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商人谋略坊》系列之一，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观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本丛书讲述近代中国(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日寸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旨在对中华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做深入发掘怠结，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有传承，文化有根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商人和消费者，中国特色经营模式和消费方式，都与我们的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与我们的国情乡情密不可分。弘扬各商帮和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色，对于当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实施特色竞争、差异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京津晋皖四地专家学者精心打造，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指导支持。本丛书视野开阔，气势雄浑，史论结合，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赏心悦目。既是政府官员的历史读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经营指南，还是文化爱好者的收藏佳选。

序言

第一章 营商观念

1. 1 “良贾何负闽儒”

1. 2 资本增值靠效益

1. 3 商场如战场

1. 4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

1. 5 “人宁贸诈，吾宁贸信”

1. 6 预测商情靠信息

1. 7 知人善任商业兴

1. 8 打造名牌，维护名牌

1. 9 义中取利利常在

第二章 致富内幕

2. 1 海神三显灵的背后 

2. 2 白手起家 

2. 3 食盐专卖牟暴利

2. 4 两头跑跑赚大钱  

2. 5 洪涛巨浪惊不醒木商的发财梦

2. 6 徽茶香飘四海

2. 7 放债生息，旱涝保收

2. 8 囤仓巧卖，一本万利

2. 9 大做海上走私生意

第三章 徽商精神

3. 1 “徽骆驼”与“绩溪牛”

3. 2 “一文钱”的故事

3. 3 不做“茴香萝卜干”

3. 4 脚是亲，手是亲，捏起拳头靠自身

3. 5 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

3. 6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3. 7 知法守法的法律观念

3. 8 爱国御侮，利国利己

3. 9 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第四章 儒商风度

4. 1 仁爱：儒商之根本

4. 2 经商余暇，手不释卷

4. 3 商界风雅，还看徽商

4. 4 以礼待人，和气生财

4. 5 朋友如云，财源广进

4. 6 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4. 7 惠而不费，经济务实

4. 8 生于薄利，死于贪婪

4. 9 乐善好施，造福桑梓

第五章 谁与争锋

5. 1 商场竞争，以“德”制胜

5. 2 高效经营，强化管理

5. 3 创新：开拓市场的利刃

5. 4 宁丢一寸金，不失顾客心

5. 5 开拓销路，宣传领先

5. 6 多元相济，其利倍生

5. 7 蓄养商探，联络中介

5. 8 文化营销，品位追求

5. 9 精明的“徽州算盘”

第六章客居生活

6. 1 “富贵不还乡”

6. 2 花钱买刺激

6. 3 “养瘦马”和逐艺妓

6. 4 风雅消费知多少

6. 5 一掷千金造园林

6. 6 “一夜成池”竞显豪

6. 7 捐资兴教不惜财

6. 8 慷慨解囊为公益

6. 9 徽风吹扬州

第七章 乡土之链

7. 1 “大绩溪”和“小绩溪”

7. 2 “合志同方，营道同术”

7. 3 会馆：徽商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

7. 4 利用血缘乡谊，筹措壮大资本

7. 5 徽商的和协精神

7. 6 利用乡族官宦，拓展商业天地

7. 7 重用亲族，知人善任

7. 8 徽商身后的贤内助

7. 9 徽商的“朱子信仰”

第八章 钱势之交

8. 1 “以布衣上交天子”

8. 2 儒商：徽商的名片

8. 3 移家为国，不利为利

8. 4 官商一体，借势行私

8. 5 朝中有人好经商

8. 6 两淮盐商，中流砥柱

8. 7 亦牙亦商，垄断市场

8. 8 “红顶商人”胡雪岩

8. 9 明日黄花，风光不再

第九章 商海案例

9. 1 经商世家许氏的坎坷求财路

9. 2 阮氏发家记

9. 3 程、吴二商共渡难关

9. 4 益美布号出奇制胜

9. 5 商战胜将“种德堂”

9. 6 胡铁花巧用经商术

9. 7 胡氏父子的“改革”

