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出身和他在教会中学的学业对他的性格的形成起什么作用？斯大林做过沙皇警察机构的暗探吗？斯大林怎样进入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列宁想卸去斯大林手中的权力吗？……著名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在大量证明文件与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揭开了斯大林的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个谜团。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不在伟人传记的模式框架之内，更使人耳目一新！不在伟人经历的历史真实之外，却让人拍案称奇！

斯大林两部曲的第一部。著名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在大量证明文件与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揭开了20世纪最杰出和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的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个谜团。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出身和他在教会中学的学业对他的性格的形成起什么作用？斯大林做过沙皇警察机构的暗探吗？斯大林怎样进入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列宁想卸去斯大林手中的权力吗？作者考察了斯大林在政治上的“进化”过程，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总是在国家处于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时刻领导这个国家。

有可能猜破斯大林之谜吗？（代序）

第一部　格鲁吉亚的儿子

　　第一章　斯大林是否隐瞒了他早年生活的真实情况

　　第二章　幼年从哥里得到的遗产

　　第三章　“我们的父亲从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

第二部　在生活的十字路口

　　第四章　宗教活动领域

　　第五章　通向诗坛的小道

　　第六章　离开神殿，走革命道路

　　第七章　科技工作

　　第八章　“实现既定目标的不可战胜的志向”

第三部　革命的大学

　　第九章　学习的开始

　　第十章　“基督履海”

　　第十一章　第一件独立的工作

　　第十二章　无自由生活的考验

　　第十三章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吗？

　　第十四章　斯大林的导师

　　第十五章　在第一次革命风暴年代

　　第十六章　斯大林与“没收行动”

　　第十七章　革命事业中的帮工

　　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政党内“巴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十九章　毕业论文

　　第二十章　穷乡僻壤的传说和故事

　　第二十一章　革命事业中的师傅

　　第二十二章　如何拯救党于危亡

第四部　国内战争的“军事学院”

　　第二十三章　革命政权的负担

　　第二十四章　在察里津前线

　　第二十五章　在混乱的国内战争中整顿秩序

　　第二十六章　保卫彼得格勒

　　第二十七章　歼灭邓尼金的军队

　　第二十八章　进军波兰

　　第二十九章　在国内战争“军事学院”里学到的东西

第五部　在苏维埃的奥林波斯山上

　　第三十章　斯大林如何“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第三十一章　列宁的“遗嘱”

　　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

　　第三十三章　斯大林接受列宁的遗产

　　第三十四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第二次搏斗

　　第三十五章　反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

　　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

　　第三十七章　在“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战线上

　　第三十八章　对国家进行革命改造的方针

　　第三十九章　“谁在那里迈右腿”

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代结束语）

斯大林对孩子的爱不限于自己家庭的范围。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道，“在他的别墅的墙上出现了放得很大的孩子的照片——一张是一个滑雪的孩子，另一张是一个站在花朵盛开的樱桃树旁的孩子”。他的警卫员雷宾和弗拉西克说，斯大林看见一群孩子，常常把车停下来，让他们上车和自己一起兜一会儿风，然后在路旁的售货亭里买糖果给他们吃。据弗拉西克说，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停车与偶然碰上的小孩子们谈话。这样的谈话很可能是由对在格鲁吉亚度过的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回忆引起的。

斯大林大概由于记得儿时的伙伴，便鼓励建立和发展少先队组织。1924年5月，他在党的十三大上所作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中特别谈到这个问题。虽然少先队组织吸收了国外儿童组织(例如童子军组织)的许多经验，然而这种把有益的生活技能的学习不仅与各种竞赛而且与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的全民族的儿童组织，世界上过去还未曾有过。在斯大林时代，形成了一种少先队生活的特殊方式，而童年过少先队生活成为苏联所有孩子的共同选择：形成了少先队传统，举行队会和营火会，各地有少先队员之家和少年宫，举办少先队夏令营和各种竞赛，有各种庄严的仪式和歌曲。斯大林可能认为，孩子在少先队生活中会装成大人那样，模仿成年的英雄，如同他和他的朋友们过去模仿人民英雄明季亚以及卡兹别吉和恰夫恰瓦泽小说中的人物那样。

与此同时，少先队组织是作为苏维埃人政治意识形成的准备阶段而成立的，接着是加入共青团，然后再加入共产党。佩戴红领巾的孩子，是作为苏维埃国家及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继承者来培养的。

看来斯大林在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止一次地回到自己童年的理想、价值观念和关于世界的理解上来，因此他试图把这一切移植到伟大的苏维埃强国的土壤里，这些东西在新的土壤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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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猜破斯大林之谜吗?

