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马克思强调的是应该首先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改变其分配方式的话，那么，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马克思会以另一种方式告诉他的读者：“不关心分配问题，也同样是根本错误的”。

本书所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应该特别关注分配问题。如果说所谓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完全属于企业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至少国有企业的分配问题是我们不能不重视和不能不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引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企业增量财富的分割问题，并且依据这种理论找到了企业增量产权分割的量化方法。

本书是一本专门研究财富分配问题的著作。与传统的分配理论不同，作者所关注的是企业增量产权的分割问题。作者在书中引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企业增量财富的分割问题，并且依据这种理论找到了企业增量产权分割的量化方法。本书所提出的劳动产权制度在今天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将因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

序1：为企业投资人写的序言

序2：为企业全体劳动者写的序言

序3：为一般读者写的序言

导论劳动产权理论概述

一、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二、劳动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两个不相干的问题

三、“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 

四、关于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第一篇 劳动产权的一般理论

第一章劳动概念的重新解读

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二、活劳动、物化劳动与过去的劳动

三、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

四、维塞尔的劳动分类

五、劳动概念的进一步划分

第二章劳动产权概念的历史回顾

一、什么是劳动产权? 

二、约翰·洛克的劳动产权概念

三、亚当·斯密与劳动产权概念

四、“异化劳动”与劳动产权概念

五、剩余价值学说与劳动产权概念

六、劳动产权概念与利润分享制度

第三章重新认识按劳分配问题

一、怎样理解“按劳分配”

二、三种不同的国有企业分配方式

三、改革开放对按劳分配提出的新要求

四、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

五、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

六、第三次产业革命对分配方式改革的要求

七、按劳分配政策是富民政策

第四章从国家产权到社会产权

一、社会主义——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存在

二、从国家产权向社会产权的模式转换

三、21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走势

第五章从资本到劳动的经济学话语转换

一、从资本到劳动的经济学话语转换

二、风险责任主体缺位带来现代经济学困境

三、劳动产权分割模型与社会主义企业理论

四、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规范社会主义劳动市场

第二篇 劳动产权的结构分析

第六章劳动产权的一般结构分析

一、劳动产权的静态结构分析

二、劳动产权的动态结构分析

三、对企业家概念的重新界定

第七章利息收益

一、不承担风险责任的投资回报等于市场利息

二、利息收益是一种劳动收益

三、利息收益是一种服务报酬

四、食薪者与食利者：谁养活谁?

五、无风险投资回报的分割原则

第八章企业风险与风险劳动回报

一、企业风险是“不可保”的风险

二、企业风险与风险担保制度

三、风险投资与风险劳动回报

四、风险劳动回报的二重性

五、风险回报的“次优先”原则

六、风险回报与风险比例

七、风险回报与协议收入

第九章企业活劳动回报

一、劳动回报中有没有“第三部分”? 

二、活劳动参与利润分享形成活劳动回报

三、活劳动回报的分割原则

第三篇 企业劳动产权的分割与计算

第十章国有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与理想分享模式

一、国有企业劳动产权的症候分析

二、国有企业劳动者产权的实现形式

三、国有企业增量产权的分割与计算

四、国有企业劳动产权的制度特征

第十一章集体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与理想分享模式

一、集体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

二、集体企业劳动产权的实现形式

三、劳动者联合体：集体企业劳动产权的制度特征

四、集体企业劳动产权的理想分享模式

第十二章个人投资型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与产权分享模式

一、个人投资型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

二、个人投资型企业劳动者产权实现形式

三、个人投资企业增量产权分享与计算

四、个人投资型企业劳动产权的制度特征

第十三章公司制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与理想分享模式

一、公司制企业劳动产权症候分析

二、公司制企业劳动产权的实现形式

三、公司制企业劳动产权分享与计算

四、公司制企业劳动产权的制度特征

附录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劳动产权制度设计方案

附录2：横店集团的企业制度创新——对一种“劳动风险”制度范式的个案分析

附录3：欧美国家早期的利润分享制度

参考文献

后记

维塞尔的劳动分类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冯·维塞尔在其1982年出版的《自然价值》一书中，对劳动的具体形式作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他把劳动划分为“普通的手工劳动、较高级的技术劳动和最高级的脑力劳动”(维塞尔，页203)。维塞尔的划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和可以接受的划分方式。

