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的观点，偏好伪装是指在认识到社会压力的条件下，不如实地展现自己的想法。在本书中，库兰讨论了不仅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具有重大社会和政治影晌的现象。通过综合多种学科理论(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理论)。库兰提出了偏好伪装是怎样形成集体决议、东方世界的结构变化、维持社会稳定性、歪曲人类知识和隐藏政治可能性等理论。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把其中的部分章节送给一位学者阅读。他回信说，我文中的观点使人们对我的身世充满好奇，想知道我是否经历过集权统治。我告诉他，我过去一直生活在土耳其和美国，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受过极权主义的蹂躏。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答案。尽管与土耳其相比，美国对言论自由原则的解析更宽泛，贯彻也更加一贯，但我自认为一直生活在能够容忍批评的国家里。在这两个国家里，在许多问题上，新闻舆论都能够展开辩论，对官方政策的批评也处处可见。与此相反，集权制度一直在迫害不同政见者。由于担心遭到官方的报复，潜在的批评者避免谈及他们的所思所想，也不会公开质疑政府政策，更不会公开批评政府、呼吁改革。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不真诚促使我的这位读者提出疑问。他想知道，如果我没有直接经历过极权主义，我对“偏好伪装”的成因就会理解甚少，也就不可能对“偏好伪装”的影响进行准确的评价。

但是，专制政府不是恐惧的惟一源头，也并非公开和公开演说的惟一障碍。一个更为本质的因素是公共观点。一方面，在没有公共观点支持(至少是默许)时，专制主义是难以维持的。另一方面，公共观点本身也是人们愿意表现其内心自我的决定因素。甚至在民主社会，在思考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得到官方保护，容忍被誉为美德的地方，非正统的观点也可能遭遇巨大的敌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支持贫困妇女绝育或者支持象牙进口合法化，人们既便不会怀疑你心智是否健全，也可能会怀疑你的文明水平和道德水准。固然，法庭一次又一次的裁决，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无论它们多么让人难以容忍，都站在宽容的立场上加以保护。然而，一个受法律保护可以自由表达令人厌恶的观点的人藐视自己和表达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的人享有不一样的尊重的观念。无论执行有多么严格，言论自由者都不能通过观点的表达来冒犯人们的名誉。

正是因为在表达不同的观点时，人们得到的待遇不同，个人通常才会将自己的表达裁剪得能够适合社会的主流。随着社会压力的不同，调整的差异也非常巨大。有一种极端是没有任何坏处的，甚至说可能是有些好处的纯礼貌行为，如对一个穿上花哨衬衫的朋友说他很有品味。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是没有骨气的行为，比如，当一位政治家明知，采取某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将对他本人的大多数支持者有害时，他却表示赞同。产生上述不真诚行为的压力无需源自政府。所有的政治制度之中，无论是最严厉的独裁政权，还是最自由的民主政权，都存在着偏好伪装。

回到我同僚的质疑中来，无需生活在暴政下，偏好伪装是一种普遍行为。我的出发点是现代美国政治中的禁忌。我自己曾经多年沉溺于现代政治经济学，也让我的学生花费数年时间来研究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些问题比另外一些问题更多地得以公开讨论，一些观点比另外一些观点更容易得到的宽容。当前的文献对此毫无认识，更不要说揭示和解析这一现象，这是目前这些文献的一个弱点。要找证据并不难，我们甚至无需走出校园：许多倡导言论自由的人，在强烈谴责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为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提供讲台，比如，优生主义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就在通常的排斥名单之内。

关于偏好伪装，我最早的两篇文章(形成于1983年，四年后在《公共选择》和《经济学季刊》中发表)寻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经济理论和政治学带来一些现实主义的东西。随着思考深入，偏好伪装涉及社会思潮的各个角落变得非常明显。相应地，我的研究范围也扩展了，逐渐变成跨学科研究。

本书是一部理论著作，综合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而这些方法和成果或多或少来自于独立发展的社会科学传统。这个理论融合了经济学中优化和均衡的概念。也参考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将政治压力集团作为集体决策的关键角色来对待。同时，还采取了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把人类看成社会存在——相互学习、相互关照和担心别人对自己看法的生物。最后，按照心理学的各种学说，本书也认为，思想是有局限性的，精神也会产生紧张。在保持跨学科研究特色的同时，这个理论产生了体现某些观察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多个学科研究中已经不再见到。

所有的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都提供了对我称之为偏好伪装现象的观察角度。本书中，我试图调和和统一这些观察角度。我特别地寻求提供一个关于偏好伪装在指导、扭曲、稳定、限制和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角色的集成解释，包括加固那些活动的知识。不限于我描述和分析的个人机制(偏好伪装作为一种刚性之源、作为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作为惊奇的摇篮)，这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在各种特定机制中建立的联系。

一本宣称分析一般社会过程的书，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环境检验，来证明该书主题的普适性。通过确定不同地理区域、时间跨度和文化特征的适用模式，把原先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本书中，我因此组织了两个案例研究，它们分别是印度的等级制度和美国的种族迫害行动。在这两个案例中，重点总是把各种各样的事实串联起来。同样的逻辑贯穿于所有解释体系，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普适性。选择这些案例进行研究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案例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支持本书论点的典型例证。