又是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难道已有的书还不够吗?对此说法可以表示不同意,因为对这个人物的研究很难说已接近于完成了,而他在刚过去的世纪的各种事件中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20世纪的许多秘密,其中包括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的秘密,还没有猜破,因此对上世纪各种事件的评价暂时还不能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定论。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点:对许多在世界历史上起过同样重要的作用、但生活在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时代的著名国家领导人的研究至今没有中断,而且在对他们的活动的评价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共识。对他们的生平的研究常常引起以前的观点的改变,并使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时代的认识有所深化。

的确,我的许多同胞深信,有关斯大林的一切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是这样吗?对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整个苏联历史已是与现在并无多大联系的遥远的过去。虽然斯大林时代离开现在仅仅只有半个世纪,但是在这个非常短促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精神价值、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经常可以遇见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斯大林生活在哪个时代。一个年轻人在回答电台记者提出的“是谁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是斯大林。”而在一个州的首府举行的斯大林半身塑像揭幕仪式上,电视台记者听见一个年轻人说,斯大林大概生活在18世纪。

也许年龄较大的人不会像年轻人这样无知而对斯大林有深刻的和正确的了解吧?对此也可表示怀疑。第一,应当考虑到在斯大林时代生活过的人已愈来愈少。第二,他们的记忆力愈来愈差。第三,他们的“关于斯大林的回忆”通常是那些与事实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很不可信的童话故事的转述。而与此同时,这些日渐衰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们知道的事愈来愈深信不疑,因此愈来愈不容反驳地讲述这些事,而没有发觉其中所包含的极其荒谬之处和错误。我们不应忘记,亲眼见过和了解斯大林的人已经很少了。斯大林在世时,这样的人就不多。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不过,就是他们在进行回忆时也不是任何时候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说得很准确的。

如果读一读1941年6月21日和22日这两个紧张的日子里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为数不多的人写的回忆录,就不难相信这一点。这两天充满着一系列决定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深深铭刻在当时所有苏维埃人的记忆里,那些掌握管理国家的大权的人似乎是应该记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的回忆应该是相似的。然而我们发现,每一个回忆录作者对这些事都各说各的,而文献资料证明,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严重的失实之处。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里写道,6月21日晚他同他的第一副手(指当时的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宫里来见斯大林,向他汇报一个德国投诚者提供的情报。“斯大林一个人接见我们。显然他很放心不下。他问道:‘这个投诚者会不会是德国将军们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铁木辛哥回答说:‘不会的。我们认为这个投诚者说的是实话。’这时,政治局委员们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从朱可夫接下去的叙述来看,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会议到半夜才结束,因为他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后做了这样的记述:“天早就黑了。6月21日这一天快要过去了。”想必在朱可夫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时,“大约在6月21日夜间12时基辅军区司令М.П.基尔波诺斯……通过高频电话报告又有一个投诚者……一切都说明,德军正在向边境逼近。我们于夜间0时30分向斯大林报告了此事”。

当诗人和政论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给莫洛托夫读了朱可夫的这段叙述后,莫洛托夫便起来反驳说:“不准确,说得不对。”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周围的人的活动是这样的:“6月21日晚我们在斯大林的别墅里一直待到10点多至11点多。也许甚至还看了电影……然后散了……”在这之后“朱可夫打来了电话。他没有说战争开始了,但是说国境线上发生了紧急情况。或是遭到了轰炸,或是得到了别的令人不安的情报。完全可能,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但是形势已极度紧张,总参谋部认为必须开会讨论。至少在夜间两点左右我们已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叫来了”。

米高扬在他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书中对6月21日到22日夜发生的事作了另一种叙述。他说:“21日,星期六,晚上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们聚集在斯大林的家里(不是像朱可夫说的那样,在办公室里,也不像莫洛托夫说的那样,在别墅里。——作者注)……突然来了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他们说,刚刚得到了一个投诚者的情报,说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4时越过我们的边境。斯大林这一回也对情报表示怀疑,说道:‘这投诚者会不会是他们为了挑起冲突专门派来的?’……我们大约在6月22日凌晨3时才散……”

