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平常的东西，并非历来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想象不到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从十七世纪起，变化的趋势初露端倪，城市与财富 、商业与贸易、革新与发明，凡此种种进展开始动摇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自身——即使基本需求从未改变，生活方式却逐渐发生变革：住房与家具、取暖和照明、衣着及饮食……现代物质生活与消费社会正浮现于历史的地平线上。

本书把哲学和日常生活调和起来，探索那些形成我们日常生活脉络的事物的历史性，从而进一步理解我们和物的关系、以及我们在物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的转变，由平安的、稀缺的、道德的经济逐渐变成旨在追求尘世幸福、相对富足和功利的经济。

引言 物质文化和物质文明/001

第一篇 生产和消费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002

第二章 城市、商业和发明创造/030

第三章 普通消费和奢侈消费/062

第二篇 普通生活

第四章 农村房屋，城市房屋/096

第五章 照明与取暖/130

第六章 水及其用途/168

第七章 家具和物品/204

第八章 服装与外表/242

第九章 面包，葡萄酒，口味/282

结论/321

注释/329

参考书目/357

译名对照表/376

在自然财富及其按惯例加工制作中，很早便出现奢侈和浮华的现象。冰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但是沐浴的历史也很有说服力：“有十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不洗澡!”19世纪中叶米什莱①已经这样说过。人和物品的关系在这里具有另一种意义。“18世纪的经济学家模糊地感到在需要中存在着等级，它引发出财富性质上的差别。”

正常②或实际需要和主观需要，即“舒适和奢侈”，必然需要与奢侈甚至炫耀需要的对立，决定了非常不同的社会惯例和视野水平之间变化不定的界限。它勾画出消费的，同时也是生产和分配的不同领域：如个人有益的消费；多余物品的消费，即“第二类需要”，惬意消费；无益消费，即“第三类需要”，也是最具象征性和社会性的身份标志。从舒适、甚至奢侈的空间看，人们已远离了基本需要，——让我们想一想衣着的情况——人们已经进入通过劳动进行加工和附加值取得胜利的领域，而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未消失。旧的服装工业、旧的服装经济、旧的奢侈品产业在原材料、加工制作和运输方面同时完全依赖自然资源。但与此同时，这些财富越来越脱离原始的状况，朝向奢侈品发展，体现出相互联系的投资额和劳动量。劳动和金钱一样都用于资源和必需品，而且也用于浮华多余的东西。流通的资本比固定资本更为重要，并使商人的作用显得突出——至少直到19世纪中叶，商人都在带头赢利和积累。

这就对希望了解供求关系和消费者的选择的消费史学家提出好几个问题。首先，控制流通的人享有特殊的地位。不过“企业家”①的情况提出一个既是经济学、同时又是社会学的问题：旧社会还没有看出企业家的真正地位，而那时他们已是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从他们的革新和创造能力来看，他们就要成为18世纪第一和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中的显著变化的决定性角色。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承包和投资的，有哪些成就使这些企业家在行动之前预见或想象到获得的成果的?在财富领域中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大众消费，和必需品的消费一样，都建立在这种预见能力以及企业家为获得这种能力而掌握知识手段的方式基础上。最后，怎样理解这些在背后激发起生产和贸易的消费的动力?怎样理解需求和由此引起的、超出必需品范围的市场，以及需求促使变革的方式?必须从消费能力方面去寻求答案，过去和现在一样，消费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家庭的收入。P7-8

文化和物质文明

“哲学往往过于局限在思辨范围内，敢于涉及生活用品领域的思想家寥寥无几。千百位思辨家不约而同都按照蒙田、富兰克林、休谟的思想思考辨析!”卡尔·戈特洛布·舍勒①在关于一种“生活艺术”的《散步之艺术》一书开头提出的感想，史学家们可以接过来为其所用。18世纪末，舍勒向人们提出的这一愿望，就是把哲学和日常生活调和起来，“使生活的需要和认真的理性关注和谐一致”。

20世纪末，《平常事情的历史》一书希望响应这一精神号召。探索那些形成我们日常生活脉络的事物的历史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我们的认识原则加以物质化，从而进一步理解我们和物的关系、以及我们在物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庸俗唯物主义。

当前我们对物质文明、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历史感兴趣，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是一种有助于更广泛地重新认识经济史和社会史——也是忠于我们个人的精神根源——的方法，而且也是重新发现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促使欧美史学家们试图去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消费经济和商业化经济，其产生及发展，将其与所处的社会分开、并容易使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界限的性质。其次，这种精神和文化的历史希望使人理解各种生活现象，不论从个人或集体来说，这些现象都属于占有范畴。因此，我们不把生产与消费对立起来，不把经济规模大小和社会分配对立起来，因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商品“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我们的文化把物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平庸化了，忽略了物的地位和功能，或者进一步说，想把物只看作是我们最终异化的表现和手段。

