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奇特现象，在五四运动后，一些文学干将，因为彼此的理论、观点、理解、文风，甚至信仰的不同，也就因此而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说宗派斗争……那些年，在中国的文坛究竟发生了些怎样的风雨，今天，就让我们在几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身上去一窥究竟吧……

本书在其所涉及到的现代文坛恩怨沧桑的范围内，都并不是停留在恩怨的表面，而是深刻挖掘恩怨背后的政治和时代根源，发人深省，甚至让人震颤。作者敢于揭示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正是其对现代文学深入研究的表现，大大的拓宽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作者通过对现代文坛恩怨的描述，分析其中的原因，读者能从中得到和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导论

周扬与丁玲

丁玲与沈从文

沈从文与萧乾

郁达夫与王映霞

萧军与萧红

主要参考书

后记

虽然周扬的这一番话遭到丁玲的抨击，丁玲摆出了一些“鲁艺”与“文抗”合作的例子，但事实上周扬与丁玲两人之间的较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延安的一元思想掩盖了这一切，加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以及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使得文艺界的宗派斗争得以表面缓和，或者说宗派情结被主流情结所掩盖、所忽略。所以周扬与丁玲在延安时期还是比较友善的，没有明显的、“势不两立”的宗派斗争表现。

首先从周扬对待丁玲个人的态度，以及对她所领导的“文协”、“文抗”来看，周扬与丁玲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对丁玲的工作也没有否定，更没有尖锐的批评。1938年丁玲与舒群从前线回到延安后筹办《战地》半月刊时就请周扬写稿了。周扬也不吝赐稿，《我所希望的(战地)》就发表在1938年3月20日的《战地》创刊号上，并对《战地》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抱着说不尽的希望等着它的出版。”再如1940年，周扬在给老舍回信时，对文协工作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说：“毫不阿谀的，我应该说：一年半来，文协做出了不少成绩，在团结全国文艺家上，在推进战时文艺，尤其是通俗文艺的运动上，在扩大国际宣传上。”此前，周扬自己虽然也是文协的负责人之一，但周扬给老舍回信时，丁玲已经到“文协”主持工作了。

就对“鲁艺”来说，丁玲也并不是排斥的，她曾到过“鲁艺”讲课，在“鲁艺”的讲台上号召学员到前方去，到群众中去，到新的抗日斗争中去。作家康濯就是在丁玲的这种鼓舞下，更加坚定地走上文学道路的。在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据丁玲自己声称，她对“鲁艺”的知名作家是采取欢迎的态度的，不存在门户之见。对周扬的文章，丁玲也是欢迎的，周扬的大部分文章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对年轻人来说，更是平等对待。“我在一百期的总结中，曾说发现了三十多个年轻作家，其中可能有一半以上是“鲁艺”的学生。”“文艺栏编辑部或我个人，都没有小圈子，都没有对某些人的作品有亲有疏，或者排斥歧视。”

周扬对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应该是信任的，他常有作品交给丁玲，有时还将自己学生的作品也亲自交给丁玲。1941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厂长追猪去了》的作者是周扬的学生，这篇文章就是周扬亲自交给丁玲的。

在私人交往上，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似乎也很不错。据丁玲说，周扬是她到延安后，“左联”时代就认识的两个老人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是周文。据陈明回忆说：在延安时期，丁玲与周扬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一次他们三人在湖边散步时，．周扬不小心掉到湖里，丁玲、陈明相救，大家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

P47-48

汤伏祥同志寄来了他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部分书稿，让我为他写篇序。虽然盛情可感，但却实不敢当。我虽然在课堂上教过现代文学，在文章中研究过现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坛的恩怨沧桑却知之甚少。不错，在我的一些关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冯雪峰、丁玲等的文章中，曾经触及过这个课题，但都是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何曾像伏祥同志这样下过大功夫?又有何资格写序？但架不住伏祥同志诚意拳拳，却之实在不恭，只好谈一点读后感想。

