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许多人，“王稼祥”已是个陌生的名字，而他曾是红军四大领袖之一，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候投了毛泽东一票；他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是新中国成立第一位外交大使……他对党和国家贡献巨大，却淡泊名利，不了解他的人，远远多于了解他的人。他的骨灰盒上刻着“立党为公，光明正大”八个大字，他的一生无愧于这八个字。这本书记录了他传奇的一生。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是一项反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发展、繁荣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光辉业绩的宏伟工程。

它的主人公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元帅、将领，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个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这些传记的意义远远超越记述个人生平的范围，它们是新中国开国史、建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基史、创业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稼祥传》经胡耀邦、胡乔木、王震、习仲勋等批准立项，中共安徽省委负责组织领导，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作者在大量收集和整理王稼祥生平活动资料、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以平实而生动的文笔再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的一生。

第一章 家庭和少年时代

家乡和家庭

在本村柳溪小学就读

升入南陵县乐育学校

第二章 在芜湖圣雅各中学

真理的传播挡不住

为了求知识、求真理

思想“更加左了”

“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

第三章 献身革命的起点

在追悼孙中山大会上作讲演

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努力直往，决不中馁”

第四章 在上海大学附中

进入“最革命的学校”

确立革命意志

加入共青团，确定赴苏学习

满怀豪情的告别信

第五章 留学莫斯科

赴“赤都”途中

“康姆纳尔”以勤奋学习著称

理论水平的迅速提高

既是学生又当教师、翻译

入党

考入红色教授学院

回国

第六章 艰难曲折的考验

反对“立三路线”

负责中央党报工作

参加六届四中全会

第七章 进入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成员

同毛泽东初次见面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左”的错误

第八章 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宁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攻打赣州的教训

第九章 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红军四大领袖之一

宁都会议上的态度

第四次反“围剿”的政治动员

黄陂大捷

红军与地方的联系制度

第十章 负伤回后方

负伤

坚持在战斗岗位上

抵制宗派主义干部政策

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十一章 红军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对红军政治工作的建树

广昌失守后的反思

第十二章 长征途中(上)

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

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

第十三章 长征途中(下)

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出席晋西会议

第十四章 辗转赴苏途中

决定赴苏治伤

由保安辗转抵达上海

在上海地下党的精心掩护下

给中央的建议信

第十五章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作报告

会见斯大林

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

在共产国际的两次会议上

历经艰险回延安

第十六章 六中全会前后

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主持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

同朱仲丽结为伉俪

第十七章 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参与中央决策

处理复杂事变的能手

理论著述

挂念父母和儿子

第十八章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中央学习组副组长

领导军委直属系统整风学习

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

第十九章 军队政治工作的新贡献

干部教育工作

敌军工作

知识分子工作

锄奸工作

机要工作

第二十章 七大前后

病伤发作住院治疗

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落选一事泰然处之

再次赴苏治病

第二十一章 主持东北解放区城市工作

在莫斯科治病

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

坚持调查研究

《城市工作大纲》

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第二十二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在香山的日日夜夜

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同没有见过面的儿子见面

第二十三章 首任驻苏大使

赴苏履任

精干、高效的大使馆

外交活动

第二十四章 在毛泽东主席访苏的日子里

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

陪同毛泽东主席参观访问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苏

为中苏友好倾注心血

第二十五章 中联部首任部长

开创性的工作

中联部机关建设

“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

兼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第二十六章 “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上

当选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多事之秋

对国内情况的关注和思考

卓越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第二十七章 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

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的建议信

防“左”纠“左”的尝试

被指责为“三和一少”

第二十八章 在动乱的年代里(上)

大难临头

实事求是“交代”历史

在信阳的一年

第二十九章 在动乱的年代里(下)

九一三事件前后

重新出来工作

在深切忧虑中逝世

第三十章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后 记

再版说明

正当稼祥集中心思考虑如何救国、爱国的时候，发生了家庭封建包办婚姻的事情。稼祥思想情绪上有不少苦恼、迷茫，不得不花费心思去寻找摆脱这种束缚的出路。

柳溪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对稼祥一直很喜欢，觉得稼祥用功读书而又勤于思考、文静而又有礼貌，在他的学生中是佼佼者。稼祥到外地上学后，每逢寒暑假回家乡，总要专程到查济村去看望查老师。这不仅使他增加了对稼祥的好感，而且看到稼祥知识增多了，人也长高了，论年龄也该谈婚事了。他很想把自己的女儿查瑞香许配给稼祥。查文梅终于把这件大事郑重地、有把握地向王承祖提出来了。

