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启中美新约谈判
中美新约谈判是从10月9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Welles，Sumner）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递交美方新约草案开始的。是日上午10点，魏道明应威尔斯约请对其造访。威氏当即向他宣读了载有新约草案的美政府官方文件。文件说：
当情况有利于美国政府废除其在华治外法权时，该政府的政策是迅速将其废除，这一点也已多次陈明。最近数月，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是否可以由两国政府进行谈判来缔结一项条约，使这一政策立即生效。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两国政府缔结一项简约，以准备迅速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权利，解决在缔结一项广泛的现代友好通商条约之前这段时间因这种废除而提出的其他问题，并在彼此都适当的时候谈判这一广泛的现代条约，那么，基本目的也就达到了。美国政府打算近期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简约草案，以便其考虑。鉴于明天是中国国庆，我们计划今晚9时公开发表一个简要声明，以使关于此问题的消息在10月10日早见报。
美国政府认为，在公开声明之前，此问题当严格保密，并请中国政府也应在公开声明前这样看待。据悉，英国政府在今天通知中国驻伦敦代办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相信，其看法与美国政府是相近的，并且英国政府也将发表一适当的公开声明。
请中国大使能够用急密电报有效地通知其政府：美国政府准备按照本文件第二段之方式立即同中国政府谈判缔约，并打算在近期向中国政府提交此项简约草案以为其考虑。
威尔斯宣读完文件，即将其递交魏道明，并表示他能够代表美国政府陈明此项观点感到荣幸。魏道明说，美国此举是两国友好关系中的重大步骤，他将迅速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并询问，美国政府何时能够把简约草案递交中国政府考虑。威尔斯回答，不迟于一个星期。10月9日，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从美国致电蒋介石：“美国外交部今日正式通文及魏大使，愿与中国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办法，文适因公赴纽约，由魏大使先往接洽，业经魏大使急电呈报。”蒋获悉后大喜，复电说：“美国表示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愿意与我订立新约，殊为欣慰。并望为我政府与人民致谢罗斯福总统。又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蒋如此兴奋，不仅是美国与中国签订新约，而且选择的日子是“双十节”（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10月11日，蒋致电罗斯福：“值此中华民国31周（年）之纪念日，欣喜美国自动放弃在华之‘治外法权’，举国无不欢忭，又闻贵国为我国庆特在‘独立厅’鸣自由之钟，此项自由钟声，已在我国每一国民之心中，激成对美亲密热诚之回响。此有裨于敝国继续抗战民气之提高，实胜于其他任何之力量”，“阁下为使我中国获得平等地位，所表现伟大精神之领导，以及无上道德之勇气，中正愿我衷诚致其感谢；并向阁下保证，中国在求取全人类自由之共同事业中，绝不有负阁下之雅望也。”12日，蒋又电告宋子文：“关于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之简短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此时不必作任何交涉。惟我方不妨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也。”翌日，宋回电告知：“草约须一星期或十日后可脱稿，双方再进行磋商。此事文已略有布置，故拟由魏大使先行交涉。”蒋介石此时的心情不仅兴奋而激动，而且期望值也很高，欲借订立新约之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其愿望虽符合国人意愿，但中国的弱国地位年深日久，且当时又处于战时，这种想法是不大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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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王真教授的学生，相对于师门其他师兄弟，我跟在导师身边的时间是最长的，硕士和博士一起算来，有七年之久，七年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导师的了解也多于他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的答辩工作。与导师多年的相处，特别是此项课题研究期间的点点滴滴，让我对导师的遗作《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这部著作的撰写过程也多一些发言权。
导师作为一名学者，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就是专注。他从读硕士起就专攻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经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在这个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颇为深厚，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认可。早在2013年退休前，导师就开始研究《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这项课题，退休后，更是全心投入，我和师兄都劝他多休息，但是他说，这项课题要在2015年前完成，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借此教育引导大家从历史逻辑上理解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国地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弘扬民族精神，积聚民族力量，时间不等人啊！休息对于导师来说，始终停留在一种身体需要的层次，而不是主要生活安排。虽然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除了继续指导尚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外，大部分时间仍旧是在办公桌前伏案专心研究课题，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或是一下午。导师的专注是他学术生命的源泉，也是课题研究质量的坚实保障。
如果说专注只能够说明对课题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那么求深求透则能说明导师课题研究的深度和水平。在资料占有上，导师做了大量的收集准备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资料的研究分析和观点的提炼概括这些理性思维运作的过程上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水准和思想高度，这也是众多学术界同仁常常赞赏导师专著和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体现了导师的学者风范和学术能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倾心付出，才有了这部专著的出版。
这部著作，不光倾注了导师的时间和精力，通篇还贯穿了导师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对于我们论文中的每一处引文，导师都要求到图书馆查阅原文求证。要求学生如此，他自己更是如此。这项课题研究涉及大量史实资料，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一一核实，以求精准无误。导师生前发给我的最后一个短信内容是让我帮他在学校图书馆网络数据库下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抗战时期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便于他核对引文。也正是有着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这项课题研究成果才经得起学术界的考证，才会在史学专著中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导师对这项课题研究的付出，让我深切感受到他的名字与他的为人十分吻合。他所传递和留下的不仅是真人与真理的气场，还有永存我们心底的严谨治学态度和质朴人格力量。
王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陈中奎
现为海军陆战学院政治工作系讲师
2015年4月3日
步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关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13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20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10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推出盼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作者王真以严谨的史学态度、详实的史料、扎实的研究为基础，重点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问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联，指出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走向复兴的起点。书中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论述，除了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展开外，还从文化、社会等角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同时，也详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提升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做出的重要贡献，肯定了中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引领者。
王真编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之一，以严谨的史学态度、详实的史料、扎实的研究为基础，重点揭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国际地位问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联，揭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