谈现代文坛恩怨，离不开现代政治风云。五四文学革命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分歧(包括鲁迅与成仿吾的交恶)、“左联”与“新月派”(主要是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鲁迅与施蛰存的论战、“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论争”、抗日战争年代延安的周扬丁玲之争、解放战争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对“反动文艺”的批判、建国后周扬对冯雪峰丁玲的彻底清算……所有这些现代文坛恩怨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无论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保守文艺的冲击，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对资产阶级文艺的清算，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内部的派别之争，都深深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瞥》一书，并未(也不可能)涉及现代文坛全部的恩怨沧桑，但它在自己所涉及的范围内(比如周扬与丁玲、丁玲与沈从文、沈从文与萧乾等)，都没有停留在恩怨表面，而是深刻挖掘了政治和时代根源，发人深省，甚至让人震颤。比如建国后周扬对冯雪峰、丁玲的清算斗争，除了利用丁玲的某些历史弱点外，主要是利用现实的政治斗争，以道貌岸然的姿态、极端革命的名义进行的。1955年，周扬试图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集团”，虽然局部得手，但终以失败告终。何以故？政治气候未到也。两年之后，“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时机到了。把冯雪峰、丁玲打成文艺界的“大右派”、“大右派集团”，这正适合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需要。其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狠狠批斗，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也是周扬所不能左右的，过多地责怪周扬有失公允。哪怕你丁玲、冯雪峰党龄再长、功劳再大，只要给你扣上向党进攻的“右派”帽子，你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乖乖地任我宰割了。“反右”当年，各大报刊、电台正是把“揪出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当成全国“反右”斗争的辉煌战绩来鼓吹、来宣传的。尽管若干年后给你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但周扬的目的已经达到，文艺界的“宿敌”算是剔除了。即使你又恢复了党籍，但手下败将，已不构成任何威胁了。

文坛恩怨沧桑源自时代风云，反过来，透过这种恩怨沧桑，人们也就可以大大加深对时代风云的认识。在这方面，某些智商极高的人往往表现得很幼稚。比如丁玲，她一直认为是周扬蒙蔽上面组织部门将她打成了右派。这怎么可能？周扬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上面组织部门的指令(甚至红头文件)来进行的。“反右”是有指标的，不达到百分比要补课。你丁玲、冯雪峰恰好在指标之内，不打你“右派”打谁?各大报刊通栏标题、大张旗鼓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胜利，上面组织部门会不知道?仅仅靠周扬。蒙蔽”怎能行?事实上，没有上面组织部门的恩准和“圈阅”，像丁玲、冯雪峰这样的“左联干部”、“长征干部”是无法戴上“右派”帽子的。诚然，丁玲刚到延安时，毛主席专门为她写了《临江仙》词，她写的人物特写《田宝霖》也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丁玲在建国后依然和其他一些文化界名人一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常人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更何况是丁玲呢(7从丁玲的惨剧，我们不难深深回味极左路线的残酷和可怕。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条极左路线的登峰造极。如果不是邓小平、党中央及时拨转航向，改革开放，清算“极左”路线，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文坛的某些恩怨沧桑，往往是政治的投影和折光。唯其如此，这些恩怨沧桑才跳出了个人的范畴，而有了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

这样说，绝非否定或削弱某些个人的作用。周扬利用了“反右”，为什么不是茅盾利用了“反右”？胡乔木利用了“反右”？丁玲、冯雪峰的厄运毕竟是周扬一手造成的，他的心狠手辣、置人于死地，的确在“反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套用一句毛主席的名句，周扬是一个改造得很不好的宗派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他对鲁迅搞宗派主义，闹得鲁迅腹背受敌，必须“横站”；“反右”之中，他的宗派主义镀上一层黄金，几乎把丁玲、冯雪峰双双整死。其实，早在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冤假错案中，周扬已经上下其手了。

当然，有些恩怨沧桑并非都有同样的时代意义、政治意义。比如萧军、萧红的恩恩怨怨，就和周扬、丁玲的恩怨远非一个性质。他们的恩恩怨怨更多是性格使然，和时代虽有关系，但毕竟不那么直接。这一点，汤著的描述必是分寸得宜的。

敢于揭示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这应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表现，它大大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单篇的文章并不少见，但以之成书、系列展示者，似乎不多。这就使汤著具有一些“带头羊”的性质。由于该书涉及的领域、事例太广，目前的描述还只能说是“抽样”。但愿著者继续努力，乘胜前进，借以时日，呈现给读者更为厚重的修订本。我深信这一愿望绝不会落空，我愿为它的修订本再序、三序……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终于出版了，我要特别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深知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不易与勇气。特别是曹有鹏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没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谢谢曹有鹏先生了。湖南的出版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湘版图书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自己的书能在湖南出版，也是一种荣幸。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虽然此前与友人合著过诗集，但那诗集我并没花什么精力，只是随手写来的一些不成样的诗的集合。而《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是我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完成的，也付出了我的不少心血。