“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里，可以说是通行的守则，更不用说在偏僻的乡村。王承祖夫妇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还考虑到，稼祥也有十七八岁了，又是独子，现在又在外地上学，确实应该在家乡把亲事定下来；再说查老师一番诚意，对稼祥从小教育爱护，他家女儿又贤惠，将来对稼祥会很体贴关心。因此也很想成全这门亲事。当时定亲有个规矩，要男女双方先排八字、送庚帖。王承祖请柳溪小学的国文老师王淡人排八字，一排，两人的八字不合；而查文梅认为，八字不合，不要紧，可以不要排八字、送庚帖那一套。在这一点上，查文梅毕竟受过近代教育，比较开明一些，不那么封建迷信。他决意要把女儿嫁给稼祥。这样，王承祖夫妇也就同意把这门亲事订了下来。

1924年寒假，王稼祥回到家乡，知道父母已经给他定了亲，感到很突然，表示不同意，他不能不同父母争执起来。母亲极力抚慰说服，父亲则板起面孔，专断地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退亲也不可能。不光是他父母，还有亲友邻里，都是这样一种舆论。面对当时环境，稼祥确实无能为力。他只能向父母提出一条保留意见。稼祥认为，即使对方人再好，但是没有文化，她的年龄也有20岁了(比稼祥大2岁)，现在上学又不可能，是不是可以指定一些教科书给她自学，请查老师给她做家庭教师，否则的话，我们将来很难共同生活。他父亲回答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向查家提出来商量，但是婚事无论如何是已经订下来了。

寒假过后，王稼祥心中充满苦闷、迷茫，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圣雅各中学。他连续写了七八封信，要求解决查瑞香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诉说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

“她的教育的前途，我现在差不多完全悲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写了七八封信，要求这事的信，到今还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柳华啊!我的唯一可与讨论的良友啊!你看这令人灰心不灰心呢!”

“一个人的心灵，总有所寄托(就是我心中所崇拜的所希望的)，才能安乐地过生活。你看对不对呢?我现在不能寄托于她，因为她不能算是我的恋人，我现在只能寄托我的心灵于文学与艺术罢了。”

“黑幕重重麻木不仁的中国社会里，不幸而有我这一人啊。虽说奋斗可以改造社会，可以战胜艰难；可是柔弱而又可怜的我，哪里有这勇气呢。啊!让自然的命运来解决吧。”

“自然对人的不平等夫复何言。我不是堂堂的人吗，为什么会落入这可恶的环境呢?啊!不谈了，努力求学问的进步吧!”

“教科书的选择，我也不去注意了；家庭既不允许，又何必孜孜地去考究教科书呢?”

他又说：“我预备再发一封要求的信，去再试一试。这是一线的希望，一线的曙光，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愿以偿呢?待复信来了，再细细地告诉你吧。”

他的这个要求，后来并没有“如愿以偿”，“一线的希望”也破灭了。1925年寒假回家乡，在对方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同她建立任何感情的情况下，在父母一再催逼下结了婚。这是一桩虽然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却是出于“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14年后即1939年，稼祥在延安同朱仲丽由相爱结成伉俪。他对朱仲丽讲过这件痛苦的“喜事”时，还十分沉重地说：“仲丽，那时候，我真是毫无办法，别无出路呀!”

封建包办婚姻给稼祥带来的痛苦，难以言状。他深切体会到：“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认为我们感觉婚姻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恋爱。他回到圣雅各中学后，就写信给父亲，说明包办婚姻的害处，恳切提出要同对方离婚，但却招致他父亲和叔父王惠州的谴责。只能同柳华写信诉说内心的痛苦和原因，提出今后要抱“独身主义”。柳华很理解他的苦衷，同情他离婚的要求，但不赞成“独身主义”。1925年4月9日，稼祥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讲了提出离婚的过程：

“前次我写一封谈婚姻的信把(‘把’，当地方言，意思是‘给’——引者注)我父亲，以为总可以收点效果，哪知反招纠纷。惠周(州)听到这信的内容，立刻写信把我大大地谴责，讲我干不是万不是，不过我回了一封信，大大地辩驳了一下。”

他还讲了为什么要提出离婚以及离婚的步骤和方法：

“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得人要；自主吧，没得能力。我为的过不惯这卖淫似的性的生活，所以要离婚。不过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呵斥。在生活上，她有了我代为维持，也不致有什么困难。她假若愿意再嫁，我自不干涉；她能独立，我自不多事。这是我解决这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至于抱“独身主义”的原因，是由于他从不幸婚姻的痛苦中作了深一层的思考，从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上去找症结。他对柳华说：

“你不赞成我独身。不错!我自己也不赞成独身，但自己的环境和社会的制度，把我逼上这条路，不由得我不赞成了。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毕竟把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

