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巴宇特散见于《万象》各期的文章编辑成册，加以分类而成。是将古今中外的奇事俗事、历史文化熔于一炉，有西方新书的书评、莎士比亚的剧评，也有上海、欧洲、美国的人文掌故，还有现代都市女性及同性恋者的困惑。但绝不是将见闻、材料简单地拼凑堆杂，而是融入了作者自己深入而精妙的人文关怀，折射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叙事论人说理都很见功力。读其文，既可增广见闻也能引人深思。同时作者的文章既有文学品位，又透出现代的活力，这样的主题、这样的选材，是很能满足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需求的。

《万象》写来写去就这么几个人，黄裳、思果、林行止、董桥、王蒙，都是万象的老克喇。年轻一族，留连英伦的恺蒂，安居上海的王安忆，求学香港的须兰，客座波士顿的巴字特。

这些目前华人里最优秀的名流文人，阐述评介思想，品评琴棋书画，谈论中外电影，回忆民国掌故，行文之轻快，叙事之老到，深深吸引了众多读者。他们的文章已经成了鼓舞我们一期一期买《万象》的源泉。

序/1

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该信谁？/1

同性恋“天鹅湖”：感情、形式、观念的创新/8

“瞄眼”中国——史景迁教授访谈录/14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32

项美丽——上海——邵洵美/39

米索猫：关于得和失的故事/55

纽约单身女人的情感教育/62

“沙漠的人”是不是只有一张脸/75

血腥的莎剧让人笑/89

另类的私空间/100

赛文纳的幽灵/115

“幸存者”的经验/125

迷失在上海/135

走进朱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145

这就是纽约/153

怀旧的故事/162

后记/170

兰登书屋下属的“现代文库”于七月下旬发表的“本世纪一百本最佳英语小说”的书单，确实是一个绝妙的促销策略——仅仅几个星期之后，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amazon.com就宣布一百本名著中荣列榜首的《尤利西斯》挤入畅销书榜，排名第三位。其他人围作品，如《美丽新世界》、《了不起的盖茨比》、《洛丽塔》等，亦销售成绩斐然。据说，一九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尤利西斯》因其中露骨的色情描写，在美国被禁止出版。多亏一位有学问、有远见的联邦法官，赏识乔伊斯“严肃认真”的创新精神，宣布解除禁令，兰登书屋才得以于一九三四年首家推出这部名著的美国版。本世纪初一位法官对于文体规范的敏感，本世纪末某位总经理对于市场运作的准确把握，同样的真识卓见，同样使得“现代文库”一再履行其“把欧洲经典廉价引入美国”的创业精神，使得名著走人了寻常百姓家。几十年前，文化生产需要一个权威人物说几句公道话；几十年后，商业的运作不断依赖、不断构造着一个“大众”的神话。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这个具有权威性的“大众”又是谁呢?

首先，二十世纪末的“大众”，早已不是无声无息的被动的消费者，而是脾气急躁、喜欢争论、富有参与意识的上网族。“现代文库”的书单发表之后，因特网上不断有人质疑入选书目、评审委员，甚至评审程序。因此引发了几家图书机构，包括“现代文库”本身，纷纷开展以“公众”为中心的图书评选活动。虽然通过因特网折射的“大众”形象仍旧扑朔迷离，评论家对于“大众”的参与基本是肯定的，连带也就对此类评书行为表示认可。有人预言性地指出：批评是好事，起码可以鼓励美国公民讨论文学。也有人书生气十足地坦白道：成人之爱某一本书，如同少儿偏爱某一种花色、某一首流行歌曲。偏好界定了个人的脾性、趣味。更有人近似受虐狂地说：最好的书单是最能让人愤愤不平的书单。这一下，引得“现代文库”的负责人沾沾自喜地向大家炫耀：我们的评选活动，本来就是一个“骗局”，但却是一个“好的骗局”。评委会固然可以被质疑，评审过程也过于仓促，非如此，如何引起“大众”的争议呢?