而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簿6月21日晚所作的客观的记载证明,所有这三人的回忆都不准确。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在战争开始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不是像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所说的那样,在斯大林的别墅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家里,而是像朱可夫所说的那样,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时间一直延续到23时。同时与朱可夫的回忆相反,当时斯大林不是一个人,除他之外,办公室里还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和三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萨福诺夫也在场。朱可夫不是同瓦图京和铁木辛哥一起来见斯大林的。瓦图京根本没有来,而铁木辛哥在朱可夫到来前就在斯大林这里了,但是从办公室里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和朱可夫一起进来。同朱可夫一起进来的还有布琼尼。一个小时后,梅赫利斯也来了。米高扬也与他自己的回忆相反,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提到的斯大林关于投诚者的话,很可能取自朱可夫的回忆录。

与战争开始有关的事,写法也各不相同。从朱可夫的回忆录来看,斯大林是从他那里得知战争开始的:这位大将在凌晨4时左右给斯大林打电话,告诉他德国空军轰炸了苏联的一系列城市。朱可夫写道:“我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不语。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我问:‘您听清楚我的话了吗?’他还是没有说话。最后斯大林问道:‘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朱可夫回答道:“正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于是斯大林命令他:“您和铁木辛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来。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叫他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请来。”

朱可夫接着写道:“……凌晨4时30分,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到齐了。我和国防人民委员被请进了办公室。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桌旁,手里握着装了烟丝的烟斗。他说:‘应当立即给德国使馆打电话。’德国使馆回答说,大使冯·舒伦堡伯爵要求接见,他有紧急的事需要告知。于是便让莫洛托夫去接见那位大使。这时第一副总长瓦图京报告说,德国陆军在进行猛烈的炮击后已在西北和正西方向的许多地段发起进攻。过了一些时候,莫洛托夫快步进了办公室,他说:‘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斯大林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出现了长时间的、难堪的沉默。”

而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说,政治局夜里开会时,“在夜里2点到3点之间,舒伦堡给我的秘书处打电话,而我的秘书处打电话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说德国大使舒伦堡要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是我从斯大林的办公室出来,回到我自己那里去,我们住在同一座楼和同一层,但在不同的地段……政治局委员们仍留在斯大林那里,而我去自己的办公室接见舒伦堡——这只要走两三分钟就到了……我是在两点半或3点钟接见舒伦堡的,我想,不晚于3点钟。德国大使在德军发动进攻的同时递交了照会。他们的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看来这位大使得到指示在预定时间要求接见,他知道战争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点我们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是在3点钟之前到达的。朱可夫说他们是4点钟后才来的,他有意把到达的时间说得晚一些,是为了使它符合自己的时间表”。这就是说,是莫洛托夫在接见舒伦堡后第一个向斯大林报告战争爆发的。

然而苏联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Г.А.库马涅夫的谈话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是这位海军上将第一个向斯大林报告战争开始的。根据库兹涅佐夫的说法,他在接到德国飞机3点07分轰炸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消息后,“立即拿起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战争开始了。几分钟后马林科夫给我打电话,问道:‘您可知道,您这是报告了斯大林?’‘是的,我知道。我报告战争开始了。’”

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说他是如何和从谁那里得知战争开始的。他断定说,夜间的政治局会议在3点左右结束。散会后他回了家,“一个钟头后有人叫醒我,说:‘战争开始了!’于是政治局委员们又重新聚集到斯大林那里,宣读了关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遭到轰炸的通报”。

然而6月22日头几个小时的来访者名单又一次没有证明朱可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对事情的说法属实。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第一,朱可夫不只是同铁木辛哥一起来的,与他同来的还有他没有提到的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第二,政治局委员中出席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后二人是同军人一起同时来到办公室的。第三,莫洛托夫在12时05分到中央电报局向全国宣布战争开始前,并没有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莫洛托夫在这次讲话中说,舒伦堡是在5时30分(而不是像他对丘耶夫所说的那样,在夜里两点半或3点钟)递交宣战的照会的。可作这样的推测,莫洛托夫在接见舒伦堡后立即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但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他接见舒伦堡的时间要早一些,并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照会的内容。

同样也很清楚,尽管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回忆时那么说,但是夜里根本没有开过政治局会议。米高扬说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当他在夜里大约两点钟一得知战争开始后又“立即”来到克里姆林宫,实际上他是在7点55分才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的。