9. 8 江商联姻韩侍郎

9. 9 勾结太监好经商

后 记

参考书目

丛书编后记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

“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嘴硬不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这些现代商业谚语都说明了质量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货真价实是经营商业的重要前提。

其实，讲究商品质量是我国商业史上的优良传统。春秋末年的大商人范蠡就已经注意到商品质量问题的重要性。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具体提出不易保存、容易腐败的食物不要久留。同时，他还注意到选择从产品质量好的生产者那里去进货，以保证所经销商品的质量。正因为范蠡能选择质量好的商品来经营，所以在商品售出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历代经营有方的商人都能遵守质高货真这一基本法则。为了保障买者的权益，维护买者的利益，历代官府也都在市场管理法规中规定了工商业者出售商品时质量必须符合标准，违者惩处。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继承并发展了前辈商人讲究商品质量的优良传统，严格按照政府规定办事。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牢守质量观念，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为眼前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有的商人甚至不惜自己蒙受损失而将发现的伪劣产品付之一炬。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食盐和铁一样，都实行官营，属于封建官府的专卖商品。到了明清时期，食盐经营虽然采用了官督商销的形式，但盐商仍属官商性质。

由于食盐属垄断经营，所以利润特别高，清代甚至出现过一石粮食换不到一小包食盐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如果商人再在食盐中掺假的话，其获利更是不可限量了。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徽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爱吃淮盐。

粮食是明清时期商业流通中的大宗商品，徽商经营粮食的人数也很多。然而，徽州粮商也大多能注重质量，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如明代歙县人胡仁之经营粮食，某年大饥，斗米千钱。与他合伙的人想在米中掺假以牟取暴利，但他坚持不肯，表示自己绝不能昧着良心赚这违背天理的黑心钱，损坏信誉。

明代歙县入黄玄赐在经营粮食过程中绝不干短斤少丽的事。他因讲究质量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结果富比王侯。

大部分徽商都本着依法经营，讲究质量的原则，绝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有的商人宁愿一时亏本，也不愿坑骗买者来获取不义之利。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后面的有关章节中也还要陆续提到，在此不再赘述。P19-21

徽州地区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是一个峰峦叠嶂、烟云缭绕的山区。西周以前，徽州属《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秦朝统一之后，在徽州设置黟、歙二县，属鄣郡。三国时，在徽州设置新都郡。西晋太康年间改为新安郡。隋朝开皇年间改为歙州。北宋末年平定方腊起义之后，改歙州为徽州，从此便有徽州之名。明清两朝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今属江西)、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六县。因晋、梁、陈、隋、唐时期都曾在此设置过新安郡，所以“新安”也成为徽州的别名。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徽州是一个既封闭而又“开放”的区域。

“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山地及丘陵占十分之九，平地只占十分之一。黄山山脉盘踞于西北部，横跨歙、黟、休宁、太平、祁门五县，海拔在千米以上。东南部的天目山、白际山和五龙山(率山)山脉峭壁林立，海拔也在千米以上。东部的昱岭、歙岭，西部的大赤岭，犹如两扇门户，守卫着徽州东、西两条通道。中部是以石灰岩为主的水成岩，形成陡峻的东北西南向山带及山间谷地。新安江、阊江、青弋江为徽州的三大水系，分别源于黄山和五龙山山脉，多急流险滩，且河流随降水的变化暴涨暴落，于行船多有不便。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里无异于一个封闭性的“王国”。

然而，群山环抱的徽州，却是个山水掩映、风景秀丽之地，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多向往之。而且这里险阻天成，崇山峻岭构成天然屏障，兵革难至，每当中原地区战火纷飞，干戈扰攘之时，这里就成为避乱者理想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又使得徽州地区的移民史悠久而绵长。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区域。

徽州原是古越人的栖息之地，但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望族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北方地区纷纷迁入徽州定居，西晋末年、唐朝末年和北宋末年是外地移民迁居徽州最盛的三个时期。外地名族的迁人，不仅对徽州山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得汉民族先进的社会文化传统落户于这个原本闭塞落后的化外之地，并使之发扬光大。所以，从宋代起，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被誉为“文献之国”、“东南邹鲁”，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行列。