如果“大众”的参与真能使我们通过争议了解自我的话，让我们来看一份由“现代文库”组织的上网族评选出来的“本世纪一百本书”的书单吧。简单地说，这份书单与由六十五岁以上白人男性居多的评委会决定的书单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最明显的差别是，头十名中竟有四本是同一作家的作品。作家的名字是安·兰德(Ayn Rand)，她的小说《亚特拉斯耸了耸肩》(Atlas shrugged)排列榜首，《泉源》(Fountainhead)第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第三，《赞歌》(Anthem)第四。安·兰德何许人也?我跑到书店，花了几块美金买了一本《赞歌》，算是赶了一回时髦。回来发现，与其说这是一本小说，不如说它是一本哲学箴言录。封面、封底、前言、“作者的话”，无一与情节有关，都在宣扬兰德所谓“客观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个人主义。据兰德的一位信徒归纳，“客观主义”可以用几句话来介绍：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相信客观现实；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相信理性；在伦理上相信个人主义；在政治上相信资本主义。时值夏末秋初，关于总统情事的法律文件，被包裹成淫秽小说(或许是被包裹成法律文件的小说)，通过因特网传到我的面前。我对“’客观现实”、“理性”、“个人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怀疑都是不容置疑的。我因此失去了所有继续研究安·兰德的兴趣。到现在只记得小说中几个角色的可笑的名字：collective 0—0009(绝对是反派人物)，Liberty 5—3000(多半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Equality 7—2521(唯一的英雄人物)。

安·兰德于一九。五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一九二六年移居美国，一九八二年去世。她的第一本小说《泉源》写于一九四三年，描写一位信奉现代派艺术的建筑师与一位主张回归古典主义的“寄生虫”之间的斗争。其结果当然是现代派在艺术思想上、道德伦理上、实际生活中大获全胜：主人公不但在一场大火中悲剧性地履行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而且赢得了一位身体线条如同现代建筑一样的男性化、性格古怪、脾气乖张的女人的爱。《泉源》一炮打响，被好莱坞买下拍了电影。兰德自己不但因书成名，更靠其个人主义的思想收了不少信徒。有一位学习心理学的大学生为她创办了一所学校，专门传授“客观主义”，到六十年代末已经毕业了二十五万学生。七十年代安·兰德的思想甚至对尼克松政府、特别是现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的格林斯潘，都有很大的影响。即便在她去世后，今年年初还有一部题为《安·兰德：生活的感觉》的纪录片竞选奥斯卡奖。正如《纽约时报》书评家指出的那样，安·兰德的一生“成就了一个个人的神话”，而这个“个人”首先是她自己。

离开“现代文库”的权威书单，走向“大众”的书单，原来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读者的趣味愈来愈多样化(“大众”的书单中也有人喜欢极其实验性的小说，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后现代作品《重力的彩虹》)；文学标准显然无法统一(这毋须赘言)；文学的定义日益模糊(九月中旬网上一度显示电台播音员赫华德·斯坦[Howard Stern]的个人披露性极强的小说《私部》被“大众”推为第二十名，这算自传还算小说?)；关于文学的讨论永远无法限定在“文学”的范畴里(推举安·兰德的人喜欢的是她的小说，还是她的哲学?再之，对于“现代文库”书单的批评多半是针对作者、评委的国籍、种族、年龄、性别而提出的。这些批评最终引发了评委之一的亚瑟·史来辛哲教授对于评选过程的质疑；而他，作为曾写过两本总统传记的知名历史学家，当然是对美国的民主运作有足够的认识的)。