登记簿的记载也没有证实朱可夫的下列回忆:“早晨9点我和国防人民委员来到克里姆林宫。过了半个小时斯大林接见了我们。”从记载来看,朱可夫6月22日同铁木辛哥和瓦图京再次待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时间是从14时到16时。朱可夫则断言,“6月22日大约13时左右斯大林给我打电话”,在这之后不久,朱可夫并不是去克里姆林宫,而是离开了莫斯科。

如果这些重大的和不寻常的历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回忆尚且如此不一致和不准确,那么又能指望远离这些事件以及斯大林时代的其他事件的人讲出什么来呢?然而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灌输到社会意识中的关于斯大林的知识不准确。这些知识照例都是一些极端简单化的、因此是歪曲历史真实的老调,常常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斯大林生前被变成神话化的形象,这形象虽不真实,但是符合赞扬苏联的成就的要求。甚至斯大林的照片也进行精心的修饰,而画像上的他佩戴着他从来不佩戴的勋章。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出版的书中找不到苏联历史上有任何阴暗的东西,斯大林的国务活动也同样被描绘成接连不断的正确无误的决定和行动,而“伟大的”和“天才的”之类的修饰语经常伴随着他的名字。关于斯大林的主要文献资料是他的《传略》,其中所写的他的一生的事迹担负着证明1917年革命前和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美无缺的使命。这些用来进行宣传的说法,尽管非常简单化,但是对群众的意识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促使一种固定观念的形成,把他看做一个以其天才引导苏维埃人前进并创立前所未有的功业的超凡的人。

而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后,国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版过一本讲斯大林的书。在这次党代会上,第一次发出了严厉指责他的声音。而谴责他的是那些不久前千方百计地颂扬他的人。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这种看法被一股劲儿地注入到社会意识中,同时有意回避他的生平和活动中的许多事实,这只能使他的形象进一步遭到歪曲。

不错,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国内发表了不少回忆录,苏维埃国家的各个不同的著名活动家在其中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的交往,但是这些个别的描述构不成关于这位领导了我们国家三十年之久的领导人的完整印象。除此之外,西方宣传机构在“冷战”时代所散布的关于斯大林的说法是与这些回忆相对立的。这一时期西方出版的斯大林的传记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是在一种对我国充满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的影响下写的,我们国家被看做“恶的帝国”和在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过程中要加以消灭的对象。苏联领导对斯大林的含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评价以及西方宣传机构散布的与它对立的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使苏维埃人觉得当局隐瞒了与斯大林有关的“骇人听闻的秘密”。

80年代末,对斯大林的有意回避变成了一场在“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骇人听闻的秘密”的旗号下吵吵嚷嚷的反斯大林运动。批判斯大林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国家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几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所有赞成“改革”即赞成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把斯大林说成是罪恶的产物的材料。虽然这场运动目的在于保证某些政治力量取得胜利,但是许多人觉得这场运动主要的是为了寻求历史真实,因此对它的回忆在千百万人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的变化反映了政治局势的动荡这一点,可由斯大林的著名“揭露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书来证明。这位将军兼史学家在其1990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里,痛斥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背叛者。书中说,“对俄国革命来说极为不幸的是,历史违背列宁的意志和未来的利益选择了斯大林——这是官僚制度和恐怖的‘歌颂者’和‘创造者’的理想人选……斯大林愈来愈背离列宁的思想……这个独裁者对列宁主义作了自己的解释,犯下了反对思想的罪行……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经过斯大林的‘改造’便丧失了”,等等。

然而总共只过了四年,这位将军兼史学家写了新的两卷本著作《列宁——政治肖像》,这一次他抨击了列宁,说列宁是“完完全全的反人道主义者和反民主主义者”。沃尔科戈诺夫写道,列宁的“反抗精神”“没有止境,不愿局限在民族的范围内,完全不作道德上的考虑……列宁不仅打算以自我焚烧来焚毁自己的灵魂,而且打算焚毁整个人类文明……他准备牺牲掉俄罗斯人民的一大部分,只要在这废墟上留下的人能活到全世界大火的燃起就行”。这么说来,既然斯大林反对列宁和背离了“列宁的思想”,那么他做的就是好事了。沃尔科戈诺夫大声给斯大林作出的判决在宣判四年后就失去了意义。显然,沃尔科戈诺夫以前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纯粹是从政治上的考虑作出的,与历史真实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承认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那么就可合乎逻辑地说明为什么在这时期只有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才能领导国家。于是斯大林被说成是全世界的恶的体现。例如,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总结根据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公布的材料撰写的斯大林传记时宣称:“很难找到比斯大林更坏的现象和更可恶的人了……斯大林是一种与人类和现实发生冲突的十分活跃的力量的体现,他像那个只部分地具有人的特点的特罗利(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的神人,多半是巨人,通常与人为敌),或者像从另一个星球或从另一个其中起作用的是另一些物理学定律和道德规范的空间来的恶魔。这个人物企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整个人世间。”然而把斯大林描绘成苏维埃制度具有的反人类的破坏力量的体现貌似“合乎逻辑”,实际上以不能允许的方式有意避而不谈那些能证明斯大林时代进行的创造性工作的无可争辩的和令人信服的事实,不谈苏维埃国家和斯大林本人对消灭20世纪最大的破坏力量——希特勒主义——所作的贡献。