明清时期，这里又形成了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州商帮。从明中叶起迄于晚清，徽商以其人数众多、活动范围辽阔、经营行业广泛，以及商业资本雄厚而“称雄”全国商界300余年，在中国经济史和商业发展史上谱写了精彩的一页。

明清时期，徽商的发展和兴盛，是客观和主观因素、或者说是外因和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外因方面来看：首先，是因为生计所迫，徽州人不得不“以贾代耕”，从事商业经营。

徽州“山多田少”，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由’，而这可怜的“一分田”由于土壤瘠薄，并不能旱涝保收。即便是风调雨顺之年，徽州土地的一亩所人也不及江苏太湖流域受灾之年的一半。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人，徽州地区地少人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这一矛盾从宋代起就已明显出现，到明清时期则达到了顶峰。据顾炎武的记载，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勉强养活全境十分之一的人口，余下的十分之九人口的口粮要从几百里之外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或者是从几千里之外的江西、湖广等地运来。因此，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徽州人不得不走出丛山，经商谋利，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言：“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这种时、势、情，导致了徽卅1人不得不贾。

其次，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赋役折银制度的推行，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

明朝中期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地域分工和行业分工、农业的专业化趋势都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它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必不可少。因此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的广泛流通和各级市场的繁荣，从而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同时，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杭州等中心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商贾云集，空前繁荣；这一地区众多的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专业性市镇也在明中期后勃然兴起。江南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为毗邻的徽州人经商提供了便利。

此外，赋役结构的变化也成了商人勃兴的加速剂。从明中叶开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征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即由原来的征收实物为主转向将实物折成银两缴纳。这一变化，成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赋役折银缴纳，迫使生产者更多地出售产品，换回货币。大批商品投放市场，当地难以消化，必须寻找更加广阔的市场，这就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封建国家规定必须按时交纳赋税，因此农民生产的商品不能待价而沽，而多需降价抛售，人为地造成了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这又为商人牟取厚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再次，是与明代盐法变革有关。

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物品，也是封建国家的专卖产品。在盐的经营方面，明朝实行的是官商结合、官督商销的制度。明初实行的是“开中法”，即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送到西北边疆地区，政府根据所纳粮食的多少发给商人盐引(支盐凭证)。然后商人即可凭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然后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纳粮开中的办法对西北地区的商人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地近西北边疆，运输费省，而对于远离西北的徽州商人却极为不利，因此，在盐业经营中，山西、陕西商人曾盛极一时。

1492年(明弘治五年)，明政府将纳粮开中改为折色开中，即将原来由商人用实物换取盐引改为用现银直接交至盐运使司领引行盐。商人的运输之苦遂不复存在，这对徽商乃是“利莫大焉”。因为徽州地接两淮、两浙盐运使司(两淮盐运使司设在扬州，两浙盐运使司设在杭州)，纳银支盐都十分便捷。于是徽商在纳粮开中条件下地利方面的劣势，一下转为折色开中条件下的地利优势。折色开中后，徽州人成批地来到两淮、两浙，从事盐业的经营，并逐渐取代山西、陕西商人而占据了盐业经营中的优势地位。

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明政府又率先在两淮盐场推行“纲运制”。所谓纲运制就是把原来分散运盐的运商组成商纲，结纲运行。不入纲册者遂没有售盐的资格，而一旦编入纲册即可永远世袭。于是，徽商就以同乡和同族结成纲帮运销食盐，从而获得了垄断两淮盐业的世袭特权。盐商是徽州商帮的中坚力量。盐业经营中的优势地位和继之而来的垄断特权的确立，使徽商得以“雄飞于中国商界”。

以上的客观因素还不足以说明徽商崛起的必然性，因为这些因素其他地区的商人也可以利用。徽商之所以能在对手如林、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迅速崛起，并最终取得优势地位，主要还是内因在起作用。徽商发展和兴盛的内因，举其要者，有以下数端：

第一，是充分依靠和利用宗族血缘关系。

徽州是中国“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这里大多聚族而居，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规家法，有严格规定的等级秩序，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从事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族观念的强固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基本特征的宗族制度，加强了宗族间精神的联系，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宗族归属感，形成了徽州族人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徽商的发展和兴盛，就是充分依靠和利用了宗族势力这一强有力的后盾。

