获取印刷书的同时制作出电子书？如何让那些信赖传统书的人群合理看待电子书专著？它将告诉您出版商提供的服务具有任何技术革新都无法企及的生命力，它会带领您走出数字化出版的迷雾。

如果您是互联网工作人员、计算机工程师、科技使徒、金融业从业人员，如果您的工作与信息传播息息相关，您需要这本书。它揭秘了信息传播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神秘的部分，剖析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

如果您热爱阅读，渴望更多渠道获取新知，您需要本书。开放性的作用无处不在，百度文库、谷歌搜索计划将藏书数字化并出售其电子文本，这是知识传播途径的扩大还是征服市场、意在垄断？它会如何影响您的生活。改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阅读。

引言

第一部分 未来

　第1章　谷歌图书搜索计划：一场垄断的噩梦

　第2章　电子媒介的变革：信息结构大颠覆

　第3章　未来图书馆：乌托邦式的幻想

　第4章　网络空间与上帝意志

第二部分 现在

　第5章　电子书，补充物还是替代品

　第6章　博士论文与在线发行

　第7章　开放获取，共享公民权益

第三部分 过去

　第8章　纸张，市民的信息膳食

　第9章　文献，有用文本的甄别

　第10章　阅读，不可不说的秘密

　第11章　还原，图书的历史

走进一家大学出版社任何一名编辑的办公室，我们都会看到博士论文堆积如山，足有数十份。编辑会叹息着解释，出版社每年的财力只够出版两三本，然后更深地叹口气补充说，出版社承受着来自教职委员会的压力，委员会成员希望看到附上了读者调查报告和评论的纸质书。

出版社拒绝被拖入教职评议过程无疑是正确的，但其给出的理由常常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它们更关注预算的底线，而不是职业操守的分界线。不论你是否喜欢，它们都发挥着提升专业水平的过程中的渠道作用，但无力出版收到的大多数稿件。这些稿件的作者可能无法进入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而是成为一名助教。无论在哪里有临时性的工作，他们都会接受，他们的工资通常不够用，福利不健全，得不到赞誉。也许我们正迫使知识分子沦落为沙暴年代的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的流浪汉——迁徙的“学术民工”带着笔记本电脑，他们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自家汽车后座上。

对于这些部分重叠的问题，电子出版业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吗？第一阶段，人们迷恋电子书，此时是乌托邦式的狂热主导的时期。现在，其结果可以作为对不切实际的期望的一种警告。狂热分子盲目地信奉经济学家珍视的“无形的手”的有效性。让企业在市场中决一雌雄，他们宣称，优质的搜索引擎将淘汰劣质的电子信息。

这个论点对消费者的某些利益而言也许是有根据的，考虑到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的成功，它甚至可能对书市消费也有效。但对于那些忧心学术和大众精神生活的人来说，这个论点有些类似于空想主义：什么也不做，天上自会掉馅饼。实际上，网络空间就像经济一样需要规范。学者们应该设定标准，保持对学术界成果的质量控制。他们可以在两个时间点着手缓解危机，实现质量控制：一是刚毕业的博士把论文扩展为专著时，二是在资深研究员尝试编撰学术作品时。

当然，我们可以在网上发表无数的论文。有若干计划提供此类真诚的服务：让研究成果贴近读者。但这类计划的规则是仅提供信息，而不是完整的学术成品，至少对大多数人文和社会学科而言是如此。任何读过不成熟的论文的人都知道我的意思：论文不是书。要成为书，论文必须重新修改，这里减一点、那里添一点，以满足外行读者的需要，甚至要全文改写，最好是在经验丰富的编辑的指导下改写论文。

编辑通常把这种改写工作称为“增加价值”，但只有部分增加的价值将进入最后的成书中。包括同行评议、版面设计、写作、印刷、销售以及广告宣传等环节将论文转化为专著的一整套专业流程是必不可少的。电子出版业不仅没有简化这一流程，反而使之更加复杂，不过其结果可能是价值的大幅增加。一篇电子论文可能包含无数的附录和数据库，提供与其他出版物的链接，允许读者通过老资料发现新天地。一旦技术问题解决了，出版商就可以以较低的费用制作和发售论文，这样便能节约成本和图书馆的空间。

当然，问题是巨大的。启动成本很高；价格不会便宜，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到个体出版社可以出售完整的电子专著、图书馆可以成批地购买这些专著并通过网站许可证允许读者获取它们。读者会下载这些专著，搜索任何能满足自身需要的文字，打印出相关部分，用打印机自带的装订机把它们装订好，并将其制作成传统的平装书带回家阅读。完成所有这些步骤的技术已经存在。事实上，现有图书的平装版可以采取电子制作的方式，其费用远远低于50美元。大学出版社要出版原汁原味的高质量专著，就必须把与出版相关的高质量产业链组合起来，将其用于制作和销售专著。