普通的手工劳动即我们所说的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劳动形式。在我们谈到这种劳动形式时，我们会遇到来自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前所述，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简单的体力劳动才可以称得上生产性劳动，其他形式的劳动都不算是生产性劳动。不错，马克思当年写的《资本论》以及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主要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工人阶级，而当时的所谓工人或劳动者，主要指的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传统所谓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即所谓“蓝领工人”，已经或正在成为劳动者中的少数，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部分劳动者的人数会越来越少。以美国为例：美国上世纪50年代有33％的工人在制造业就业，60年代下降至30％，80年又降至20％，90年代中期降至17％以下，有人估计到2005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将下降到12％以下(里夫金，页13)。美国华盛顿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甚至预言，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工人的时代。他这样写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市场和自动生产的新时代。通向接近无工人经济的道路已经在望。”(同上书，页334)就中国而言，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不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在急剧下降(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乡镇企业和向城市流动)，而且传统工业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大量的工人下岗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存在。此外，传统工业的技术性升级使得产业工人的知识和技术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事非技术性劳动的劳动者的人数也在不断下降。

当然，制造业或传统工业从业人数的下降并不意味传统产业的产值在下降，更不说明这个产业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此外，各种先进的或高技术的产业部门也需要一部分从事简单劳动的辅助性劳动者。因此，当我们分析劳动产权时，我们依然把这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作为重要的劳动形式。

维塞尔所说的“较高级的技术劳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和占主要地位的劳动方式。我们所说的信息产业中的劳动主要的是这种技术性劳动。另外，农业和传统工业企业的专家、经理人员、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从事技术性劳动的人员，都属于这类劳动者之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信息产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的今天，这部分劳动者在人数上正在成为全部劳动者中的多数，就全球而言，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人是劳动者。不同的是，这些劳动者的劳动属于复杂的劳动，而复杂劳动也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不仅如此，在计算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时，我们不要忘记了按照马克思讲的，在他们的劳动时间上要乘以一个x，这样才能体现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劳动贡献上的差别，从而公平地计算他们的劳动回报。此外，个人工作绩效的大小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打算放在后面论述。

“脑力劳动”指的是承担企业投资风险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在维塞尔那里，脑力劳动主要指的是企业主的“操心”。为了躲避投资风险，出资人必须进行科学的决策和严格的管理，从而以自己的劳动保证资本金的保值增殖。在这个关于脑力劳动的定义中，至少有三个要素：一是出资人的身份；二是承担风险；三是“操心”，即决策和管理。在今天看来，这个定义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维塞尔没有注意到，投资与风险实际上是可以分离的。即投资者不一定“操心”，换句话说，投资者不一定承担风险。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不承担风险的“操心”也不能算是脑力劳动，只能算是技术层次上的企业管理，即只能算是一般经理人员的技术性劳动。这样，我们就剩下了脑力劳动的两个要素，即承担风险和与承担风险有关的决策和管理。因此，我们把脑力劳动定义为承担企业投资风险的企业决策者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这样的劳动经济学上一般称之为企业家的劳动。英国经济学家J．哈维在谈到企业家的职能时写道：“企业家的职能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协调的任务——调集生产要素并使它们发挥作用；其次是承担风险。”(哈维，页246)这正好就是我们说的脑力劳动的两个要素。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脑力劳动者虽然不一定是企业的直接投资人，但必须具有风险能力。而所谓风险能力主要指的是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对企业投资具有一定比例的风险抵押的能力，这主要指的是物质方面的能力；二是具有保证企业投资保值增殖的决策和管理能力。这就是说，只有具有这两种能力的劳动者才能算是脑力劳动者，也正是因为如此，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回报可能还要在技术劳动的基础上乘以一个x，这样才能体现出脑力劳动与一般技术性劳动之间劳动贡献上的差别，从而公正地计算他们的劳动回报。同样，这个x值的大小完全建立在企业绩效的基础上面。P.25-27

除了对于投资人和企业全体劳动者以外，作者还想在这里向一般读者就本书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本书不是一本专门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而是一本研究财富分配的著作。但是，它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和逻辑的起点。它也不是一般地研究工资、奖金、分红这样一些一般意义上的作为劳动者消费资料来处理的分配问题，而是专门研究企业发展中所谓“扩大再生产”部分的产权分配问题。企业的发展中一般会有一个资产不断增殖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好的企业每年都会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以便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样，企业就产生了一个不断地处于增殖中的资产增量。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企业资产增量的产权问题。

