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熊彼特智慧深邃、历久弥新。”熊彼特，美籍奥地利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自成体系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不单纯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对社会学，历史学，财政学，民族学和文化史等均有广泛的涉猎，其知识之渊博在近代经济学具有手屈一指。熊彼特的理论，一方面具有以纯方法论解释资本主义命运的一贯性，另一方面，其体系又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他1939年发表的《经济周期》和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都是不朽的传世之作。熊彼特另外卓越的贡献是他对经济史的研究，其著作《经济分析史》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是雄彼特所有著作中最受西方经济学界赞誉的巨著，迄今为止，还没有类似著作可与之比拟。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是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成斯等宗师同列。熊彼特的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遗产，他首先提出“创新”学说，不但是知识经济的先驱者，其思想更是21世纪的主流思潮，到今天仍默默地支配着人心。过去大家对于熊彼特的生平及其经历所知有限，近年来，讨论熊彼特的著作日益增加。本书是熊彼特的门生，同时也是中国台湾重量级的经济学者施建生教授，遍览熊彼特的著作以及相关资料，深入浅出地叙说熊彼特的一生及其思想，并详细解析其生平所有的重要著作。想了解熊彼特其人其事及他所提出的重要经济理论，本书将是您的最佳选择。

自序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熊彼特的求学历程

第二章　早年的建树

　一、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

　二、经济发展理论

　三、经济学说与方法：一个历史的素描

第三章　政治生涯

　一、投身政治

　二、政治生涯原是梦

第四章　从商界回到学府

　一、生命中最大的浪费

　二、重拾教职

第五章　经济社会学的探索

　一、经济社会学的要旨

　二、赋税国家的危机

　三、帝国主义

　四、社会阶级

第六章　哈佛时期

　一、从波恩转到哈佛

　二、经济学系的黄金时代

　三、熊彼特时代的开始

　四、凯恩斯革命　

　五、后期的生活

第七章　经济周期

　一、经济周期的三种模式

第八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一、马克思的分析

　二、资本主义能继续存在吗？

　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

　四、资本主义仍在运行

第九章　晚年的著述

　一、经济发展理论的修正

　二、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三、经济科学的演进

第十章　熊彼特的历史地位

对民主政治的解释历来有一种经典的理论，这种理论到18世纪即由政治哲学家给予具体化而形成一个如下定义：民主方法是这样一种用来达到政治统治的制度，人民以选举的方法选出一群人员，负责实行他们共同的意志，以求得共同福利(common good)。最近二百多年来，人民普遍接受这一定义，但详细分析起来，所谓共同福利在各人利害极不一致的社会中显然是很难成立的。至于人民意志(people's will)显然也不能求得一致的表达，每个人对于每个问题不一定都有肯定、合理的意见，而那些由其选出的代表也不见得都能依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因此，熊彼特觉得有必要对这一定义加以修正。根据上述的经典定义，人民代表的选举是次要的，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由选民自行决定的。现在我们不妨将这两个程序颠倒过来，将人民代表的选举置于政治问题裁决之前。换句话说，人民的任务是产生一个政府，或者产生一个中间机构，再由这个中间机构产生一个政府，这样我们就可对民主政治做如下解释：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都能以争取选票的方法求得权力，以便处理政治事务。所以简单地说，所谓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政治领导权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politicalleadership)。

从上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明了熊彼特关于民主政治理论的真谛。在他看来，在民主政治中，政治人物之所以要争取选票，正如商人之所以要争取金钱，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他人。这种理论可以说就是今天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的起源。熊彼特也可视为这一学派的创始者之一。

对于民主政治有了这种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熊彼特看来，两者是可以并存的，尽管民主政治肇始于资本主义，但这不是说它也会随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他认为选举、政党、国会、内阁与国务总理等等，仍然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实行民主政治最方便的工具。不过，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民主政治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经济发展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不然是办不到的。

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如何运行呢?显然，首先必须有选举制度以便多个政党展开竞争。在竞选之后所产生的政府中，除了设置处理一般政务的部委外，还要有一个专门负责处理经济事务的生产部。政府对诸如投资数量等问题做出决策后，就可交由生产部拟订具体计划。但熊彼特认为，生产部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因为第一，在政府中还有一个监督机构可以否决生产部的决定。其次，生产部本身也只是一个政府机构，不能干预社会中各个经济组织的实际运作。生产部可以对这些执行实际工作的产业管理局或经理人员加以控制和协调，但不能干预他们的业务活动，相反，应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在各个工厂中经理必须有权处理厂内事物，内部人员必须听命于他。所谓“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他认为是一种荒谬的概念。社会主义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工人的纪律要求要比资本主义严格得多。P114-116