徽商的兴起，就是得力于宗族势力在资金和人力上的积极支持。徽州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宗族中“凡官有余禄”或“商有余资”者，往往拿出来资助同族子弟业贾；有些族人或贷款给经商的同族子弟而“不责其息”，或将资金委托族人代贾，或附资让同族商人经营。另外，徽商所雇佣的伙计，也大多为族人。因为同族之人知根知底，利益一致，便于同心聚力。

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这个强大的后盾：在徽商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借助宗族势力，实行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商业垄断；同时，还联合宗族势力，在各地建立徽州会馆，互通信息，联络感情，共同与外帮商人展开商业竞争。

这种强大的宗族血缘关系，是其他地区的商帮所不具备的。

第二，是因为徽商是一支有文化的商帮。

随着北方世家大族的不断南迁，中原文化取代山越文化，从唐后期起，徽州地区就逐渐形成了崇儒重道、兴学立教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在时间的推移中被不断发扬光大。生活在这种传统中的徽州人，大多在童年即承师受业、读书问学，所以徽商在步人商海之前，几乎都曾接受过长短不等的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许多徽商精通吟诗、作画、书法，并俨然大家；不少徽商研习经史，学问洽博，“虽通儒尚不逮焉”。明清徽商中产生了众多的诗人、画家、书法家和学问家。可以说，徽商是一支有文化素养的商帮。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高峰阶段，即将与近代市场接轨。在这一转型时期，市场更加扩大，交易更为复杂，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也更加难以预测。徽商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有助于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正确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正如著名美籍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说：“不但明清时期‘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就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济的规模愈大则知识的要求也愈高。”

徽商在整体上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也是其他地区的商帮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是因为徽商是一支讲究商业道德的商帮。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徽商在经营中大多能自觉地以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形成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的商业道德规范，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商”的典型代表。

在经商过程中，徽商恪守质量观念，不售伪劣产品，不为暂时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有些徽商甚至不惜自己蒙受损失而将不慎购进的伪劣产品付之一炬，以防他售而害人。

在经商的过程中，徽商还牢记这样几个原则：一是不贪。在商品购销活动中，不贪心，薄利竞争，甘当廉贾；二是守信。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重承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或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徽商中的正直者都能守信不渝；三是不欺。在商场中，有人以“诈”生财，有人以“信”致富，在“信”与“诈”之间，许多徽商的态度十分明朗，即“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四是重名。徽商通过信用建立起良好的商业名誉后，往往十分珍惜，极力维护这种名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

徽商这种以“圣人之言”力行“贾事”的作风，这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家风范，为他们赢得了极好的名声，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第四，是因为徽商是一支热心公益的商帮。

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那样对社会公益事业如此关心，而且形成风气，代代相传。

徽州是徽商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是其“根”之所在，徽商对家乡总是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为家乡尽力。他们广置族田、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他们还赞助家乡各种建设，在修城、筑路、架桥、建书院等方面贡献良多。

徽商不仅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中留下了美好的“名声”，而且随着他们经商足迹所至，还把“膏泽”洒遍经商社区。对经商所在地的浚河、救灾、赈荒等等公益事业，徽商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出谋划策。他们还在经商所在地捐资建殡房、置义冢，收葬无主尸骨；置救生船以拯溺，设药局以疗疾，开我国近代慈善事业之先河。

徽商经商一方，造福一片，不仅提高了其知名度，也使他们的美誉名播遐迩。

物换星移，陵谷沧桑。从明中叶以后辉煌了数百年的徽商，在清道光中叶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至清光绪中叶，作为显赫一时的封建性商帮，徽商最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是有一部分徽州商人还是跟上了时代步伐而发展了商业资本。从民国初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江南各大城市中，徽籍商人仍很活跃，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

明清徽商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那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他们那“贾而好儒”、振兴文教的儒雅风范，他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博大精深的经营谋略等等，是留给我们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套《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从策划、组稿到第一批《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四个分册的出版，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了。图书是出版人的孩子，如今，自己总算给这孩子梳妆打扮，送出了家门，疲惫之佘，心中的欣慰自不待言。