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种研究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几百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润、劳动得到工资”这样一种财富分配公式。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分配公式早就已经出了问题，人们早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着这种传统的分配公式。因此，还是要请求读者对于我们的这种研究的尝试多一点宽容精神。

尤其要请读者原谅和理解的是作者在这种研究中无批判地接收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一般的研究中，我们都知道，有争议的理论和原则是不能作为立论的前提和基础的。但是，也不应该否定，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和历史的研究与简单的三段式不同，它也照样能够证明这个前提和基础本身的正确与否。幸运的是，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公正的原则在今天依然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一般地讲“资本得到利润、劳动得到工资”肯定是不合适的。现代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资本金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它的增量值等于其市场利息(萨缪尔森，1981)。这个量的界定把风险劳动的问题突出了出来，也把活劳动参与利润分享的问题提了出来。风险劳动具有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两种性质：作为物质的风险抵押，它是过去劳动的积累；作为躲避经营风险的操心、操劳与经营管理，它是活劳动。这本身就已经提出了活劳动参与企业利润分享的问题。另外，市场利息和风险劳动收入并不是企业利润的全部，在引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后，我们的结论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也应该各按其对于企业的劳动贡献获取企业的增量产权份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产权制度。

劳动者参与分享企业的增量股权，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分配问题，而是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按照这种劳动产权理论，不论企业起初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随着企业增量产权的扩张和企业风险关系的转换，总是会有一部分财富的产权转移到企业内部的劳动者手中，而且这种转移会在企业中依据各个劳动者贡献的大小、按照不同的比例在企业内部全体劳动者中进行分配。这一点通过我们在书中给读者提供的各种函数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新的分配关系所导致的将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它的特征可能主要地表现为四个方面：(一)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逐渐淡化，剥削关系趋于消失，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劳动者联合体”的特征。(二)企业内部的每一个员工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经营中的风险责任主体。(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和要求将随着职工持股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四)企业的现代公司特征将真正地出现而且将会得到逐渐地完善。由于本书中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作者不再就这方面的内容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论述。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这样说的：“除了上述一切以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1995，卷3，页306)。这是马克思在当时对于拉萨尔派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相信这句话在今天其影响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读者，如果在130年前马克思强调的是应该首先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改变其分配方式的话，那么，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马克思会以另一种方式告诉他的读者：“不关心分配问题，也同样是根本错误的”。就一般而论，生产关系决定着分配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分配关系的改变也会反过来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变。历史的结论可能正是如此。

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应该特别关注分配问题。如果说所谓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完全属于企业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至少国有企业的分配问题是我们不能不重视和不能不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里，理论的滞后带来的是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国有资产的持续不断地流失。况且，政府对于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分配方面的理性的引导都是有义务的。

作者

2005年2月28日

本书的构思与写作历时数年，如果从1996年我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问题算起，那么，有关本书内容的思考与写作已近10年。2002年，中央编译局学术委员会经过专家的推荐和评议，决定对于我设计的有关劳动产权的课题进行资助，时间为2年。这是推动我完成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本书即将刊印之时，我对我的工作单位学术机构的资助表示深深的谢意!在有关劳动产权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央编译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包括研究资料、研究手段、研究氛围等，我的不少同事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有的甚至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我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中央编译局几位翻译和研究《资本论》的资深专家如冯文光先生等，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个课题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和支持，我恐怕不一定有勇气进行这样大胆的研究和探索。本书最后附加的3个附录，其中附录l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究课题中由我执笔的一个部分，这项研究虽然至今还没有在企业进行实施，但是，它仍然具有可供参考的重要的文献价值；附录2是我与浙江横店集团社团经济研究院院长孙是炎先生合写的一篇研究报告，最初发表在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00年第5期，这篇文章放在这里，对于有兴趣研究这个问题的读者也是十分重要的；附录3是美国维斯康辛大学两位学者托马斯·塞瓦尔·亚当斯与海伦·L苏乃尔合著的《劳动问题》(1919)一书中的一章，由我的老朋友齐云山先生的女儿齐小敏女士翻译成中文。我对这些愉快的合作者的慷慨和无私的支持表示敬意!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龙虎先生、韩继海先生和曲建文先生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