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讲述的是作者几年来多次深入到与西夏有关的一些地区独自进行历史考察及追踪的情况。循着作者跳跃的思维去读，慢慢你将捉摸到了一位探险者对历史上一个民族政权的兴衰演变、迁徙流亡进行跟踪考察的心迹感觉。并且书中所吸收的成果涉及面很广，作者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质疑。给世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本来的面貌。

11世纪时，党项人建立了大夏国，史称“西夏”，盘踞中国西北两百年，曾经与宋、辽、金、蒙古等并立。岂料横扫欧亚战无不胜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临终遗嘱要将西夏党项一族斩尽杀绝！在蒙古人的铁骑践踏与驱逐下，党项人失所流离，不知所终。诗人记者唐荣尧跋山涉水，将脚印送往历史故地的角角落落，步量访谈，与史籍印证，顺源溯流，追寻他们的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最后去处，破解了一个被重重迷雾包裹着的历史疑案……

序言

第一章 推进与步入，寻解白色帝国之谜

“宓”的解字，揭开“密纳克”的身世

”白高大夏国”，命名不凡的王朝

营盘水，一个民族在沙漠里开启梦想

兰州，渴望与失望之间

第二章 夏水之滨，一个民族喊出自己的名字

临夏，”析支”之源

护羌校尉，羌人的顺逆

郎木寺，拓跋宁丛的路途

水永远活着，吐白族号下的军队

第三章 黄河咽部，诸羌的起步

“九曲黄河第一曲”的岭王国

不吃鱼的一族，羌中畜牧甲天下

雪是高原上的精灵

第四章 一炉羌火，燃穿两千年的青海高地

河湟谷地，西夏皇室后裔与《李氏家谱》

西宁的崛起与羌族的来去

积石州，直插云天的石山

第五章 河陇大地，“铁三角”的时问之维

从阿坝出发，留下神的箴言

黄河源头最大的山是“美丽的心房“

唐克儿金银滩上”海市蜃楼”的吉兆

第六章 桃坪羌寨，那些口口相传的根

白石崇拜的缘起

石堡里的羌花，云朵上的歌

释比，羌文化传承的脉向

第七章 人世出世，敛迹腾格里南缘

景泰，难以相识的“天书”

五佛寺，西夏佛教的西进

第八章 虎踞龙盘，河西走廊的春秋

天祝，突破祁连山东麓的僵局

河西门户，西夏陪都——武威的身份

800里河西走廊的分量

敦煌，惊鸿一瞥

第九章 大夏之生，黄土深处滋生的战歌

李自成是李元吴的子孙?

李氏世有西土，由此复兴

苏轼献诗的历史真相

铁打的葭州，解密西夏东界

统万城，农牧交杂地带中的草原都城

帝国构想与李继迁之死

第十章 兴庆府，帝国时代的规章与气度

银川，为什么是银川?

蕃字院，元吴的文治

贺兰山，失落在草荣木枯间

第十一章 塔尖上的佛影经音

承天寺塔，藏着一个女人

拜寺沟的“姐妹塔”

赫连宝塔和潘昶塔，佛也流泪

108塔，西夏的标志性遗迹

第十二章 一代王朝搏动未尽的岁月

临羌寨，女武士的战争

帝国兴衰之西安州国丈

天都山行宫里的宴歌艳舞

外戚专权之梁氏乱政

好水川，一直被误读

零物质之境，黄土与蓝经融会

第十三章 西夏之死，成吉思汗的最后号令

被“有灵魂的水”浇软了躯体

草尖上的弓影箭声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群

第十四章 又一个敦煌，青草深处的掠夺

草原上的敦煌——阿尔寨石窟

南寺，离兴庆府最近的藏传佛寺

黑水城，不曾被流沙淹没的“伟大之塔”

第十五章 古碉与白石的呼唤：这里也是羌乡

千碉古国，在一弯斜坡上

色尔古，“生铁之水”的奇异风情

德格，十万经书之地

第十六章 彩云之南，风闻密纳克

“世代与孔子从祀”的斡氏家族

青铜辉光，纳西族来临之前

第十七章 青藏屋檐下，来自东方的人

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

在青藏高地穿行，与狼彻夜对峙

108塔，从宁夏青铜峡到西藏白居寺

永远吉祥，驮负神音的圣地歌声

从“地狱之门”到“云朵上的米尼琪雅”

白玛——夏尔巴的走出与回归

第十八章 西夏之踪，西藏之远  

夏尔巴人的身份揭秘

沙姆巴拉，希特勒的最后计划

在成吉思汗的箭矢下遁形

后记

2003年9月27日那个阴雨的黄昏里，我坐上了开往兰州的长途汽车，开始真正走进神秘的密纳克源头和西夏王朝建立之前曾经流徙的神秘地带。我走的这条路是当年西夏军队扩张征服整个甘肃中部与西部的主路线。