(一)

这套丛书讲述的是近代中国(有些商帮上溯到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的是异彩纷呈、悲喜交织的商战大戏。丛书名中的谋略是广义的谋略，不仅包括经营的谋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上中国商人的方方面面，领略他们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的精神内涵，颇具各地域社会历史地理特色的钟灵毓秀的文化禀赋，在长期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博大精深的经营法则，于艰难困苦世事沧桑社会动荡中历练的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可以说，源远流长的中华商业文化到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展现了惊人的魅力，也为后继者留下了无尽的宝藏。

丛书每一分册的内容都包含三个部分：一是正文，二是各地商业谚语，三是图片。

本套丛书的作者，可以说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经济史、商业史等方面，著述也颇丰富。主编徽商分册的李琳琦先生，出版有《徽商研究》《徽商与经营文化》《徽州文化全书·徽州教育》等著作；写作晋商分册的张正明先生，出版有《晋商兴衰史》《晋商与经营文化》((平遥票号商》等著作；写作京商分册的齐大之女士，出版有《北京商业记事》《百年浮沉》《中国企业史·近代商业卷》等著作；写作津商分册的宋美云女士，出版有《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近代天津商会》《近代天津房地产交易习惯与民事诉讼》等著作。

这套丛书因此具有了大手笔写普及读物的特点。专家学者手中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所论问题颇有研究，故比起那些文坛二传手、三传手们来，他们的视野开阔得多，史料丰富得多，论述也到位得多。

正因为是大手笔写普及读物，对他们而言也是个探索，是个尝试，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如何根据策划方案安排内容，如何把资料剪裁得体，如何将故事叙述生动，都是不小的难题。有人戏言比写同样篇幅的学术著作费力得多。从写作过程中我们之间通过的无数电话、电子邮件、信件，我相信这是真话，也相信读者朋友能包涵探索中的不成熟。我还真诚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参与本套丛书以后各分册的写作，为读者朋友提供更多用真材实料烹饪的通俗文化大餐。

各地商业谚语是这套丛书的又一看点。商谚是商人情感与智慧的化身，是一方水土不可替代的文化创造，是各地商人买卖生涯的纪念碑。它们句句可称要语妙道，记述着艰辛和磨难，表达着立场和主张，蕴涵着嘲讽和警策，寄寓着理想和期待。不是吗——

那“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和“贵莫贵于顺天，大莫大于得地，重莫重于知人，神莫神于识物，巧莫巧于投机，妙莫妙于遇时”的徽商谚语，是不是说明徽商具有客观务实超前的营商观念，也表现了他们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寻求天人合一、物质与精神和谐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那“勤是生财的匣子，俭是聚宝的耙子”和“十分干抵不上三分算”、“视行情随机应变，巧经营左右逢源”的晋商谚语，是不是道出了晋商白手起家的致富根本和称雄商界数百年的智慧源泉？

那“买卖不在人情在，好店三年不换客”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京商谚语，是不是让你觉得知书达礼的北京商人经营的是一份礼仪、一份仁义，而不仅仅是一份生意？

那“门路多，东西南北，头头是道；经营活，春夏秋冬，季季丰收”以及“死店活人开”的津商谚语，是不是反映出九河下梢的天津商人对经营之道有一种特别的悟性？

说到每分册中所配的百十余幅图片，虽然在策划之初即有考虑，但由于底气不足，经验也不足，最初只想配个三五十幅即可。但实施起来就像发现了另一个宝库，欲罢不能。这中间经历了几多曲折，几多困难，也得到了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鼎力相助，花费的力气可说比花在文字稿上的力气还要多出一二倍。最终的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值得的。不是吗——