为了塑造斯大林的虚假形象,必然要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这一点在关于斯大林的许多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中表现了出来。看来了解真正的历史会对这些作者有所妨碍,因此他们并不努力地去了解过去的事实,读一读他们的著作就不难相信这一点。忽视历史事实,成了最近十年的大多数反对斯大林的著作的一个典型特点。有时甚至单从他们的书中发表的一个看法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些作者对历史的极端无知。

大家知道,甚至单凭一句话就可证明说话的人不知道他所说的事情。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短篇小说《泽伦斯基女士和芬兰国王》的主人公勃鲁克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现他的音乐学校的同事泽伦斯基女士在接连不断地写自己生活中的往事。然而他很久未能揭穿她,直到她说了以下一句话:“有一次,当我站在糖果点心店前面时,芬兰国王坐着雪橇从街上过去。”勃鲁克先生知道芬兰是共和国,便得出结论:“这个女人是病态的撒谎者,这个情况说明了她的全部行为。”勃鲁克于是明白了,泽伦斯基女士从来没有去过芬兰。

在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书(中译本改名为《斯大林秘闻》)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事实错误。他断言朱可夫是战争年代的国防人民委员,就这一点就可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位剧作家在动手写这部历史著作时,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第一,这一错误证明,作者不知道朱可夫这位最杰出的苏联元帅在战争时期是干什么的;第二,由于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是斯大林,那么很清楚,作者没有花点工夫了解一下他书里的主角在其一生中的最重要阶段和苏联历史上的最紧张时期做了些什么;第三,拉津斯基的说法表明,他根本没有摸过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文集——《论伟大的卫国战争》,从来没有见过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大量命令,而如果不知道这些命令,既无法了解战争进程,也无法了解斯大林在这些年代的活动。“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这句话暴露了拉津斯基对苏联历史的无知,正如“芬兰国王”这一说法暴露了泽伦斯基对芬兰这个国家的不了解一样。

小有名气的维克多·列尊可作为无视历史事实的另一个例子,此人用笔名“苏沃洛夫”写书,固执地重复着当年戈培尔宣传的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准备背信弃义地进攻德国。列尊在他的书里说,苏维埃政府为了准备世界革命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消灭了千百万人,但是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对我国发动进攻,出色地打破了这一计划。列尊在他的许多书里把从事跳伞运动的苏维埃人变成了职业的空降人员,把他们的人数增加数百倍,以证明“苏联侵略”德国的准备工作规模之大。他对苏联坦克名称的缩写提出异想天开的解释,目的在于证明这些坦克是专门为在西欧公路干线行驶而制造的。他对许多苏联统帅的片言只语作任意的曲解,使之与红军打算进攻德国的说法相符合。列尊的这些和那些臆造曾不止一次地被揭露,加布里埃尔·戈罗杰茨基在《<破冰船>的神话》一书中就这样做过。

与此同时,列尊对苏联历史、对苏联领导人的活动和他们的思想政治观点(他曾大胆地进行评述)的无知,在他的《净化》一书的以下几句话里暴露出来:“1927年是十月变革的十周年。顺便说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想出了和第一次使用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术语。在1927年之前,1917年10月的事件只正式地称为变革。”从这个说法中可以清楚看出,列尊完全不了解苏联历史,他那么放肆地议论列宁和斯大林,却没有读过他们的一本书,否则他就会知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一两个小时就称1917年10月25日(俄历)发生的事件为“革命”,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伟大十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术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从1917年底和1918年初就开始经常使用(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称这一事件为“十月变革”)。列尊的无知使他便于编造明显的谎言,因为有了某些历史知识能妨碍他毫无节制地发挥他的想像力,正如缺乏地理知识有助于泽伦斯基女士编造她见到芬兰国王的故事一样。