凌晨两点，我来到了位于甘肃和宁夏交界的营盘水，在银川寓居的5年里我有60多次经过这里。老百姓对此地有个“鸡鸣三省”说法，意思是如果这里有一只鸡叫，内蒙古、甘肃和宁夏三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这里是当初西夏军队西进途中一个重要的军事驿站，如今已经没有了军事遗迹的存在。

l003年，李元吴的祖父李继迁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奠基之作——在灵州建立根据地。在黄土高原上出生的他，从小就立下了“为党项人立国”的雄心抱负。在灵州站稳了脚跟后，他又看中了富庶天下的凉州(即今甘肃武威)。李继迁对部众说：“凉州往北是富野千里的河西，往南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金城关，金城之南是我们党项人的家乡。如果凉州在手，北有千里富庶，南有族人相助，我何惧汉人哉?”

当时凉州为吐蕃人占据。唐朝时羌人就是被吐蕃人从美丽富饶的大夏河流域和甘南草原上赶走的，而且在1l世纪之初党项部落的强大引起了宋朝的戒惧，吐蕃也不时地派出军队联合宋军讨伐党项人。

出于扩张领地和民族复仇的双重心理，李继迁决定进攻凉州，但又担心北边的辽国和东南的宋朝乘机打击自己。这年11月，北方大地开始白露为霜、呵气结冰了，李继迁将党项军队的大部分力量积聚在今天宁夏盐池县和陕西定边县相交界的盐州一带，扬言要进攻宋朝的环州(今甘肃环县)和庆州(今甘肃庆阳)。宋朝立即发出军令，让黄河南岸的今甘肃靖远和宁夏海原一带的军队向东集结，保卫对宋朝有着北门户之称的环州和庆州。当宋朝军队在寒冬中慢慢向东移动布防时，党项人发挥骑兵长途奔袭的优势突袭凉州。那天下午，夕阳如血，几万精锐党项军士积聚在灵州城外，李继迁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出发，天亮前赶到沙陀(今营盘水)，在那里休整一天，晚上再出发，天亮时抵达凉州。如果一举攻下凉州，我党项就有立足之地和富国之本了！”

李继迁带领着精锐悄悄前行。北边是辽阔的腾格里大沙漠，南边则能隐约听得到黄河涛声。为了不惊动凉州守军，他下令所有的军士不许点火照亮，扎营、卸鞍、喂料、吃饭等一切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

后半夜，一轮弯弯的塞外之月下，腾格里大沙漠边的这个军驿显得清寒无比。看着帐篷里那些合衣而卧的将士，看着那些略显疲相的战马，李继迁对身边已跟随他多年的左都押衙张浦说道：“现在只能这样，我们不能暴露任何目标。等拿下凉州，我一定要让将士们住进上好的房子美美地睡上一顿，让他们骑上那里上乘的焉支马，让他们畅饮祁连山雪水酿造的美酒！”

天气越来越冷，不少将士被冻醒了，不得不拿出随身带的扁壶——党项人独特的盛酒皮皿。既然没有火来御寒，只能用酒来驱寒了。

这只是党项人在长期战争中一个普通的夜晚，这也是党项人在强大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他们被吐蕃人和吐谷浑从青藏高原东南部赶走，离开了美丽的大夏河和甘南草原，沿着白龙江往东迁往黄土高原，可周围其他民族总不肯让出一个供把家放在马背上的党项族停下来歇息的地方。就像一条汹涌的大江被越来越多的支流分瘦了躯体一样，这个悲壮的族群随着流徙路线拖长，越来越多的人像一朵朵风中飘散的蒲公英慢慢地消融在了其他民族积聚地区。直到李继迁时，这个黄土高原上出生的党项人身上的民族意识不仅觉醒而且超强，使得他能够带领族人从黄土中屹立起来。

沙漠一日之内有着截然相反的两面：白天温度极高，甚至可以在沙子里焖熟鸡蛋；夜晚则骤然降温，穿越沙漠的野营者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帐篷和睡袋。而无论是冷还是热，都是对那些沙漠进入者的生命和毅力的考验。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勇敢者来说就是通往成功的重要路径，是在挑战过程中给自己命名的利器，是党项人东突西进的舞台。  张承志从内蒙古大草原穿越河西走廊到达腾格里沙漠曾说过：“沙漠并非只是苦行和炙烤，沙漠里有绝对的驰骋自由，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他在这种行进中完成了一个文学之梦。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男主人公是在成功地穿行过沙漠后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等则在中国西北沙漠里实现了自己的文化探险之梦。万水干山走遍的三毛在撒啥拉沙漠里完成了自己的文学、爱情与人生三重定位。古龙的小说里，沙漠成了高手们的决战舞台，只有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才能展现出大侠们的快意思仇和江湖情爱。在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里，沙漠非但有了血肉和情欲，甚至在镜头中变得美轮美奂起来。沙漠，时时在召唤挑战者和胜利者，也淘汰懦弱者。……P8-10