这些问题不禁使人追问：是谁最能影响我们的阅读兴趣?由于“本世纪最佳小说”引起的争论，使得我家附近的书店，将《尤利西斯》、《洛丽塔》以及兰德、哈波德(Ron Hubbard)的小说，杂乱地放在同一张标有“夏季特别推荐图书”的桌子上。如同许多后现代的装置艺术一样，这种“随意”的摆设仅仅界定了一个场所，创造了一种氛围，勾起了某种欲望。书最终是为了读的。而任何书单、任何排列，甚至电脑上的公众意见栏，都未必能够反映出真正的阅读过程。比如，我很想知道，推崇兰德小说的读者，认同的是她的小说中个人主义的英雄，还是反派人物——社会的“寄生虫”?世纪末的图书世界里，该信谁?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纽约(P1-7)

上世纪末，一份叫《万象》的杂志诞生了，据说它跟四十年代的同名杂志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密承，不过今天新一代谁会买账，没有真功夫休想吸引大家。《万象》凭什么呢?坦白说，《万象》这样的小杂志，只能凭文章。倒过来说，真有了好文章，杂志还怕没人看?雅而低调的编排和精而谦虚的配图都只是想赶走一些粗鲁的错位读者。

好文章谈何容易?编过杂志的人都知道，一是要有好作者，二是要确保好作者把他最好最用心的东西交给你，而不是在应酬你，或把轮回投胎多次的掺水仓货塞给你。另外，编杂志最大的满足之一，是发现新写手，往往，是这些新写手成就了一份杂志的特色。

我们这些嗜看杂志的人，就是这样一期一期地看《万象》的文章，渐渐意识到《万象》特有之味，竟多是散发自一些之前我们不太熟悉的作者的文章。

其中一个作者是巴宇特。

巴宇特一出手就不像新人，可能只是个新笔名，或长期养在深闰里秘密练功未为人知，或是年纪轻轻却有着老灵魂，可能三者都是，总之是高手。后来，我知道这是位女性，长期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父辈可说是往来无白丁。

难怪巴宇特的文章，带着美国《纽约客》之类杂志的神韵，文字优美却浅白简洁，纹理丰富却畅顺好读，含资讯量固然要高，观点却不能像说教而是要举重若轻的不言而喻。杂志式的长文章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其实是很讲究形式感的，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有些作者自然懂，有些永远抓不到。

文集里的文章除了最后一篇外都曾在《万象》发表，多从某一个文本开始，小说、传记、散文、画册、芭蕾舞剧、电影、电，视节目，然后引入上下文情境和作者生平，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用学院的说法大概是一种普及的新历史主义的进路，既是休闲阅读也是对读者的补课。

巴宇特谈到的文本，有些是我看过的，如《我们这群怪物：我的波西米亚的美国》、《善恶园中的子夜》、《当我们曾是孤儿的时候》、《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不过，巴宇特的文章总能加深我的理解。

那些我没看过的文本，读了巴宇特的评价后，我也有冲动去追看，如血腥莎剧改编的血腥电影《泰特斯》、迷离的三十年代德文小说《阿里与尼诺的故事》。巴宇特唯一打动不了我去看的是美国电视真人秀《幸存者》。

巴宇特写的多是欧美文本，不过其中有好几个是涉及中国的，如中国作家虹影已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小说《K》。巴宇特很敏锐地指出，“《K》若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什么补充，那么这个补充恰恰是在于虹影创造了一位内涵丰富的外国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朱利安·贝尔。

当然，巴宇特笔下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更声色味俱全。这名三四十年代纵横中国文化江湖(包括香港)的女人，能不让人想人非非?虽然，今天在中国混的各国女人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可是我大概也与许多《万象》读者一样，喜欢通过文字沉溺在上世纪某个褪色的时空。

那篇对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长访问也很有瞄头。巴宇特挑拨地问：“你的理论前提与福柯、萨义德有什么不同?”勾起史景迁一大段话：“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全面的、涵盖一切的世界观。我不认为有一个统一的‘西方’……即便以最宽泛的方式来界定‘外国帝国主义’，我也找不到某种一贯的特征……令我感兴趣的是西方对中国发表意见的人并没有处于一种高高在上、意欲征服中国的位置，相反他们经常对于中国文化表示敬畏……如果说一定要在西方对于中国的反响寻找一贯性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只能以敬畏、崇拜，甚至恐惧来描述……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说这是东方主义的反面。因为这里是西方人害怕中国人的注视，不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注视下丧失人性。”