还有一个完全无视历史的显著例子,这就是一本叫做《斯大林的情人的自白》的书。这本书据说是经一个叫“伦纳德·根德林”的人加工的大剧院女独唱演员В.А.达维多娃的回忆录的英译本。书的一开头就说,1932年春在大剧院的政府包厢里与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一起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这时这四人已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构,因此不可能坐在政府包厢里),显然,该书作者对党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在读到书中说女主人公在索契海滨浴场“埋进沙里”时就可看出,作者又与地理发生了矛盾,他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南方城市的浴场是由卵石铺成的。

如果读者真的对斯大林“什么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应该不接受像拉津斯基和列尊的书那样的以想像为基础的作品。然而笔者根据切身体验知道,许多读者在谈论斯大林及其时代时,往往从这些和类似的著作中汲取主要的论据。“根德林”似乎也模仿泽伦斯基女士利用了雪橇,说马林科夫常用它把那位大剧院歌剧女主角从追求她的帕斯捷尔纳克、皮利尼亚克、维辛斯基、图哈切夫斯基、亚戈达、季诺维也夫、贝利亚和斯大林那里拉走。可是许多读者仍相信这本书,他们认为“作者大概知道一些什么事”。显而易见,几十年来使劲给群众的意识灌输关于斯大林的粗俗看法,并没有白费力气。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类书籍的印数大大超过С.谢马诺夫和В.卡尔达绍夫、В.索洛维约夫和В.苏霍杰耶夫等人用与沃尔科戈诺夫和拉津斯基完全不同的观点写关于斯大林的书的印数。

就连那些对斯大林进行了批评、但是利用了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客观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材料的作者的书,与不学无术的人写的骗人的书相比,在图书市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库马涅夫在其写伟大卫国战争的《功勋与伪造》一书中对斯大林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了他的正确的行动和错误,这本真实的书只印了一千册。而列尊的几本书印数达数百万册。这么说来,读者阅读列尊的书和接受他的无知的谎言的机会,要比他们从库马涅夫的那本无情地批判了《破冰船》的神话的书中得到知识的机会多几千倍。

虽然叶夫根尼·格罗莫夫的《斯大林:权力与艺术》一书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拥护斯大林的(作者经常不断地谈到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它的作者给读者提供的是关于斯大林的文化观点、他的趣味和在这方面的政策的极有意思的和独特的材料。然而读者读到这本书(印数为五千册)的机会,也只有“根德林”的那本印了十万册的令人愤慨的粗制滥造之作的二十分之一。

关于斯大林的质量低劣的和浅陋的作品是通过覆盖面达数千万人的新闻媒体的宣传得到普及和广泛流传的。主要的电视频道搞了宣传列尊捏造的谎言的一整套节目,电视、广播、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支撑着已形成的关于斯大林的神话,使人觉得这些神话是毫无疑义的和无可争辩的。

报刊接连不断地发表材料,重复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即“痛苦的童年”使斯大林变得冷酷无情,决定了他的“很坏的”性格。材料中说,“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残酷无情”,斯大林参加了革命党,入党后主要进行抢劫和搞恐怖活动。“人所共知”,斯大林的不择手段表现在他在从事革命地下活动的同时,又为沙皇警察效劳,向他们出卖了同属布尔什维克党的同志。又是“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残酷无情和毫无原则帮助他爬到了党内的最高岗位,而在党掌握政权后,又占据了俄罗斯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同时也“清楚地知道”,斯大林与领导苏联的同事们相比,显得缺乏学识、爱妒忌和贪权,善于掩盖自己的令人讨厌的性格特点,骗取了列宁的信任。然而列宁彻底揭露了他,并在《给代表大会的信》里建议把斯大林撤掉,但斯大林又一次骗过了党,被留在国家的领导位子上。(不少人深信,斯大林力图阻止列宁这样做,毒死了他。)后来,“谁都知道”,斯大林用阴谋诡计除掉了党的所有最有才能和最出色的领导人,一个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斯大林走向权力的道路的这种描述,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的理查三世和其他暴君的形象相似(虽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位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塑造的这些形象正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