大约是1999年夏天，当时我任银川市市委书记，《厂长经理日报》记者约我谈谈银川企业改制与发展的情况。来访的是一个年轻精干的小伙子，名叫唐荣尧。交谈中得知他原在甘肃白银市工作，在重庆读完研究生后进入这家四川媒体，被特派驻西部地区。

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银川采访期间了解了很多情况，对这一地区的人文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调进了《银川晚报》社，先后从事过财经类、新闻类、文化类新闻报道。他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对西夏历史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我时常看到他写的一些有分量的报道，他连续多年都有作品获国家级新闻大奖，成为银川新闻战线上的佼佼者。再之后，由于我工作调动，我们接触也就少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前不久，他拿着一摞厚厚的书稿来找我，很恳切地请我为书作序。我知道这几年来他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文章，却没想到他为此将出版一部十多万字的著作，这令我大为吃惊。

他给我讲述了他这几年多次深入到与西夏有关的一些地区独自进行历史考察及追踪的情况。他只身一人克服了吃住行等诸多困难，到新疆、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地，深入到草原、牧区，甚至边界；不管一路上有怎样的辛苦和危险，他总是抱定一个目的，那就是凡与西夏有关的他总要探究个明白，总想有个结果。且不论他考察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完全有依有据，仅就这个行动本身来说，他的这种执著，已经很令人肃然起敬了。

沿途他认真地写下了记录——有对查阅资料的理解，有对实际情况的比较，有对总体脉络的思考——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此前他已经写过一本类似题材的书，叫《神的过错——抚摸西夏王朝的隐秘岁月》；现在又把他经过巡迹考察后形成的更丰富的思考集结起来，写成了这本书，起名为《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

我所看到的是一部仍然在修改中的书稿，字小且密，量也很大，我阅读起来很是有一些困难。但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一个青年人的恳切请求，特别是他的经历使我产生了某种冲动，于是我陆陆续续地翻阅了这部书稿。

在这粗略的翻阅中我看得出，作者是身兼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几种身份，在书稿中不停地转换着。开始读的时候，我总感觉搭不上他的思路：一会儿是记者的记录，一会儿是诗人的感慨，一会儿又是历史学家的考据。后来我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循着他跳跃的思维去读，慢慢捉摸到了一位探险者对历史上一个民族政权的兴衰演变、迁徙流亡进行跟踪考察的心迹感觉。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源头是古老的羌族，他们经历长途跋涉而东移。为了考察这条东迁的路线，唐荣尧曾搭乘便车，露宿在外，步步跟踪。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从岷江流域到白龙江流域、黄河流域，穿越了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贺兰山、阿尼玛卿雪山、岷山、六盘山，行程包括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区。西夏政权灭亡后，党项族的一部分遗民又返回到了西部地区。为了把党项遗民回归的路线也摸清楚，唐荣尧又一路跟踪到了云南、新疆、内蒙古西北部、甘肃北部，甚至跑到了西藏深入到喜马拉雅山腹地，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村落里找到了答案。在考察过程中，他依据所见所闻的蛛丝马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推论和判断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众多西夏研究者也未曾考察和研究过。

他告诉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翻阅地方志，搜集当地史料及传说，甚至涉及蒙古史、回族史、藏族史等领域。多年前我在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史中考证过一个地名“地斤泽”，第一次提出它所在的方位，他居然给查到了实处。在唐荣尧的这部书稿中，所吸收的成果涉及面很广；他还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我从这本书的写法及唐荣尧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些启示：我们从事史学研究、描述历史，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描述历史的目的是要给世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本来的面貌。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进行。用传统的学术表达形式来研究和描述历史往往局限在学术圈内，很难让成果走向大众。

唐荣尧不是严格的科班出身，他的这本著作也不算是十分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他却把自己看到的西夏，包括他的思考，用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增加了大众可读性——这也许是当今人们更感兴趣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在给我们提示一个历史研究与传播的新途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和唐荣尧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那种内在的激情和那种对历史强烈探求的冲动。他是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刻苦勤奋完成这本书的，也印证了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由此看来，他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这一点，我写下这些感受，作为对他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陈育宁

2005年9月15日于宁夏大学

2000年，我来到银川，从一个财经记者转向时政记者再转向文化记者，开始将自己的脚印送往西夏故地的角角落落。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个诗人、校园文学评论者、记者，无论怎样，和西夏是搭不上边的。人在一条路上走得久了，换个路子或许更能成就自己。西夏，是我步入30岁后嵌入人生的另一道风景。