我们谈异国文化，要细、要准确。巴宇特的文章够细、够准确。

我有个作家朋友曾说过，外国、外国，是不是有个国家叫外国?我也烦一些人整天说国外这样那样，不管他们是说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哪来一个“国外”?粗枝大叶的说法，或许好听，但肯定不可信。

我一般可以忍耐很多人的泛泛之论，但有时候也想听听真知灼见。谈到英美当代人文精英文化，听巴宇特我比较放心。

2005年7月

编辑给我这个集子起了一个英文题目“Lost in Translation”，是在套用美国电影“迷失东京”。电影导演苏菲·科波拉是名门之后，她一出手就不同寻常。但是记得这个电影刚刚出来的时候曾经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有些人对于电影丑化、喜剧化亚洲文化颇为不满。另一些人却认为电影的故事封闭在两个美国人的感情世界里，东京只是背景，并没有故意丑化另一个文化的意思。

如果说科波拉的电影和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什么暗合之处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文化遭遇。但是我是不满足于把另一个文化仅仅作为一个背景和场遇来处理的，我也不相信“translation”是一件不可为的事情，它的结果只可能是意义的丧失。我相信翻译不只可以有限度地传达一种真实，而且是一件十分有必要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文章和科波拉的电影的另一个暗合之处，就是电影的爱情主题。我觉得遭遇一个文化和谈一场恋爱有着某种深层的必然的联系。一个文化的内在逻辑就像是一个乖戾而内敛的情人永远不说出来的潜台词，需要细心聆听反复地揣摩的。有的时候仅仅以知性的态度去对待还不够，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知识，而是情欲。这个集子里有好几篇文章的主角是暗恋另一个文化的人，这种暗恋是缺乏逻辑的，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很可爱的。

作为第三者，描述他人的文化遭遇像是在偷窥别人谈恋爱，再传达给他人。我虽然大致做到了不偏不袒，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但是写好一个爱情故事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不是小说家，杂志编辑给我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所以现在再读自己的文字有很多可删可改的地方，但是我决定不去动它了。这些文章是某个时候的产物，我会继续写下去的，也许会写得更好。

这些文章除了一篇之外不只是首先发表在《万象》杂志上，而是为这个杂志而写的。《万象》对于我来说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和场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它独特的内在逻辑和乖戾的脾性的文化，要加入这样一个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写这些文章时我是多么的不安和恐惧，我是怎样的和自己的文字作战。虽然不是一个平和的过程，但是这个杂志也不断逼着我去读去写，所以我应该为和它有过这样一段亲密接触感到庆幸。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从选题到写法，《万象》的编辑陆灏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参与，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此外，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很多老师和朋友比如李欧梵、查建英、陈冠中、也斯、林道群等都不断地鼓励我支持我，没有这些知音我是写不下去的。我对他们十分感谢。

2005年7月

当我初次阅读巴字特时，我希望这些整饬、敏感、视野广阔、见地沉着的文章，能出自我的笔下。这个妄念令我流连于此。

——(上海)作家孙甘露

巴宇特的文章，带着美国《纽约客》之类杂志的神韵，文字优美却浅白简洁，纹理丰富却畅顺好读，含资讯量固然要高，观点却不能像说教而是要举重若轻的不言而喻。杂志式的长文章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其实是很讲究形式感的，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有些作者自然懂，有些永远抓不到。我一般可以忍耐很多人的泛泛之论，但有时候也想听听真知灼见。谈到英美当代人文精英文化，听巴宇特我比较放心。

——(香港)作家陈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