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均是写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名人的，所有的文章都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中发表过。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事迹的爬梳与研究，呈现出一道中国20世纪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因文章多出自近年来在文史领域比较活跃的作者之手，全书史料丰富，视角新颖，文字可读。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人物，大都命运多舛，这么说，也许不是那么确切，但是至少，在他们身边后的历史，他们被遮蔽了。与定些人物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这本书中所选取的文章，没有哪篇是陈义甚高，也没有哪篇有什么微言大义。学者们最初爬梳这些人物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是就我而言，选编一本这样的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那就是取消文字上的遮蔽，回到历史的本初。在这些比较原始的故事里，如果说还要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陈远：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序）

钟兆云：文字祭台：晚年辜振甫信中忆述辜鸿铭

附：名人眼中的辜鸿铭

王学泰：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

丰子悄：怀李叔同先生

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智效民：柳亚子‘牢骚”再解读

苏雪林：陈源教授逸事

周允中：苏吉为何被称犹太作家？

邵建：“勇于不敢”

谢泳：张东荪这个人

谢泳：再说张东荪

许纪霖：翁文灏：究竟是你负时代还是时代负你

范泓：万山不许一溪奔

 ——台湾“雷震案”真相

范泓：殷海光其人其事

陈远：此般师生此般情

 ——金岳霖与殷海光

王昊：雷海宗之死

陈远：胡风：三十万言三十年

袁津琥：都云联成谶谁知别有因

  ——从《黄侃日记》分析其英年早逝的原因

陈远：性博士的文化气魄

散木：“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刘师培

  ——关于他的“激烈”和“下水” 

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丘立才：关于张资平“汉奸文人”的问题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

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移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P44-45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人物，大都命运多舛，这么说．也许不是那么确切，但是至少，在他们身后的历史中，他们被遮蔽了。与这些人物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这本书中所选取的文章，没有哪一篇是陈义甚高，也没有哪篇有什么微言大义。学者们最初爬梳这些人物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是就我而言，选编一本这样的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那就是取消文字上的遮蔽，回到历史的本初。在这些比较原始的故事里，如果说还要说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把道德和文章相提并论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中的道德，指的是“公德”，所谓道德文章是也。然而，也许是历史一直在被人误写误读，远的不说，一些在近现代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偏偏就“私德不敏”，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哪个大人物的不敬。但是我常常想，要是这些大人物在“公德”圆满的同时，“私德”也能让人可圈可点那该多好。但是没办法，历史好像故意要留给我们一点遗憾。随着我个人日益成为一个兴趣至上者，日益成为一个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的中年男人之后，我对于所谓的“公德”越来越存在警惕，相反倒是对“私德”越发感到亲近而自然。这里所说的“私德”，即毛姆所说的“月光下的道德”，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对于这种选择的道德评判者不是别人，而是当事人自己。如果这么说还是有点玄，我就再举个更简单一点的例子，刚刚去世的费孝通先生生前在参加潘光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时，曾经谈到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境界，后来整理成一组题为“推己及人”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中说：“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对于潘先生那一代人说，“私德”其实也不抽象，梁实秋晚年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琇、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如果说什么是“私德”，这就是了。恕我冒昧，我觉得用费先生总结出的这个“推己及人”来总结潘先生那代人的境界还是不太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是“求诸己”。但是有了费先生这个“推己及人”，“私德”大概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私德私德”，既然有个“私”字，那就绝对属于个人的，每个人的处境、文化背景不同，“私德”也就不同，若说有个相同之处，那便是“德”了，我所理解的“德”，就是上面所说的不妨碍、不伤害别人。我这样煞有介事地搬出来一个“私德”，不是说不讲“公德”，但是“公德”不能成为要求别人的绳墨，古代帝王，多讲“仁孝治天下”，但是恐怕谁都知道，父子相残、兄弟残杀这种事在那些深宫里发生的比哪儿也多。当然，在一个“朕即国家”的社会里，没有谁敢跟皇帝讲“私德”，闹不好，脑袋要搬家的。

既然我这么煞有介事地搬弄了这么一个“私德”，就顺便说说“私德”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其实这事前人也有说法，大名鼎鼎的胡适曾经对青年人说过，“追求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追求国家的自由”，他说的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用在“私德”上面也没有什么不行，而且在这话里，胡适是真正金针度人的态度。跟后来我长大的时候受到的“为大我忘小我”、“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之类的教导比起来，我觉得后者简直就是糊弄人。扯远一点，我在举例子的时候用了“什么什么”代替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词，这说明就我自己来说，虽然如此这般地说了半天“私德”，我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冒犯公众的社会文化禁忌。但是如果要让我说怎么培养“私德”，那么我就敢说，追求你想追求的，只要你不妨碍别人。这就是不借外物，反求诸己。如果这点做不到，那就退一步做到费先生所讲的“推己及人”。

回到这本书中的人物，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做到“求诸己”的人，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历史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时候，都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这些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遮蔽了，是因为他们的选择跟人们当时或者后来的“道德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好坏标准，这两种说法好像都不是那么准确)发生了冲突。比方说杨荫榆，又比方说陈西滢，这两个人的淡出历史，表面上看起来都因为和鲁迅的笔墨官司，其实并不尽然，就是没有和鲁迅的关联，作为后来被界定为给过去的时代“帮忙帮闲”的人，他们也注定淡出某些局域的历史。如今我们如果要认识他们，私意看来，不妨“推己及人”。如果这样的话，我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在私人道德上没有疑问的人。看看杨绛先生笔下的杨荫榆以及苏雪林先生笔下的陈西滢，读者自有结论，这是没有被放大或者改写的历史。评价别人的事儿，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程度。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但是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像自己一样，一个人的乌托邦是理想，要求亿万人去共建一个乌托邦是虚妄，弄得不好，还会造成民族的劫难。一句话，我们只能做自己的道德法官，对于别人，如果从法律上来说没有定罪的话，谁也没有权力给他们强加一个罪名。即使那人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那也是法庭上法官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周作人、钱稻孙，因为曾经出任伪职一度被老朋友们鄙弃，不过那一代人终究懂得“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和选择。抗战胜利之后，不少旧友对于周和钱都报以同情，倒是直到如今，有人想报之以“同情的了解”也遮遮掩掩，文洁若先生笔下的周作人和钱稻孙，是真正把周和钱作为“个体”，真正的设身处地。

我并不是个擅长说理的人，拉拉杂杂说了这些话，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好在还有这本书之后的文章，那些人、那些事都摆在那里，读者诸君自可自行分析。即使不想看什么道理，这本书，也算是本有意思的书，我是玟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