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在延安，就是靠萧劲光吃饭”；毛泽东又称赞聂荣臻说：“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林彪——一个想跑没有跑成的逃兵在井冈山被毛泽东相中…… 本书是《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中的一本，通过回顾新中国第一代军兵种、大军司令员聂荣臻、彭德怀、陈毅、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亚楼、许光达、周士第等12位的非凡的人生历程，再现他们在开国、立国时火红岁月的功绩。该书可用作党的先进性教育以及青少年了解性中国成长岁月的宝贵资料。

本书是《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中的一本，通过回顾新中国第一代军兵种、大军司令员聂荣臻、彭德怀、陈毅、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亚楼、许光达、周士第等12位的非凡的人生历程，再现他们在开国、立国时火红岁月的功绩，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壹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贰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叁 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

肆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

伍 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

陆 炮兵司令员陈锡联

柒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捌 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

玖 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

拾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

壹壹 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

壹贰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导演“武松打虎”

东北的父老乡亲在经过了13年的战乱后刚取得抗战胜利，又被国民党推入了内战的火海。国民党要独霸东北，进攻在满洲的中共军队。

为了打破敌人的“南攻北守”的战略部署，坚守南满根据地，1946年11月，萧劲光和陈云受命于危难之时，来到南满就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这时，敌人已集中8个师的兵力，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从宽桓、通辑、梅河口三个方向包抄过来，向南满根据地的临江地区合围，要将解放军“剿灭”于临江一带……

陈云带病做部队思想工作，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会进退两难；假如我们松了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我们要坚持南满，死死抓住牛尾巴。”

萧劲光在召开的师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上，提出军事要以反“清剿”为主，积极防御，跳出敌人包围圈，深入敌后，以有力的外线作战伺机消灭敌人的作战方案。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南满一定要坚持，但要有拉锯的思想，要准备像武松打虎一样，来它几个回合……”

然而，尽管萧劲光信心十足，但他面临的困难不少。武松打虎可以在“三碗不过冈”喝它18碗酒，而萧劲光此时所统帅的部队，在东北那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下，30％的人没有棉衣，80％的人没有棉裤，没有房子住，没有钱，吃不饱饭，战士冻伤很多。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萧劲光带着两个参谋，坐着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各部队之间，导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坚持南满军事斗争的活话剧。

萧劲光的第一步棋，是让四纵队担负围魏救赵的任务，深入敌后，直插本溪、抚顺地区，转战于安奉路两侧，以解临江重兵之围。

四纵队果然不负众望，在跳出敌人包围圈10天后，连连出击告捷：

“承桓公路以东地区已被我军收复！”

“八河滩、大清沟以北地区已被我军占领！”

“四纵已向清河地、碱厂、骞马奔袭！”

经过十几天的作战，攻克敌军据点30多个，歼敌3000余人。其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开始切断通辑路，敌军阵脚大乱。郑洞国不得不分兵应付，调两个师对付四纵，调一个师北上，途中又遭萧劲光埋下的伏兵迎头痛击，损失了一个加强营。

至此，敌人围攻临江的企图完全破产，保卫临江首次获胜，第一步棋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然而，战争仍未结束。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命令赵公武指挥4个师的兵力第二次进攻临江地区。

这时，东北局指示，要求萧劲光打两个大的歼灭仗，以扭转南满的被动局面。

萧劲光成竹在胸，在高丽城子摆好战场，专候来犯之敌。2月5日，战斗打响，萧劲光亲自到前线指挥所指挥战斗。在我军的布防面前，赵公武怯场了，便放弃参战临江的打算，向通化方向实施突围。

萧劲光发现敌人的意图后，紧紧咬住敌人的尾巴，消灭一部分，大部敌人仓惶而逃。部队来不及作休整，萧劲光又命所部南折，截堵增援之敌，采用大迂回、大奔袭战术，共歼敌4000多人。

再保临江又大捷。

两次攻打临江失败，使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恼羞成怒，亲自率领5个师，前来与萧劲光一较高低。