透过古村落的粉壁黛瓦马头墙，透过经商的执照发票代沽单，透过田野中的牌坊、山林中的书院，你是不是更深地领略了徽商的底蕴？

透过大院的高墙灰瓦红灯笼，透过票号的秤杆秤盘巧暗码，透过沙漠中的驼队、会馆中的戏台，你是不是更深地理解了晋商的精神？

透过京城的牌楼胡同四合院，透过故宫的大殿华表铜乌龟，透过琉璃厂的牌匾、同仁堂的药目，你是不是更深地感受了京商的气派？

透过天津卫的舟渡电车铁工厂，透过租界的教堂墓地小洋楼，透过劝业场的繁华、天后宫的热闹，你是不是更深地品味了津商的境界？

(二)

20多年来，正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期。不容讳言，随着各地GDP数字的直线上升、城乡建设的热火朝天，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商业文化)的实物形态正在快速消失。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表示了深深忧虑，发出了种种呼吁，采取了种种行动。比如，人大代表提案保护旧民居旧街道，国学专家从娃娃抓起倡办咏诗读经的蒙学班，艺术家深入穷乡僻壤整理演出原生态歌舞。

我想，面对上述情况，出版人能做的不仅是空怀感叹，更要扎扎实实地在我们熟悉的园地上耕耘，下大力气策划运作好的选题，以我们一双双有形的手来与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博弈，用图书形式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展示出来，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让读者接受、欣赏、记忆、应用。

实际上，自现代出版业诞生，几代中国出版人一直在做着这项工作。我们的难题是，在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各种新兴媒体竞相争夺受众眼球的今天，如何探索图书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在这方面，这套丛书做了一些稚嫩的尝试。

比如：第一，在内容上，我们以当今提及频率极高的谋略为载体或称主线，将各地商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其中不乏今人特别关注的经营之道、奇招妙法、人情世故、商战案例。同时注意写出传统文化对中国商人的滋养，各地风土人情在商人商事上的反映。第二，在文字风格上，我们追求通俗流畅生动，夹叙夹议，必要时借鉴一点小说笔法，以期生动有趣。第三，在形式上，我们适应读图时代的阅读需求，配发大量相关图片，在书眉上配发大量商业谚语。这第三点在本文前面已具体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可以说，这套丛书是经济与文化的联袂，文字与图片的辉映，历史对现实的观照，传统文化商业文化地域文化的融合。我们期待着读者对这种尝试的认可。

(三)

当今中国，怀旧之风劲吹。怀旧服饰、怀旧饮食、怀旧阅读、怀旧旅游……总之，怀旧是当代流行文化的一个亮点。

是迈过了温饱门槛的大众需要更多精神的愉悦？是整日浸淫在纷繁竞争多变气氛中的心灵需要传统文化的慰藉？是谋求个人成功团体兴旺事业发达急需汲取前人生存的智慧？……似乎是，又似乎不完全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必须守住民族文化的根本、弘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是本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表述过的意见。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周一良先生关于文化三层次的论述。

他说：“文学、艺术、思想属于‘狭义文化’，这些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文化分支中，还可能潜存着一种共同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他称为“深义文化”。

他认为，“这三个层次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人深，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的分析模式。”他还认为，“狭义和广义的文化是比较容易相互学习、引进的，而深义文化，却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深义文化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只是一个出版人而不是学问家，引用上面的论述不是想探讨高深的理论问题，而只是想说明，我觉得，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如何在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狭义文化、广义文化的同时避免我们民族深义文化的缺失和与他种文化的同质化，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商人和商业文化，对于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深义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或者可以说，中华民族深义文化的许多密码潜存于历史上各地的商人商事商情之中。

比如，有的专家就曾指出，诚信意识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精神基石，但诚信意识不应该盲目从国际嫁接，而应该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延伸。中华民族并不缺少诚信文化，如果说现代中国商业社会缺乏诚信意识，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出现了某种断层，这实在是值得反思的事情。研究断层产生的原因和弥合断层的办法，又实在是很沉重的话题。

作为这套丛书的策划者、责任编辑、第一读者，几年来浸润在各地多姿多彩的商业风情之中，我感到了莫大的愉悦，也非常希望与读者朋友共享。这套丛书可说是一幅各地商业文化地图，由作者与我共同绘制，期待着读者朋友手持着它，与我们共同开始一次重新发现之旅。

寿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