如果我只集中于一个案例，在某些人看来，更为详细的论述可能会使本书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是这个理论的通用性将不能被很好地证明。这本书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是，只与某个单一文化、社会或者历史事件相关联。、当然，在印度和东欧文化之间，在分割和政治集权的系统之间，在古代宗教和现代世俗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能够既看到相似，也看到差异。事实上，研究差异可能会从研究通用的过程中得到好处。在差异迷惑人的地方，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说道，通用性常给人以启发和教导。任何见到老虎和豹子的人都知道，一种是带有条纹的，另一种是带有斑点的。通过采用通用理论，即自然进化论，可以对这个迷惑人的差异的起源和稳定性进行很好的解释。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逐渐分化的时代，一个专业学者要跟上其学科领域的发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别的专业和学科了。对非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更加难以处理。世界经济的逐渐一体化伴随着对非本土化知识的需求，然而，作为个人，我们都受到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于是，存在着对大综合、概念化工具和模式研究的极大需求。正是出于这点，我才开展了现在的工作。我曾经试图解释一个通用现象。这些例子可能是自圆其说，但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为思索这个机制、动态学和偏好伪装的结果开发出简单的框架。

偏好伪装是一种隐藏信息的行为，而这些信息正是主导社会趋势的一种潜在力量。读者可能想知道，这个理论是否具有预测价值，是否具有可批驳的暗示。在全部的主张得以充分地说明之后，我将回答这些问题。我对读者的要求是，先对这个理论的一致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在此之前，权且相信，在合适的时候，测度、测试和预测潜力的问题会受到关注。

当某人陷入对某个特定现象的研究中时，他必然会意识到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验证他的研究。我发现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的虚伪和不真诚。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看到伪装偏好的迹象：在教工会议上、在社会集会上、在观察政治争论的时候、在新闻界、在我的学生的考试卷纸上、在我自己的行为中，我也开始逐渐觉察到这些现象。值得庆幸的是，我对人类本性中阴暗面的了解并非一无所获。我变得对人类的独立品德异常敏感，对人类敢于在压力下说“不”的勇气非常钦佩。在我理解了人性的复杂、理解了在协调社会认同和自我判断冲突中承受的压力之后，便对异议者、先锋、革新者、不同政见者甚至不称职的人有了更多尊敬。我希望读者能够与我一起分享这个认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许多组织和个人给予我帮助，使我获益匪浅。虽说不可能将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但我不能省略那些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

我非常感激Wendy Kuran(我的太太)，她不仅一直是我创作激情的不竭源泉，同时也是我各种各样草稿的严厉批评者。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同僚中，我特别感谢Richard Day、Richard Easterlin、Peter Gordon和JeffreyNugent。作为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好奇心常常让我超越经济学的常规边界，而他们的热情又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使我能够不断地追随着我的兴趣。这些年来，我也从他们的知识、建议和友谊中获益甚多。除我本校的同事之外，我还从．James Buchanan、Albert Hirschman、Mancur Olson和Thomas Schelling那里得到了鼓励和支持，他们所撰写的那些开创性的著作对我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这个项目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为我的草稿牺牲了很多时间，指出错误和帮助我清晰概念。我特别感谢Lee Alston、AnjumAltaf、Ariun Alaloadurai、Randall Bartlett、Young Back Choi、 Metin Cosgel、Dipak Guptan、Andrea Halpern、Robert Higgs、Sheila Ryan Johansson、 William Kaempfet、Daniel Klein、Michael Krauss、MarklLichbach、Glenn Loury、 Thomas Miceli、Vai-1am Mui—Raaj Sah、Ekkehart Schlich、Wolfgang Seibel和Bruce Thomapson。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一些研究生也做出了有益的评价，我特别感谢Tolga Koker 和Enrico Marceli。当手稿最终接近完成的时候，哈佛出版社编辑Michael Aronson提供了合理的编辑调整，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ElizabethOretz(我的手稿编辑)技巧丰富地精炼了这些文字。

我同时也从几个慷慨的研究赞助者那里受益。国家科学基金支持了我的早期理论论文，埃尔哈特基金资助了关于印度和东欧章节的研究。国家人文基金提供了研究基金，使我能够在1989～1990学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呆上一年，那里被誉为学者的天堂。另外还有两个研究中心授予我访问学者的特权：在1991年，位于普拉格的查尔斯大学经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心；在1992年，新德里的印度统计研究所。

最后，我衷心感谢Nese，Kanoglu，Feisal Khan和 Jason。Maclrmes，因为他们热情的研究协助；感谢Gautanm Bose， Helena Flam，ShubhashisGangopadhyay， David Lipps，Sanjay Subrahmanyam和Peter Voss，因为他们的有益讨论以及在人际协调方面对我的帮助；感谢HerbercAddison，Colin Day，Peter Dougherty和JackRepcheck，因为他们富有成果的建议以及在我工作的各个阶段给予的鼓励；感谢匈牙利Gallup的 RobertMan—chin，德国Allensbach研究所的Elisabeth Noelle—Neumann和捷克共和国的公共观点研究所的Ivan Tomek，因为他们帮助我处理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感谢Ruth Wallach，因为他帮助我将斯拉夫语言资料翻译过来；还有 Joan Walsh，感谢他的绘图工作。

1994年11月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