来银川工作之前，我对西夏的了解很少。然而在看了这个王朝及其主体民族的前身后世后，我越发对专家们从一本书抄到另一本书的诸多说法产生怀疑，于是选择了上路，它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西夏。几年来，零下27度的严寒里横穿腾格里沙漠去内蒙古的通湖草原、冒着大雪从古盐洲走进鄂托克旗发现“草原上的敦煌”、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寻找党项人最初的“析支之地”时趴在简易招待所里通宵整理采访资料、为了让胆结石不成为负担最后一次进藏前切除了胆囊、在喜马拉雅山麓连续三天吃不上饭喝不上开水、徒步穿过沱沱河时遇上野狼、见到康巴汉子给我生牛肉时猛吃一顿伤了胃、搭乘油罐车从甘肃到西藏、30天徒步穿越找到夏尔巴村落、冒着3 8度的高温横穿河西走廊走进敦煌……路途艰难说明不了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和记录的笔，于是有了这本书。如今，我还在寻找西夏的路上，当媒体或周围的人称呼我为“西夏学者”时，不论包含的尊重是否真诚，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学者”在国人的眼里是“有学问的人”往往忽略了他们也应该是“学习的人”这个含义，在西夏的路上我永远是个学习的人。

这几年来，我几乎一直在路上，与西夏有关的省份都曾经有我匆忙的脚步，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四川、北京、辽宁，蒙古族、汉族、撒拉族、裕固族、藏族、羌族、回族，高原、沙漠、草原、深山、河流……这些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所构成的文化与自然、宗教与民族的综合版图中，都有着我的身影。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我得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后才能选择尽可能出去的机会。从外省回来的一个个晚上，我把自己囚在电脑前，写下一段又一段的文字。

银川这几年一直打着一个响亮的文化招牌——西夏，西夏被当作文化的“戏台”为“唱戏”的经济服务，舞蹈、音乐、诗歌等样式的“西夏”在各种场合亮相，可一个真实的西夏在哪里？我喜欢西夏王陵里出土的碑础，一个个怒目发力，是高大建筑物的支撑，而现代西夏的精神碑础在哪里？我的出场又与什么有关呢？

我采取了两种方法走进西夏，很传统也很普通：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我大量阅读前辈们留下的珍贵文献及专著，但我后来放弃了，因为在我的“西夏阅读”中，看到一些专著把学问变成了纸上的爬行，不少东西像地摊上炒栗子被翻来覆去地炒着，甚至是以讹传讹。于是，我选择了亲为和丈量的方式亲近西夏，把自己一次次置放在路上，走着费孝通式的山野之路和余纯顺式的丈量之路。我将足迹撒遍西夏王朝与党项羌所影响的10多个省区，一路上遇到很多难以言尽的困难，甚至威胁到生命。我无法不感谢从都市到乡野、从草原到平原、从高山到沙漠的行进途中所遇上的那些给我各种帮助的人。

行走与丈量，使本书多了些田野风味和亲为体验的色彩，也增加了我对本书在体式和内涵上的信心。我希望它成为一个杂体：诗歌、研究、随笔、专访等各种文体出现在一本书里，它们的出现是自然的。我常常想起崔涂的那首《春夕》诗：“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无湖烟景有谁争？”客居在外，春夕念乡，这是人之常情；蝴蝶子规，三更月孤，这是常景；故园动书，华发早生，这是常语；人在江湖，归乡不得，这是常难。我的生活境况在这首诗里有着极完整的描述，难度是在“常”中做出自己的“不常”来。

当朋友们说我对西夏历史如何如何时，我还是一脸愧然。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西夏，这个神秘王朝像一株大树，曾经有丰茂的叶片，曾经有郁葱的绿色，但随着时光的流失逐渐凋落。历史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对它的遗忘越多。我的努力有限的，重要的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走进了历史。

现在看来，之前那些人笔下的西夏，更多的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上的概念，西夏成为躺在学术之碗中的一条死鱼。我还不能发出“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的指责。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过：“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我没有前者的责任和义务，也达不到后者的境界；我在这两者中间中动身上路，以自己的方式告诉读者一个亲为丈量后的西夏。

生命中总有些遗憾。在对西夏的丈量中，对川西一带尤其甘孜州一带的走马观花、限于身份不能探进后藏寺院、对夏尔巴来历有着重要例证的一些经卷未曾目睹等等，不得不流于草率，如果条件允许，我想我还能够做得更好。

在这条路上走得久了，不知不觉就将自己抛入孤寂境遇．我要对那些读懂这些文字与心迹的人说：我感谢你们。天快亮了，这时，醒着的总比睡着的少．上路的总比在家的少。“灿烂途中酒，寂寞醒后诗。”我愿意聆听任何真诚的批评与意见。也诚挚感激那些一路帮助我、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有赖他们才得以至此。谢谢。

2005年10月29日凌晨4点于朔地·载水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