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理论架构，将中国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溶入其中，从而对中国进行严谨的分析。全书从早期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开始，逐渐将考察点转移到亚洲人所写的历史中，同时探讨了汉学知识的西方基础，最后关注中国内部经济转变的动力，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经济体系转变中的关系。全书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关系进行了探索，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

序言

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著

古伟瀛 译

这本书本身有它漫长且复杂的历史。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视野上观照，针对欧洲与中国两方诠释中国的过程加以处理的原创构想，系承自李约瑟，他在1995年以94岁高龄过世。李约瑟在众多严肃地以中国历史来质疑有关欧洲史及世界史的诸多预设之西方学者中表现不凡。他以自己所致力之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业绩，来肯定中国对世界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的贡献。他想要去理解为何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曾较为先进，但却在16世纪以后为欧洲的“现代”科学所比了下来，因此他要从历史上重新建立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原有的传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消极方式呈现其问题意识，即：“为何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只出现在欧洲?”但他不久就扩大了他的探索方向，并以较为积极的形式提出：为何中华文明在16世纪以前，“获取自然界知识及将之应用于解决实际生活上人类的需要两方面都远较西方文明有效率?”中华文明在16世纪前的优越与欧洲文明在16世纪后之优越，这两者间的差别，李约瑟相信并非文明的天赋所致，正如他那一代人与其前辈所如此地认为，乃因形成两个社会的环境间的差异所致。在李约瑟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欧洲业已经历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的转化，而中国却并未发生这些转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物质生活组织所产生的诸种因素，而此乃当今学者才开始分辨出来的问题。

李约瑟相信：若要发展出一套令人满意的、关于中国科学历史进程的解释，则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方有可能。而他选定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分册，作为这套丛书中处理这一问题的场所。李约瑟七十多岁时，开始觉得其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承诺将使他自己无暇完成此项工作，于是他安排第七册的其他几位协同执笔者由不同的角度探索此一议题，亦即将中国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比较，这一议题白馥兰(Frarlcesca Bray)在她所执笔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农业部分的分册也有处理。在1977一1978年，李约瑟安排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与卜正民(Timothy Brook)参与第七册执笔，题目则是个别探讨欧洲与亚洲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3]李约瑟承认这两个题目对他个人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在1983年，李约瑟邀请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检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环境，用以建立一现代人对欧洲历史发展之特色的最佳理解。由于在1990年代初编辑第七册我们执笔的部分时发生预料之外的困难，导致这一部分取消。我们之后怀着抱歉之意，决定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架构之外发表我们的成果。为增广这本书的视野，我们邀请王国斌与白馥兰两位参加章节执笔，这将有助于完成这本书所试图描述的知识轨迹：开始于欧洲的独特性，而终结于中国的特殊性。

我们要感谢这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对这本书各章节提出意见的以下诸位：他们是：Martin Bernal，Joshua Fogel，Dieter Kuhn，Kenneth Pomeranz，Elinor Shaffer。对于在这本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所给予支持的下列人士，我们亦致感谢之意，他们是：剑桥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历任馆员们，在最后阶段中制作原稿与进行校对的hxdgard DeDecker，还有Richard Fisher(由于他的协助，我们才有将作品交由剑桥大学出版的荣耀与愉悦)。在最后，我们想保留我们最终的感谢给彼此对方。当我们开始我们为完成现在这本书的曲折之旅时，我们并不知道完成这趟旅程所需的漫长时间，以及在途中将产生的友情关系。我们但愿李约瑟仍然在世与我们分享这份喜悦，如果他仍然在世，他必然会的。

谨识于1998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