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难免说谎，音乐不会遗忘。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是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统治下的年轻人造成影响，并导致其最终解体的纪实性著作。披头士记录第一人、英国BBC传奇导演莱斯利·伍德海德同名纪录片实录！一起进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披头士精神世界。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是一本献给对上世纪六十年代音乐感兴趣的乐迷的最好礼物，也是研究苏联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有力参考。作者莱斯利·伍德海德是著名纪录片导演，在1962年时就曾录制过披头士表演的珍贵视频，并由此引发浓烈兴趣，探寻披头士风靡全球却独独在苏联被下禁令的真实原因。

序

铁幕挡住披头士热潮

“回到苏联”

不服管的音乐和音乐家

暴君之死融化冻土

长官不让我们听猫王

“当我了解披头士之后，我开始信仰上帝”

苏联摇滚生于特权阶层

我们是披头士一代人

人们战胜了恐惧

听到他们的音乐，一个王国就此沉沦

特啦啦先生

改变的时刻到了

“我明白这是尽头了”

再次伟大

那扇门被打开了

红场高歌

披头士就是信仰

世界开始了

“杀死苏联的人”

约翰·列侬圣殿

“该死的保罗·麦卡特尼”

“你必须生于苏联”

“仍恨洋子”

明亮的光

描写爱的音乐，改变世界

此地有老虎

我们一直热爱披头士

鸣谢

译后记

不服管的音乐和音乐家

斯塔斯·纳明与苏联文化官员们的古怪想法之间多年的交涉斗争史疯狂而迷人。这些故事让我能一瞥苏联政治与流行音乐之间的超现实联系，而我想了解更多这样的故事。如果对纳明来说过去的二十年已经不堪回首，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音乐家们是如何摆脱斯大林的古拉格的呢？他们是如何和朝令夕改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的呢？而且到底什么才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义——克里姆林宫心目中能够被接受的流行歌曲？

陀伊茨基再次成为我的向导，指引我去了解苏联——他，称其为“怪兽国家”——的流行音乐从爵士到摇滚的变迁史。

“我很喜欢一个从三十年代流传到现在的段子，”他说，“这能让你大致感受一下克里姆林是如何长期试图劫持流行音乐的。斯大林召集了一群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去他的乡间别墅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上你会想如何表现呢？斯大林开始长篇大论，‘音乐是一样好东西，因为它压制了人类的兽性。’”陀伊茨基摇了摇头，“他怎么知道这个的？那个老混蛋偏偏有‘甜美的嗓音’，而且他喜欢唱歌，农夫的民歌、格鲁吉亚哀歌、哥萨克情歌——甚至圣咏，如果你相信的话。”陀伊茨基的故事继续，在那个晚会的最后，斯大林拨弄着那台美国进口的唱机开始放舞曲。在同志们紧张地猜测他们的领导又有啥怪念头的时候，斯大林把大家都撵到了大厅中间的空地上。陀伊茨基描绘了这样的情景，那群乏味的政治局官僚被迫一对对开始跳舞，斯大林则在旁边放声大笑。“伴着各种侮辱和‘拙劣的舞技可能象征着缺乏社会主义献身精神’的威胁，他一定十分享受折磨他鞭子下的这群克里姆林动物。”

陀伊茨基觉得这个让人脊背发凉的故事就像是苏联流行音乐命运多舛的历史的写照，令人生畏的官僚们时刻努力揣测那捉摸不定的上意。在他铺展开克里姆林宫和流行音乐之间七十年的关系史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出政治潮流的起伏——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总是在官方音乐路线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苏联官方对于流行音乐的态度总是难以预测而且有害的，从扶植到镇压之间大起大落，像是国家性偏执狂一样反复。

我也向陀伊茨基讲出了我自己的经历。在那冷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我身处一个摇摇晃晃的观察塔之上，距离一个苏联军营只有几步之遥。作为一个没到二十岁的间谍，我那时刚刚从苏格兰的一个秘密间谍学校毕业，我和另外几百个冷战新兵一起在皇家空军教育下学习俄语。我看到陀伊茨基对此很有兴趣，我就继续往下讲。