这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1944年春，我搭乘美国军用运输机离开烽火漫天的战时首都重庆，飞越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驼峰，抵达炎热的印度加尔各达，这是我赴美国哈佛求学途中的第一站。对当时正在艰苦抗日的中国来说，这是对外交通的唯一干线。由于当时军运频繁，我在印度西部另一大港口孟买候搭美国军船几乎达两个月之久才能再踏上旅程。同时为了避免德国潜艇的袭击，军船必须从印度洋先向南航行，经澳大利亚悉尼后再北上太平洋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因此，当我再乘火车穿越整个美国到达东海岸波士顿附近的哈佛校门时已是六月底了。这样从起程到达目的地，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与今天飞机时代“朝发夕至”的情形对比起来，真是有隔世之感。

当时哈佛为了配合战时急需人才的形势，正在推行一年三学期制。在我到达的次日正是夏季学期开始之时，因而也就随即注册上课了。记得首先遇到的是有“美国凯恩斯”之称的汉森(Alvin H．Hansen，1889～1995年)教授，当时他正开了一门他经常开的、也是我当时选修的著名的“财政政策研讨课”，那时的名称是“经济分析与财政政策”。第二位遇到的是列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1906～1999年)，因为我选了他开的“经济理论”课。他是俄罗斯人，当时还是副教授。他每遇到刚从中国来的学生总会问：“你认识陈先生吗?他的近况如何?”中国的陈先生太多了，如果不是早来的好心同学事前向我点破，他指的是陈伯庄先生，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原来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到了基尔(Kiel)大学做研究工作，陈伯庄先生奉当时铁道部部长孙科之命，组织了一个欧洲考察团到基尔大学参观。两人偶然在该校的餐厅相遇，结果相聚甚欢，陈先生就请他到铁道部担任顾问一年，后来他转赴美国也是从’上海前往的。所以他总是忘不了这段中国情。他那时在哈佛课余从事投入产出(input．output)研究，极有成就，后来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一个学期以后，他这门“经济理论”就由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接替，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在我们哈佛同学中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两位，一位是英国剑桥的凯恩斯，另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他就是熊彼特。现在我要亲聆这位先生的教诲了，自然感到非常荣幸。记得就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我从教室的窗口望见一位衣冠楚楚、中等身材的绅士，在校园中漫步走来，进入我们这间坐满了男女学生的教室以后就上讲台，稍解其衣帽，笑容可掬地开始他的讲解。这应该就是熊彼特教授吧。的确，他就是熊彼特，因为他满口维也纳腔的英语就是他的特色，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我听来，他这种英语比起列昂惕夫带着俄罗斯腔的英语还要难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再多读读他发下的那份“阅读资料一览表”(reading list)的一些资料，也就渐渐能勉强应付了。后来我还接着在下学期选了他的一门“研读课”(reading course)。所谓“研读课”是哈佛专为研究生开的课程。在这一课程中，规定指导教授每周要定时与学生会晤一次，学生可提出各种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向老师请教，教授则予以解答，或指定与此问题相关的读物由学生自行研读。因此，在我当时的哈佛教授中，熊彼特是我比较接近的一位。这样自然也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不过，就熊彼特自己所创的理论来说，我能从中学到的实在很少，因为他在课中一向不提自己的理论。当有人问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表示：“我所有的意见都已在所著的作品中发表了，大家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同时，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也不过是一年而已，再加上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从战时中国前来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学术素养非常浅陋，自然也不能从与他交谈中得到很多启发。因此，大家都知道，在熊彼特的教导下曾培养了许多卓越的经济学家，有两位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不要忘记也有些像我这样平凡的人物。

现在如果说我对于熊彼特的理论稍有了解，那大多是我在离开校门不久以后即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过程中自行习得的。我想，大学的专职教授都会体会到，所谓教书实质上就是读书，如果不事前读了些书是无法教好书的。古人说教学相长，真是至理。现在我担任这项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数年前虽在名义上是退休了，但这不过是减少我上课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所以，这数十年来我的确读了很多书。在这里，自然不以有关熊彼特思想与见识的书为限，实际上在1950～1975年间，凯恩斯思想与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我在这方面所读的书还比较多。但无论如何，熊彼特的理论毕竟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遗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更为确定无疑，因为自1975年以来，凯恩斯思想的光芒已逐渐消减，而熊彼特的理论又被忆及，并渐有起而代之的趋势。因而，最近几年来，讨论熊彼特的著作就日益增多，尤其是对熊彼特的生平及其经历，过去大家所知有限，最近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出版。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但不时重读熊彼特的旧著，同时也读了很多这些关于他的新著。本书之作，可以说就是我近年来读了这些新旧著作后的一篇读书报告。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要感谢台湾大学、中华经济研究院与台湾经济研究院提供了可以让我这样工作的环境、图书与设备。没有这些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

施建生

2005年3月5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