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工作，这为我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我所在的单位学习氛围比较浓厚。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工作之余仍能坚持写作，而不至于浸泡在酒肉当中。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顶峰，涌现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郁达夫、丁玲等文学大师。现代文学要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供后人借鉴的“遗产”也非常丰富。在大学念书期间，我对现代文学就比较感兴趣。参加工作后，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料，渐渐走进了现代文坛“恩怨”这个专题。在这其中，人民日报社的李辉先生对我影响甚大。李辉先生的文章我大多看过，他的文章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历史的反思。可以这么说，我这本书稿，有一些内容是直接借鉴了李辉先生的劳动成果的。在此，我要向李辉先生说声谢谢了!书稿完成后，我曾寄了一份清样给李辉先生，请李辉先生写序勉励。李辉先生来电话说，他那一阵子刚好比较忙，无法写序，我感到甚是遗憾。但我相信，今后我一定还有机会向李辉先生请教的，李辉先生也一定会给我指导和勉励的。

我之所以选择写现代文坛“恩怨”这个专题，倒不是喜欢看“恩怨”的热闹，倒不是喜欢揭作家们的“隐私”。这一点我在书稿的《导论》中已经写清楚了，我只希望透过他们之间的“恩怨”描述，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希望后人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当然，由于能力所限，有些表达、分析还很不到位，恳请读者批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生导师袁良骏先生。我与袁先生交往并不多，当我将书稿寄给他后，他虽然比较忙，但欣然为我写序，以勉励我继续努力。我当以袁先生的勉励为起点，以这本书的出版为起点，继续学习，扎实写作，写出有分量的文章来。

我将此书献给我即将周岁的宝贝女儿，是她的到来，给了我每天好心情，给了我无穷的快乐!

                   汤伏祥

                   2006年3月11日于福州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终于出版了，我要特别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深知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不易与勇气。特别是曹有鹏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没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谢谢曹有鹏先生了。湖南的出版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湘版图书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自己的书能在湖南出版，也是一种荣幸。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虽然此前与友人合著过诗集，但那诗集我并没花什么精力，只是随手写来的一些不成样的诗的集合。而《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是我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完成的，也付出了我的不少心血。

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工作，这为我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我所在的单位学习氛围比较浓厚。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工作之余仍能坚持写作，而不至于浸泡在酒肉当中。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顶峰，涌现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郁达夫、丁玲等文学大师。现代文学要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供后人借鉴的“遗产，，也非常丰富。。耷大学念书期间，我对现代文学就比较感兴趣。参加工作后，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料，渐渐走进了现代文坛“恩怨”这个专题。在这其中，人民日报社的李辉先生对我影响甚大。李辉先生的文章我大多看过，他的文章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历史的反思。可以这么说，我这本书稿，有一些内容是直接借鉴了李辉先生的劳动成果的。在此，我要向李辉先生说声谢谢了!书稿完成后，我曾寄了一份清样给李辉先生，请李辉先生写序勉励。李辉先生来电话说，他那一阵子刚好比较忙，无法写序，我感到甚是遗憾。但我相信，今后我一定还有机会向李辉先生请教的，李辉先生也一定会给我指导和勉励的。

我之所以选择写现代文坛“恩怨”这个专题，倒不是喜欢看“恩怨”的热闹，倒不是喜欢揭作家们的“隐私”。这一点我在书稿的《导论》中已经写清楚了，我只希望透过他们之间的“恩怨”描述，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希望后人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当然，由于能力所限，有些表达、分析还很不到位，恳请读者批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生导师袁良骏先生。我与袁先生交往并不多，当我将书稿寄给他后，他虽然比较忙，但欣然为我写序，以勉励我继续努力。我当以袁先生的勉励为起点，以这本书的出版为起点，继续学习，扎实写作，写出有分量的文章来。

我将此书献给我即将周岁的宝贝女儿，是她的到来，给了我每天好心情，给了我无穷的快乐!

               汤伏祥

               2006年3月11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