我戴着夹头的耳机，天天重复类似于“我的起落架已放下并锁定”这样的短语，练习了几个月的军事俄语之后，在1957年秋天我被调到柏林。当冷战最为严峻的时候，我抵达了一个前德国空军基地，那儿有些房子上还装饰着纳粹的“卍”字标记。我的任务是监听飞越东德的苏联飞行员，并记录他们日常的通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同僚来说这任务的目的都是不明不白的。当我在无止境的夜班执勤中感到惊恐或无聊的时候，我常常从我通常的渗透任务中开小差，转而满足我的个人兴趣。我把无线电的频率调到美军广播网，发现了“爵士时刻”这个节目。

突然之间，我那个在冷战铁幕边缘的寒冷的哨站洋溢着现代爵士四重奏（Modern Jazz Quartet）的美妙声音，伴随着主持人威利斯·科诺瓦（Willis Conover）浑厚而令人安心的声音。冷战似乎在这未经允许的几分钟里冰雪消融。我那时不知道的是，对于在栅栏的另一侧的一些苏联士兵来说，威利斯·科诺瓦和他的爵士乐节目更加令人珍惜。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科诺瓦将爵士乐带给了东欧和苏联。虽然他的节目。“音乐美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冷战宣传的一部分，科诺瓦的轻松、不拘一格的特色成功地穿越了苏联的干扰，让音乐能够表达自己。在那些拒绝接受领导强加的文化而去选择“惊异之声”的苏联人民探求西方流行音乐。的历程中，“音乐美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P34-36

莫斯科，红场，2003年5月24日

当夕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缓缓落下时，十万人涌入了俄罗斯的中心——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那童话般的重重尖顶和克里姆林宫古老的红墙被夕阳涂抹上了火焰般的光彩。一个熟悉的和弦在广场上奏响，人们应声呼喊——很多人此时已经热泪盈眶，“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保罗·麦卡特尼终于在此唱出了这首歌。

“人们感动到涕泪横流，”俄罗斯著名摇滚乐评人阿特密·陀伊茨基回忆道，“这简直是你整个人生的总结。”“莫斯科的姑娘们令我放声歌唱”，当保罗·麦卡特尼唱出这句，下面的观众也齐声合唱，他们欢笑、哭泣、互相拥抱，这首歌曾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入狱、失业、失学，甚至被放逐，如今他们随着歌声起舞。苏联的披头土一代，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停滞岁月中诞生的孩子们，如今聚集到一起来欢迎一个货真价实的披头士。“仿佛披头士的灵魂来到了莫斯科。”萨沙·里普尼茨基这么评论，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四十多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红场举行一场这样的演唱会是不可想象的，它最终成真的历程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隐秘传奇。在这个传奇里，披头士改变了苏联的一切，甚至颠覆了整个世界。这也是流行音乐在苏联的几十年困惑动荡历史的写照。这个经历了前苏联七十年统治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潮流往往能驱动变革的地方，外来的西方爵士乐、舞曲、摇滚乐以及诗歌在这里都具有煽动性的力量。早在几十年前，在披头士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之前，领导们就一直提防着流行音乐和音乐人，由此引发了官方文化的捍卫者和那些坚持“非主流”音乐的反叛者之间的奇异斗争。

在苏联崩溃的官方历史中，披头士及他们引发的音乐革命的影响往往并没有得到记录，但他们其实是最终摧垮这个政体的重要力量，他们的音乐、形象和精神是这一力量的关键。他们曾被苏联官方查禁，但他们的音乐令人无法拒绝。他们是通向西方文化的大门，他们煽起的文化变革成为最终击垮苏联的力量之一。