稼祥向柳华申述了所以抱“独身主义”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将来的生计，真是茫茫无路，自己一身的生活既难解决，哪里又有能力去组织家庭，去维持子女的生活呢?第二个理由，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真正的恋爱是不会实现的，恋爱的真与美已被金钱玷污，由恋爱而结婚真是非常之难，倒不如这时抱独身主义，还安稳些呢?上面引述过的解决离婚问题的步骤和方法，也成为他不愿再娶，抱“独身主义”的第三个理由。

也正是在这封信中，他对柳华说：

“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19岁的王稼祥，发出这掷地有声的话，不仅表明他没有因为包办婚姻的痛苦而消极颓废起来，倒反而促成他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出路。

他能够确立革命的志向，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在此时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真理；但是同他在家庭婚姻问题上的深入思考也有关系。在1925年4月间所写《食与爱的本能与现代经济制度》 (署名：驾翔)一文中，他认为在现代经济制度下，食的本能不得解决，或者由不正当的办法——盗窃欺诈争夺——去解决，就产生了今日之不良社会。罪恶纠纷争斗痛苦，都是这社会的产物。现在若想铲除这些弊病，非根本改造经济制度不可。他认为，一般无产阶级，既不得食，或者就能得食，也不过勤苦终日，光光保得自己一身而已，哪有能力来结婚、来组织家庭、来养育子女呢?他还认为，在现代经济制度下，真正的恋爱是找不着的；恋爱可说已含经济的元素了。现在要铲除这不纯粹的恋爱，要废除娼妓，要使无产阶级能满足他们的爱的欲望，非根本推翻现代经济制度不可。

王稼祥指出：

“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生路，就是结合无产阶级，根本推翻这个制度，取消私有生产，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

尤其值得注意的，王稼祥在这篇文章中有七处引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可见他这时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了。这在一所外国教会办的中学里，在学校编辑印刷的刊物上这样做，难能可贵。由此，我们进一步理解到，为什么王稼祥在自述中所说的，到了1925年“我的思想于是更加左了”的原因。

P014-016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认真负责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编辑、复审工作!在《王稼祥传》即将付梓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本书的写作过程作一简要说明。

由于传主是安徽泾县人，1982年1月，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翌年4月改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组织了工作班子，要求承担编辑王稼祥选集、撰写王稼祥传记的任务。这一要求得到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由王震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率先阅批，经他和胡耀邦(中央总书记)、习仲勋、胡乔木(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同意，并且确定这项工作由安徽省委负责组织领导，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业务、工作应注意的事项等方面给以帮助；还确定由伍修权、方强、曾三同志为这项工作的牵头人。

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研究工作，就是在安徽省委的组织领导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于1982年2月开始启动的。我参与其事并具体主持。此后，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忆王稼祥》，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稼祥选集》。编辑上述两本书的过程，同时也是收集和整理王稼祥生平活动资料、分专题进行研究的过程，这就为撰写传记做了准备。

15年来，工作班子成员有了变动。他(她)们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未再参加传记的撰写工作。1988年11月，我的工作也有了变动，离开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但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和科研组织处的同志们仍然把它列入科研规划，支持这项工作的继续进行。传记的撰写工作由我担当起来。在积累资料和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从1993年3月起，能够有较多的时间逐章撰写，历时三年，才得以成稿。由-T-~~有限，再加上担负行政工作，只能利用节假日和几乎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撰写，进度一再延缓。

如果没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没有老革命家们和许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和具体指导，没有曾经同我一起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具体帮助，我个人是万万完成不了撰写任务的。

老革命家伍修权同志和方强、曾三同志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进展，帮助和指导我们，花费了许多心血。尤其是伍修权同志于1982年12月13日亲自主持有二十多位在京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回忆王稼祥的生平事迹，为我们收集史料和访问老同志打开了局面；1989年1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伍老以81岁高龄又亲自主持《王稼祥选集》首发式并作了重要讲话。朱仲丽同志多次同我们谈话，详细介绍传主的一生，对我们多角度的了解传主、熟悉传主有很大帮助，还为访问老同志和深入查找历史资料提供重要线索，遇到问题经常向她求教。100多位老同志热情接待我们的访问，分别如实地提供传主各个历史阶段的史料。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逢先知、金冲及、何静修同志一直很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文献研究室办公室(现为办公厅)、综合组、注释组一直给予许多帮助和具体指导，尤其是他们以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引路。中央档案馆、中组部档案处、中联部档案处、黑龙江省和安徽省档案馆提供了有关传主的档案资料。尤其是15年来，我们多次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都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安徽省委办公厅为这项工作的开展，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这一切，也都是我难以忘怀的。

中联部领导对撰写《王稼祥传》很关心。1995年9月中旬曾要我将书稿寄去，由他们转给中央有关部门看看。为此，我在初稿的基础上急急忙忙作了修改，在国庆节前寄去。从1996年1月起，我又统改了一遍，于3月间完成了第二次修改稿。

值此《王稼祥传》即将付梓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撰写和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深切的谢忱!

199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