萧劲光反复分析敌情后，决定避其锋芒，伺机歼敌。  2月18日，三纵主力七、八、九师全歼敌二十一师的两个主力团。

21日，主力折向高丽城子，大败敌二师。

27日，活跃于敌后的四纵在宽枢地区拔掉敌两个据点。

3月7日，北满渡江部队前锋直逼辉南，敌人被迫回兵。萧劲光命令部连续作战，一举收复多座城池，杜聿明眼看取胜无望，只好撤军。

一个多月后，杜聿明又率21个师近10万人，第四次向临江卷土重来。而萧劲光率领的是3万缺衣少食的子弟兵，敌强我弱。

萧劲光决定捉蛇先捉头，集中主要兵力，先消灭刚从热河调来的、气焰嚣张的敌主攻部队八十九师。

由于准备充分，军事部署周密，结果仅半天功夫就吃掉了敌整个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的一个团，俘敌7000多人，缴枪万余支，蛇头被打掉。这一仗打得杜聿明心虚胆寒，不知南满究竟有多少人民军队，不可等闲视之，须从长计议，便忙传令撤兵。四保临江又获全胜。

四保临江这一著名战役是军事史上的杰作。

这一战役胜利后，萧劲光这个“打虎”的“武松”就将南满之敌这支虎，死死拖住，使之欲罢不能，欲去不得，而只能渐渐地被拖垮、拖死。这为东北战略态势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此后，萧劲光指挥的部队一路凯歌。1948年已是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的萧劲光率部10万兵力长围久困长春，几个月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军第六十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和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率部投诚，长春解放。

之后，萧劲光又率部战沈阳、参加平津战役，率第十二兵团南下配合渡江战役，参加湘赣战役，和平解放长沙。萧劲光又回到了湖南。此时，他已是一名战功赫赫，成熟、老练的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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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并不算长，但她的业绩，却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世纪。

半个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著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余年来却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而受尽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从此面临养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幸福。党的第一代领导者，率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曲折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地实现了第一大历史任务，并为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作厂巨大努力和艰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的创业者是从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也是从千疮百孔的废墟上着手创业的。新中国成立之时，矛盾复杂，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在国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上的“封锁”、“禁运”，政治上的孤立、颠覆，军事上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还把侵略者的魔爪伸到台湾海峡，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国内，军事上，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还有国民党上百万军队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溃逃吋，潜伏有200万政治工匪、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60多万特务分子以游击战争方式危害人民政权，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经济上，因长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疯狂掠夺与战争的破坏，不少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田园荒芜，农民破产； 又因社会变革，经济成分、经济结构重新改绢之际，资本家禿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仅上海1950年2月就连续刮了4次物价暴涨狂飚，月底与月初物价比较，上涨了19倍。当时工人失业、生活无着者有200余万，农村灾民有4000余万，帝国王义幸灾乐祸，狂言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无法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非向西方国家乞讨不可。资本家也怀疑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说什么共产党“搞军事打100分，搞政治打80分，搞经济只能打零分”。甚至有人扬言：“在吃饭和物价问题上，只要有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使共产党下台。”

另外，确有一些共产党员进入城市后，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经不起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惑考验，腐化变质，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腐败蜕变分子的典型。

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新中国的开拓者，审时度势，正确决策，披荆斩棘，开创未来。在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6月，全力以赴，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着手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1950年6月至1952年底以生产为中心，从事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1953年至1956年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1957年后，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无论是开国领袖，还是身处建设一线的各级领导人；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还是民主革命家、无党派人士，都是同心同德、艰苦奋战，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献计献策，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艰苦努力。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的人事安排，都注重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名实相符的人民民主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共产党员3名，民主党派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在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黄炎培、郭沬若)；在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11人：在政务院下属机构中负责人，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42人。

众所周知，在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作出的贡献最大，付出的牺牲也最大，但执政后不搞一党专政，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让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占有相当的席位，让他们有职有权，参与国家的领导和管理。这不仅显示了共产党的政治昌明和博大胸怀，而且获得了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这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由于民主党派社会联系广泛，共产党的政策很快传到了海内外，消除了许多海外人士对新中国的误解，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不攻自破，许多爱国者、科学家、作家(如李四光、钱学森、老舍)，冲破各种阻挠，辗转回国。后来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原肖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也绕道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中国人民政府建立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以空前未有的革命与建设热忱投入到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确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作上。