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一位披头士成员在红场开了演唱会。在观众席的前排就座的有普京、戈尔巴乔夫以及一群新俄罗斯的领导，那些曾经掌控着庞大的苏维埃帝国，操纵着克格勃这样的组织，将摇滚乐称作“文化艾滋病”并查禁披头士的人们的继承者。那些保守的老头曾经在列宁墓上检阅红场上的军队，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同一片广场上跟着《爱情不是买卖》（Can't Buy Me Love）的拍子跺脚起舞。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的人们恐怕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他们曾经致力于把文化变成政治，并创造所谓的“苏维埃文化”。“对年轻人来说，那里啥都没有，”陀伊茨基说，“没有任何能激发我梦想的东西。”那时的官方文化形象就是发型古怪的歌手，为穿着土气的老阿姨们高唱爱国歌曲，还有跳舞的熊，以及军人大合唱。

今天聚集在红场的披头士世代的苏联人，他们在六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听到了属于他们的音乐。在深夜，他们偷偷摸摸地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BBC、美国之音的“非法广播”，他们悄悄地口耳相传：“哔头士”，“嘢，嘢，嘢”。

作为敢于唱出自己声音的一代苏联年轻人，他们抛弃了来自他们长辈的种种信念。“西方最终打赢了冷战，”陀伊茨基说，“不是靠核导弹，而是靠披头士。”

麦卡特尼演唱会上坐在陀伊茨基旁边的是科尔雅·瓦辛，大个子瓦辛是披头士的铁杆歌迷，他坚信披头土拯救了他的灵魂。“我的灵魂飞向了光明，”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披头士的时候，“与披头士一起飞翔。”像很多遁入自我世界的叛逆苏联少年那样，他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爱与和平的救赎。苏联的压抑现实只能给他一间狭小的公寓，他却在自我流放中建立起了“约翰·列侬圣殿”——“只有在那里我才感觉自由”。如今他梦想着将他的小庙扩建成圣彼得堡郊区的一座高塔。

沃瓦·卡茨曼从基辅前来朝圣。在他的少年时代，为了坚持自己的披头士信念，他和父母还有警察纠缠不休。现在他在基辅开着一家名叫“卡文俱乐部”的酒吧，里面到处点缀着披头士相关的纪念品，来自乌克兰各地甚至更远地方的人们在披头土四人组的招贴下聊着各自的斗争史。如今置身红场，“这宛如奇迹幻景”，他寻找着合适的词汇，“我从心灵深处颤栗不已”。

安德烈·马卡列维奇也在那儿。三十年前他还是学生时他就用披头士的图案装饰自己的课本，并且梦想着要组织自己的乐队。“去搞一把吉他，像披头士那样唱歌，给这个世界狠狠地来一下。”对马卡列维奇来说，他的梦想成真了，他的组合“时间机器”（MamnHa BpeMenrl）成为苏联最重要的乐队，他们后来甚至到披头士的伦敦阿比路录音室录制了自己的唱片。

那天的红场上是披头士一代人的大聚会。很多人已经是老人，从他们第一次悄悄提到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那几个名字的那一刻起——那一刻他们第一次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很多人已经等待了几十年。

科尔雅·瓦辛跟我说，他第一次看到披头士的影像是四十年前在利物浦的卡文俱乐部（Cavern Club，又译“洞穴俱乐部”）拍摄的一段黑白短片，一段年代久远的粗糙画面。我告诉他那片子是我拍的，他大吼：“哥们你真厉害！”他的脸都红了。

披头士和我的联系由那部短片而起，1962年8月我拍了部两分钟的短片，记录了四个默默无名的年轻人在利物浦某个地窖里大闹摇滚乐的情景。没过多久披头士就征服了世界。但直到二十五年后在俄罗斯，我才听到了那些故事——一开始令我难以置信的故事——关于那几个地窖里的小伙怎么挖倒冷战大敌的墙脚的故事。