就历史这个学术出版业危机尤为严重的领域而言，电子书的吸引力也特别大。任何长期致力于研究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自己无力表达档案难以理解、历史是无底深渊时的那种沮丧。假如我的读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看一看盒子里所有的书信，而不只是我引用的文字；假如在我从主要课题中脱身出来后，还能够重拾其他文章的笔头，就像在文献资料中接上原来的线索那样；假如我能够表明主题有多么错综复杂，非我的叙事能力所及，远远超出我的书所涵盖的内容，该有多好！这里的意思并非是不必为了达到最简单的状态而对书进行必要的删减。如果一本书不再限于单个话题只引出单个论点，那么它就可以提供理解论据的新方法、掌握故事所包含的原始资料的新机会，以及形成在感悟历史的过程中面临的复杂性的新认识。

我不主张大量堆砌数据，也不支持在数据库间建立链接。所谓的超链接可能只是使用脚注的复杂形式。我认为，书不是越厚越好，而应采用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最高层可以是主题的简要概括，也许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问世。接下来的一层可以详细分析论点的不同方面，不必像记叙文那样依次排列，而是成为独立单元，为最高层提供原始材料。第三层可以由说明文档组成，这些文档可能包含不同类型，每一类都从解释性的短文开始。第四层可以是理论文章或史学资料，包括已有学术作品的摘录和论述。第五层可以提出教学方面的主张，由课堂讨论的建议、教学大纲模式和课程设计组成。第六层可以收录读者调查报告、作者与编辑的交流、读者来信，随着该书在不同人群中的传播，读者能够提供日益丰富的评论集。

这种类型的新书将引发新的阅读方式。有些读者可能满足于快速浏览顶层的论述。其他人也许希望纵向阅读，跟随某些主题，逐步深入到支持主题的短文和说明文档。还有一些人也许按照不曾预料的方向，寻找与自己的兴趣相联系的部分，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资料进行再加工。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中，出版商都可以按照读者的要求打印和装订适合的文本。计算机屏幕可用来摘录和搜索，另一方面，传统书本将用于长期钻研。

电子书专著远非乌托邦似的美好，它只能满足学术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扎堆儿时的需要。它能提供工具深入剖析问题的实质，为知识的扩展开辟新的空间。知识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没有人可以预测10年后的情形。但我相信它不会超出“古腾堡星系”的范围——尽管由于电子书这一新动力源的出现，星系会膨胀。电子书将充当古腾堡的伟大机器的补充物，而不是替代品。

P71-75

本书是书的传记，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它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印刷文字的致敬。它也是一场关于在数字化环境（现在，这已是数百万人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现实）下书籍如何定位的讨论。我绝非反对电子书传播模式，只是希望探讨使之与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500多年前释放出来的力量相融合的可能性。传统书籍与电子书有哪些共同之处？互联网图书馆有什么优点？抽象地看，这些问题也许显得空洞，但对于网站管理员、计算机工程师、金融业从业人员、律师、出版商、图书馆馆长以及众多普通读者等与传播业相关人员的日常决策来说，它们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这本书为那些试图穿越知识画卷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书中有一些我自己的心得体会：如何进入一个陌生领域。我从事过短暂的记者工作，主要为（（纽瓦克明星纪事报））（Newark Star Ledger）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罪案。我此后成为大学教授，大多数时候埋头于一项18世纪的研究课题，即后来为人所知的“图书史”。对启蒙运动时代出版业的研究为我们观察现代出版业者提供了机会，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待了4年，接着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分部当了15年的理事，牛津大学在麦迪逊大道的总部让我接触到出版业的商业和学术两方面。我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了一个夏天的常驻学者，这家公司位于第六大道旁的高楼里的办公室，为我开启了另一种视野。被选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成员又将我带回到图书王国核心地带——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二街。当时我正在相隔一个街区的W·W·诺顿（W.W.Norton）出版社发行商业书刊，为位于城市另一端的百老汇和第五十七街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写文章。这些经历全部得益于机缘巧合和运气。如果预先制订过计划，我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代图书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参与发起了两项以我自己的构想为基础的出版冒险项目：一为“电子启蒙运动”，即根据伏尔泰、卢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书信编辑而成的数字化数据库，目前正由牛津伏尔泰基金会以打包订阅的形式发售，其内容与我最初设想的略有不同；另一项是古腾堡电子书，一套由历史上的获奖论文组成的电子专著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同样采用了订阅的形式。美国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对两个项目都提供了经费支持，我也从中了解到商业计划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私营机构的倡议增进公共利益的可能性。