看起来把斯大林描绘成戏剧中的暴君和拦路抢劫的强盗的作品的作者,遵循的似乎是果戈理在《死魂灵》中用讽刺的语气提出的建议:“你只要随手把颜料涂到画布上就行:一双漆黑的灼热的眼睛,下垂的眉毛,皱纹纵横的前额,搭在肩上的黑色的或火红色的斗篷,于是肖像就画成了。”同时很明显,这肖像可以完全不像所画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可以对“众所周知的”斯大林的形象的可信性表示怀疑。斯大林是否从小就对全世界的人冷酷无情?说他的革命活动主要是抢劫银行,这是真的吗?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当中是否特别显得愚昧无知、令人厌恶和过分地渴望得到权力?列宁是否曾想摆脱掉斯大林?斯大林战胜了他的政敌,是否由于他采取了他的知识分子对手们不善于采取的阴险狡猾的行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必须看清斯大林的真正面貌,不搞丑化他的真正特点的或把他当做英雄加以美化的“修饰”。果戈理不主张对浪漫主义的英雄或恶棍作公式化的描写,提出应揭示出人的性格中“最难以捉摸的特点”。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强调指出,“当你让所有细微的、甚至几乎看不出来的特点在你面前显现时,应该高度集中注意力”。

为了照果戈理的建议去做,应当认真地考察斯大林的生活道路,而斯大林在他的批判者的作品中是作为从鼻烟壶出来的魔鬼或从黑洞洞的宇宙空间来到我们星球的外星人出现的。确实,在研究斯大林的生平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甚至即使采取最无成见的态度,要揭示他的个性也不容易,因为缺少许多文献资料。关于斯大林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资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他几乎有二十年的时间处于地下、待在流放地和监狱里,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可能把与他一生中这一相当长的时期有关的物品或材料保存下来。而且他销毁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给他的信件,而那些人也销毁了斯大林写的信。

斯大林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后的那个时期,文献资料也很缺乏。在苏联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委会、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总参谋部等)开会时,通常不做速记记录,有时这些会议甚至不作简单的记录。

再说斯大林既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留下日记。虽然他在私人谈话中常常回忆往事,但是通常都没有记录下来。他在正式的讲话和谈话中,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提到自己过去的某些事实,可是又常常弄错日期。由于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的私生活,就连他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他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例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恰达耶夫在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了几年后,才偶尔地得知斯大林收藏手表。关于他这惟一的“爱好”照例是不张扬的。因此斯大林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更不用说以后的几代人了。所有这些情况增强了他这个人物的“神秘性”。

与此同时,不能抱怨缺乏有关他的生平和活动的证明材料,而这些材料是能帮助我们形成对他的明确看法的。虽然斯大林参加的各种会议没有记录,但是保存下来了他个人作出的大量决定。有时他的命令和指示是口头的,但是执行的结果显而易见,因此也可进行分析。他的个性特点表现在他的大量著作中,他总是亲自动手写这些著作,不求助于“讲稿执笔人”或其他助手。他的思维特点和文字风格反映在这些著作的词汇及其格调中。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杰出作用,使得与他的任何交往都作为最重要的事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这些人常常回忆这件事,并进行仔细的分析。虽然回忆录作者许多事情讲得不准确,而且他们的评价是主观的,但是不管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在他们的印象里可以发现不少相似之处,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固定的性格特征和行为特点。

既然斯大林长期在人们当中生活和工作,那么他的性格是在他周围的人的影响下形成的。康奎斯特说什么斯大林是“没有根基的人”,可是与他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斯大林与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属于自己的人民,属于自己强大的国家,属于自己一代人以及一定的社会阶层和一定的政治运动,这一点反映在他的意识的性质、行为的类型、思想观点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之中。与此同时,斯大林作为社会的领导者的活动,通常反映的主要不是他的性格特点和个人的欲望,而是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具体条件,因而这对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影响斯大林成长的因素的多样性,在他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中表现出来。这一情况产生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矛盾。然而只有在我们考虑到他来自人间并与人们一直有密切联系,而不是试图把他与人类隔离开来,变成神话人物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性格特点变得比较可以理解。

与此同时,斯大林成为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这一点,不能只用他的“社会典型性”来解释。他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这也说明与他的会见为什么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显然,“社会典型性”与独一无二的特点的结合,使得许多代表着强大的社会力量的人士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当时最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猜破斯大林这个人物之谜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接近于揭开20世纪的许多秘密,正确认识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