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革命先驱，李大钊的一生短暂而又光辉，从天津投考新式学堂开妈，他就开始了他努力于摆脱桎梏的一生:到求学日本，选择马克思主义，献身革命……本书较以前的李大钊传记作品，更注重其家乡、出身、家庭状况等的研究，对于李大钊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颇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摇篮 /1

 充满悲壮气息的身世/1

 “人之生”的乡土境遇/7

二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15

 挣脱科举制度的桎梏/15

 永平府中学堂的求学生活 /23

 赴天津投考新的学堂/30

三 深研政理的有志青年/42

 求学津门/42

 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熏染/47

 编译书刊/53

 评论时事/58

四 求学日本/70

 入早稻田大学/70

 积极投入反袁斗争/74

 民彝思想的形成/78

 以文会友/81

五 艰难探索/86

 创造青春中华/86

 “调和”思想及其实践/97

六 选择马克思主义/113

 受聘北大/113

 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16

 宣传十月革命/130

七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4l

 建党前的准备工作/141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发展/154

 推动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162

八 献身革命/171

 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17l

 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180

 学术思想的发展/196

 最后的斗争/220

附：李大钊生平大事年表 /229

李任荣，字华亭，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廿六日。他是大黑坨村老李家李如珠的二儿子。李如珠上有一兄，下有一弟，皆已成家；在叔伯兄弟中间，李任荣行四。李任荣自幼聪敏，喜好识字读书，从而深得李如珠的兄长——在李任荣出生时已经整整40岁的李如珍的喜爱。李如珍是个走南闯北、争强好胜的人，人生的唯一缺憾是，在老伴崔氏又生下一个女儿，完全失去生育能力时仍无子嗣；因此，在李任荣童年时，他和李如珠议定，过继李任荣为子，以续香火。李任荣过继到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大伯父李如珍家后，拜执教经验比较丰富的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为师，奋发求学，以图科场有名。然而因种种缘故，他直至去世时也没能考中生员，死后仅落得一个“童生”的名分。16周岁那年，他和西走马浮村(在大黑坨村西北5公里左右)周家的一个姑娘结婚。婚后，他不幸得了肺病，开始被病魔缠身。李任荣究竟是在何时患上极其难治的肺结核的，已很难查清了。不过，据说他在光绪十三年书写由其继父李如珍以“从九品”的身份“督办”、由他的老师赵辉斗“撰文”的“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碑文”时，身体业已比较孱弱，是铺着毯子跪在碑上书写的。他可能是抱病书写碑文的，碑文用比较标准的楷书书写，笔画均匀、劲挺，字体隽秀、规整。这方如今保存在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内的石碑，充分显示李任荣当时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书法功底。光绪十三年为农历丁亥年，系举行童试科考之年，李任荣在那一年是否又参加了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童试科考，已不可得知；但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看，放弃参加考试的可能性很大，即便勉强又去应试，也很难考出比较理想的成绩。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渤海湾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大地震，乐亭县境是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时，李如珍家的房屋因新翻盖只有7年，比较坚固，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而李如珠家的房屋较老，危险性很大。生性孝顺的李任荣从睡梦中被强烈的地震惊醒，异常惦念住在村东头的亲生父母的安危，见继父家没什么危险，不顾自己体弱有病，火速赶到自己的原家察看。他见房屋破损严重，时刻有倒塌的可能，急忙把自己的生身母亲背出屋子，一直背到了继父家门口西侧的“老母庙”(奉祀观音菩萨)前的安全地带。P2军警的残酷镇压，是为历史上的“三一八”惨案。次日，段祺瑞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从此，北方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中共中央致信李大钊，请他和罗章龙前往武汉，许多同志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李大钊考虑到为从各方面策应北伐，在北京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而国共两党北方负责同志已先后南下，需要有人主持北方的工作，所以，李大钊决定安排罗章龙去武汉，自己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个旧兵营里，在其他同志南下之后，仍坚守在工作岗位。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政治形势下，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保持了与北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及时地以“白芳渠”(即北方区的谐音)等代号传递工作计划、报告和各种信件，继续领导着北方党的工作和群众的革命活动。首先，壮大了党的组织，使党团组织稳定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断扩大。自“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中共党员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共青团员有更大发展，大学以外，许多中学也建立了团组织，同时，国民党员也从两千多人增至四千多人；另外，李大钊派遣革命同志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蒙、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仅据1926年底乐亭、玉田、清苑、蠡县、围场等十八个县的统计，就有农民协会会员’7295人；除了积极领导革命实践之外，李大钊在革命理论方面也在继续进行新的探索，继《土地与农民》之后，又完成发表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论文，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

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经过较长时间侦察，发现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军警三百余人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六十余人一同被捕。此后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P224

本书主编朱文通，多年从事李大钊研究工作，有不少成果。最近，他又和另几位研究者撰写了李大钊的传。初稿拿给我看，并希望我给写个序。我粗略读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有自己的特点。有人担心李大钊的传记出版几本了，大同小异，属于重复劳动。我觉得，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多出几本传，还是可以的。你看这本，他看那本，有研究的还可以比照着看，各得其益。再说，不同的研究者写出来的传着重点也不同。比如，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河北的学者，他们写李大钊的家乡、出身、家庭状况、亲属关系，就比较细。可见，不同的版本，可以相互补充。所以，我是支持朱文通与他的合作者写这部传的。只要有特色，下了工夫，就能立住脚。前边说的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细，就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写得细，反映了作者掌握的材料比较多，研究得比较透彻。再有，书中用了一些新的材料，也是一个特点。比如，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首次发表了李大钊的《(法学通论)批注》，本书使用这个材料说明李大钊在学习中“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书中所写李大钊关怀河北农村建党工作的内容，也是其他传中没有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有的分析比较到位。总的来看，本书的出版，对于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推动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本书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对李大钊后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写得比较少，这固然是因为客观上这方面的材料不够充实，但本书的问题在于可以用的材料没有完全用上，可以展开叙述的内容没有展开。这说明，作者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透。

说到研究，还想讲点看法。对于李大钊的研究，是从李大钊牺牲以后开始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的确不少。有文集、全集、年谱、传、资料汇编，还有研究专著和论文。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呢?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从一般道理上讲，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认识上的变化，都会重新得出结论，于是研究就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没有已经研究完结一说。其实，仅就现有材料来说，也谈不上没什么可研究的了。翻开《李大钊全集》就会发现李大钊有许多思想、观点，或者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研究透彻。比如，李大钊有关“与时俱进”的思想，就没有研究过。在李大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论述：

《此日》：“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上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合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

《史观》：“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

《史学要论》：“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

“与时俱进”、“与时俱化”、“与时俱变”，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李大钊把这个观点用在对政治的看法上，用在对文化的看法上，用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就是说，在李大钊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与时俱进，才能发展，才能创新。“与时俱进”是李大钊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认真研究。再如，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思想状态，“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般民主主义者”或是“改良主义者”?这个问题在1984年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经争论过，以后也有人发表文章讨论过，但实际上并未完全解决，不同意见的各自解释没有把对方说服，于是也只好各人说各人的。1997年，我在给朱志敏的《李大钊传》写序的时候，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后来并没有人进行研究。我以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以上举例只是为了说明，对于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的。我希望研究者充分利用现有材料，努力发掘新的材料，把李大钊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张静如

2004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