首先是建立各地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是最初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同家学说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创造了适合我国建国初期的行使国家极力的最好形式，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及它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它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土地改革的政权组织形式。1953年、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各地根据决议普选人民代表，召开了人医代表大会。在这基础上，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已经完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已经正式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稳如泰山。

第二，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新生的人民政权与投机资本进行了两大战役，第一次是“银元之战”。各城市的人民政府，针对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人民政府法令进行抗拒，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查封了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打退了投机商的进攻。第二战役是“米棉之战”。主管中央财经委工作的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我们掌握市场的主要物资，“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1949年11月物价上涨最猛之际，人民政府大量调运粮食、棉花、棉布、煤炭供给城市，物价迅速下跌，使囤积居奇的资本家吃了一个大亏，不敢胡闹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党和政府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1950年3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

第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胜利，结束了抗战以来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来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大多数是从枪林弹雨的战场转到镰刀锤头的农业王业战线。他们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依靠人民群众领导了土地改革，推动了工商业的调整和发展。到1953年春，全国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地获得7亿多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多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在国营工厂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中确立起来、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 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扣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是“公私兼顾、劳资内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根据这一根本战略方针，各级人民政府对商业作了政策调整。让其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同时在党政机关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进行了“三反”、“五反”工作，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

第四，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而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又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又使共产党人不能不去考虑个体经济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也有影响。为解决这些矛盾，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的要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或“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按毛泽东的说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木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原来预计15年，加上国民经济恢复3年，共18年，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三大改造的任务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已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反映到国民经济的结构上，1956年，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的比重己占到92.9％。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过渡时期已经完结，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实现。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加发展的基础。

到1957年，经过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的艰苦努力，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发电量的3.2倍。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2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 比1952年增长19％。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1/3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开拓者的丰功伟绩。

无疑，在这伟大历史变革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三大改造后期过于急躁和粗糙等。然而瑕不掩瑜，不能否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璀璨的一页，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朽的奠定之作。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拓荒者。这些拓荒者有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有身处前沿阵地的中共中央、政务院(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解放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首脑，各省(市、区)党政一把手等。他们是新中国除旧布新的实施者，是开国、立国的见证人 他们中，除个别人后来走入歧途外，大都经受了建国初期那场特殊战争的考验，在建立、巩固、发展新中国的考试中交了一分出色的答卷。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又需要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集中地体现出来，这些代表人物，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各条战线的。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的代表人物的活动，展现出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通过回顾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和建设者非凡的人生历程，再现他们在开国、立国时火红岁月的功绩，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人其伟，后世继之”。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建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今天，我国在12天时间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相当于1952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新中国5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7.7％，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半。在世界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排行榜上，中国产品早己坐上头把交椅：在王要农产品中，我国的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在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的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世界银行的专家曾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比较落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还比较复杂，改革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如何应付挑战，克服矛盾，迎难而上，推进发展，新中国第一代领号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榜样的力量，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的问世，将为跨世纪的领导者和全体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巨大的精神动力。

《新中国第一代》开国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

本系列书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纂，廖盖隆同志担任顾问并为之作序，文辉抗、叶健君同志担任主编，有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委党校、国防科技大学、湖南省社科院、湖南商学院、湖南教育学院、湖南省图书馆、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参与。

该系列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的重视与支持。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德高望重的党史专家、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廖盖隆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特别关心。廖老不顾年迈体弱，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审阅了部分书稿內容，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从而使本书大为增色。

本卷主要撰稿人是：

雷国珍、叶健君、王龙彪、程波、唐振南、王小平、刘佑平。

参与本卷撰稿工作的还有：肖巧平、刘佑平、张雪梅、詹腾芳、王东辉、周英、张金榜、李仕银、刘先根、周志峰、初卓、刘福贵、赵惠、陈瑛。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李建国、黄楚芳、李雄伟、彭富强等同志为本系列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本书在写作中重点参考了近年来出版的大量有关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传记、生平纪实、研究文章，吸收了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借此表示衷心感谢！

《新中国第一代》开国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的编写是一项较的工程。由于涉及面广，任务重，时间紧，尽管编者精心组织，力争使本系列书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编者的水平及精力所限，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希望读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