在我二十多年的旅行和拍摄历程中，我历经了苏联的崩溃和俄罗斯的新生，我追寻着一个个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的故事。我发现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宛如瘟疫一般在苏联蔓延，令人难以置信但又不可阻挡，横扫整个苏联并最终一起协力击垮了它。一个故事在我的游历中逐渐成形，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强权如何奋战七十年试图控制音乐，也是关于那个国家为何最终无法控制百万少年，让他们逃脱到自己的世界，沉迷在四个玩世不恭的英国摇滚乐手的音乐里。

我在各处都能出乎意料地发现披头士的影响。在严肃的俄罗斯历史学院里，一位学者坚持认为“披头士风潮冲垮了苏联社会的根基”。“他们帮助了一代自由人能够在苏联成长。”这位学者补充道。

随着我的旅程日益深入，我也时常思考为什么我会对苏联的披头士革命这样着迷。它萦绕不去，深植我内心。当然这是因为那部短片，也是因为很久以前我和披头士四人组的初次相遇。另外的原因是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参军时作为初级间谍学了一点俄语。但除了这些原因，对于我——一个冷战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根本的原因是，披头士革命是属于我这时代的至关紧要的故事。那时东西方的对立割裂了世界，如今早已被遗忘的核威胁曾经是如此现实。我记得在1962年10月，当古巴导弹危机正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在忧虑第二天早晨我能否活着醒来。但最终冷战没能激化，冷战结束后曾经势不两立的各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缓和。在摇滚乐的伴奏下，西方各国在这个好时代里进一步发展变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前往苏联及各东欧国家工作，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在我的一次次旅行中——常常是非正式的旅行——我接触到了那些创造了苏联披头士革命的年轻人。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反动”摇滚乐迷们聚会；九十年代里我跨过正处于混乱与开放中的俄罗斯，那时披头士的音乐终于在一个流氓横行的国家获得了合法地位。在最近十年里我前往俄罗斯的边陲去追寻那个故事，跨越莫斯科以东六个时区，直到曾经对外封闭的海参崴。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样的动乱纷纷的新国家里，我仍然能发现披头士的死忠乐迷，在那里，十四岁的少年和他们的爷爷辈都坚信“你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

这些回到苏联的故事既狂野又有趣，既恐怖又滑稽，既愚蠢又勇敢。这些与官方文化体系的疯狂压迫相斗争的回忆，也是这部历史大戏大结局的忠实描绘。

披头士在中国其实可能并没有真正地流行过。

六十年代当披头士狂热席卷全球时，中国并不包括在内。根据这本书的描述，披头士风潮甚至突破了铁幕。但他们却没能穿过竹幕。而八十年代摇滚乐真正地走进中国后，人们又有了太多的选择，披头士只是其中之一。1999年中唱上海引进了新版的《黄色潜水艇》原声唱片，应该是第一张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披头士唱片吧，与苏联引进出版的第一张披头士唱片相比，已经晚了十几年。而且这张披头士是否还是六十年代的披头士呢？就像本书作者写到2008年在基辅的保罗·麦卡特尼，这个麦卡特尼和六十年代的麦卡特尼，是否又是同一个人呢？

但是这本书里的一个个故事相信又会让中国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不再年轻的文艺青年无比熟悉。深夜里偷偷摸摸收听被干扰的广播电台，跑遍全城只为买一张盗版唱片，纠察队员在大街上剪头发剪裤管。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容易找到披头士本身的踪迹，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些矛盾，今天在中国仍然存在。就像他们那些歌曲，《昨日》《让它去》《嘿，裘德》，还有列侬的《想象》，以及那首《挪威的森林》，尽管可能没人把它们时时提起，但还是耳熟能详。也像作者在这本书里一次次重复，甚至让人感觉有点腻味的那个信念那样，哪怕在中国大概没有什么人会相信音乐能推翻一个政权，但还是有人愿意相信，音乐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I'm not the only one.”

ALL YOU NEED IS LOVE.

译者翻译此书时正处于人生中的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机，感谢复旦大学的各个教学楼，即使我已经毕业多年，仍然能为我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更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的支持，让我能够安心翻译。我并不敢说我自己是摇滚乐或者披头士乐迷，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必然有诸多疏漏，请各位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