经历这一切之后，我开始撰写关于18世纪的欧洲出版业和图书贸易的长篇电子书。但在建立网站之前，我意外接到哈佛大学教务长的电话：愿意考虑接受哈佛大学图书馆下届馆长的任命吗？我稍加思索便同意了。这是个机会，有助于我之前进行的历史研究。这份工作原则上不涉及太多的行政事务。相反，校方希望我继续从事大学教授本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而把各图书馆（按照定义不同，该校图书馆的数量估计为40～104个）的管理工作交给首席图书馆管理员，他们普遍被视为最精通该领域的人才。但在2007年7月，我刚搬入新办公室就获悉哈佛大学卷入了与谷歌公司的秘密谈判，谈判主题让我大吃一惊。谷歌计划将数以百万计的图书数字化，且从哈佛和其他三个大学的图书馆开始这个计划；为了将这些电子图书推向市场，他们还会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图书馆的数据库，比亚历山大图书馆以来的人类梦想得到的任何图书馆都要大得多。  这个计划被称为“谷歌图书搜索”，雏形是谷歌在2005年9月和10月为了应对一场由作家和出版商发起的诉讼而作的尝试，在这场诉讼中，原告宣称谷歌将研究型图书馆中的作品数字化并在网上发布其摘要的行为侵犯了知识产权。哈佛大学没有卷入这起诉讼，但谷歌不得不告知他们有一场争取和解的谈判，因为如果无法赢得那些愿意支持图书电子化的图书馆的合作，“谷歌图书搜索”计划就只能是水中之月。在哈佛的最初两年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律师打成一片，努力解读这份逐渐明朗的和解方案。由于保密协议的限制，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2008年10月28日方案才公之于众。此时，我已经对企业诉讼有了一定认识，对谷歌也由陌生变为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在这家公司里，年轻的工程师散坐在夸张的橡胶球上思考着可以搜索任何事物的程序算法。有一次造访谷歌办公室，我请一位内部人士描述该公司的等级，他回答道：“很简单，首先是工程师，其次是律师，接下来是厨师。”

我一方面对巨型数字图书馆的前景惊讶不已，一方面也对哈佛珍藏的图书成为商业炒作的一部分而心存疑虑，这些书是1638年以来人们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收集而来的。我不反对谷歌在互联网这一公共领域免费提供图书的设想，但他们的计划是就受版权保护的图书组成的数字数据库展开有偿订阅业务，并和起诉他们的原告公司分享这块蛋糕。越了解谷歌，我就越发感觉他们的计划似乎意在垄断，是为了征服市场，而不是与图书馆结成天然的同盟，后者的唯一目的是保存和传播知识。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试图阐明“谷歌图书搜索”引发的问题。自那时起，公众开始踊跃讨论这个问题，本书写作期间，这些讨论仍显激烈。

……

佩罗蒂似乎与包括我在内的“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批评者意见相似，这些批评者对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新型书写工具”的文字缺憾和索引混乱略有微词。无论未来如何，数字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印刷品和数字传播模式并存，新技术转眼就成明日黄花。我们正在见证我们熟悉的事物的消失：打字机——现在躺在古玩店里；明信片——成老古董了；手写书信——大多数年轻人力有未逮，因为使用手写体似乎是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日报——在很多城市销声匿迹；本地书店——被连锁书店取代，而这些连锁店自身又面临亚马逊公司这样的网络经销商的威胁。那么图书馆呢？

图书馆似乎是最古老的机构。但是，它的过去恰好预示了它的未来，因为图书馆从来就不是图书仓库。它一直是学习中心，今后仍将如此。它在知识世界的中心地位赋予它使印刷品和数字传播模式实现交互的理想角色。图书也能接受这两种模式。不论是印在纸上还是存储在服务器中，书籍都装载着知识，它们的权威绝不仅仅来源于其赖以形成的技术。一部分权威来自作者，早在18世纪对作家的狂热崇拜形成之前，他们就应该得到尊敬。正如图书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的那样，作者创作文本，但为书“接生”的是出版商，他们的职责远不只制作和推广产品。出版商是“守门员”，控制着知识的流动。他们依据专业经验和个人信念，从无数种能经受大众检验的书稿中挑选出他们认为应该出版的产品。出版商的判断来自长期经营的市场理念的经验，直接决定读者能看到什么样的书。在这个信息称霸的时代，读者对此的依赖程度甚于过去。通过选择文本、编辑排版使之具有可读性，然后吸引读者注意，图书出版商提供的服务具有任何技术革新都无法企及的生命力。  因此，我乐于将这些文章以印刷品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愉快地得知出版商公共事务公司（Public Affairs）还将发行网络版和录音版。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最早发表于《纽约书评》。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该刊物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一直在对我的文章加以润色，使文章观点更加鲜明。我希望能表达对他及其同仁彼得·奥斯诺斯（Peter Osnos）和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的感激之情，后两位的专业经验在将这些文章编撰成书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