我们想要探索的就是这种物质文化的历史。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现代④正适合于作这样的探索。这并不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交换和赠与领域明显地过渡到创造市场和消费商品的领域，而是因为对这一切的描述显示出，在物品稀少的社会里，人们怎样觉察到最初的消费增长和流通的开端，那时的流通尚未造成人与物的分离、象征物与经济现象的分离。对生产的东西和消费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作另外的理解，至少在法国范围内，相对于强调生产和供应的历史分析，意味着初步的态度转变。

“物质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很少有明确定义。不过，1978年，J．-M．珀塞在《新史学》一书中提出一个切实可靠的思考基础。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这是个有益而实用的概念，它也使研究各历史时期和各文化区域的史学家们把主要的政治、宗教、社会、经济现象同大量次要现象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即研究“人类对其生活环境的限制作出的回应”。这些“限制”引起种种反抗和适应现象，通过这些反抗和适应显示出，“自然”从根本上说是文化范畴的，需要和欲望就包含在物品和价值之中。

要了解物品生产及其消费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重新考虑传统看法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象、可做象征性或知识性解释的现象与具有物质和经济意义的现象之间的对立。物品以及由物品引起的自然和人文的关系，不能化约为单纯的物质性，也不能化约为单纯的交流手段或社会差别标记。物品及其引起的自然和人文关系甚至不仅仅不属于酒窖范围，也不仅仅不属于粮仓范围，或者同时不属于二者的范围。因此，要把它们置于对理解社会现象至关重要的抽象和感觉的系统之内。正如布罗代尔①所希望的那样，物质生活无疑在历史上奠定了“可能和不可能间的界限”；但是它是在构成物和财富的意义的信息和交流紧密联系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不是在适宜典型行为的时间性连续和明显分隔情况下进行的。

在这方面，新近出版的历史著作，如书籍史、服装史或科学史给我们许多启发。具体书目和阅读经历的研究表明，一本书的物质性决定它可能提出的意义。因此要把书籍置于接受解读的文本和作品总体——即符号系统的普遍特征——之内。文本的形式、开本大小和版面安排，对声音、对阅读方式都有影响，同时形成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

服装这种社会交流现象也是同样的情况，它也体现了文化、感觉、技术的发展变化、生产者的智慧和消费者的容忍度。时装式样在自由和限制之间，有助于各种声望与权力发挥其影响。服装可以说一直处于“仪态文明化”与“宫廷文明”的最前沿，从来摆脱不掉社会与人之间的深刻联系“。这就是德尼·狄德罗在叙说他自己的室内便袍的命运时所说的：衣着是一个人的外部表现，衣着的任何变化都会造成一个人的变化和他周围事物的变化。

至于化学，其历史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通过对物体的分析来探索主要材料和金属及基本物质的升华和精髓。18世纪的化学革命掌握了这些基本物质，很快便可进行分析和重造。“于是水、土、风甚至火都改变了特性。它们不再属于物的世界，而归入人们自由配制的应用物品世界。”人们进而立即对分析后的剩余物和以前被认为低等的产物发生兴趣”。曾使发展停滞不前的对提炼出的“精华”的兴趣让位于生产活动，曾阻碍物理学发展的形而上学失去地盘：整个染料化学和有机物化学，都从这次与在四大元素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和精神决裂中诞生。重新意识到在与生产及人类全部活动里体现的创造性智慧的联系中，人类生产的物质性的重要性，就意味着物质文化概念的全面考查。第一个阶段就是经过和“日常生活史”丛书一向巧妙地解释的概念决裂一或者称为拉开距离。

作为一种出版现象和历史普及的范例，“日常生活史”首先与1938年开始出版的历史丛书同步，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是热罗姆·卡尔科皮诺写的《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日常生活》，这本书曾连续再版并译成其他语言。在这套丛书之外，许多关于地区史、城市史、社会环境史和历史圣地的专著中，也有一些章节显示同样的旨趣，大致可以归于这一类。“日常生活”可以看作是一种叙述事件的方便方式，把不易归入经济或社会等类别的现象，归纳集中在一起。这往往是一种分析不多而主要是重述文明史和文化史的方式。历时性的必然联系将各种各样的现象集中到一起，其逻辑不过是由这些现象的重复、常见，或者可以说，平淡无奇所支配的。

例如，J．德·圣热尔曼的《伟大世纪末的日常生活》共18章，全书贯穿着一条曲折的线索，头一章以叙述零散工、仆役、兵士开始，随后的另一章专讲“日常生活”，接着由其他各章分别叙述交通、运动、狩猎、钓鱼、巴黎的成长发展、最初的社会挂虑、妇女解放、流浪者、监狱、消防队员、作家、讽刺短文作者、投机、1709年冬季、政府当局对饥荒的反应、警察、包税者、宗教感情的程度、警察国家、娱乐和赌博等。这是对具有魅力的现实的描绘，但是人们在这样的描绘中想象在渊博的学识背后，在对社会现象的实际了解背后，存留着一个完全实证式的观念，这是一个没有提出问题的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参考的范围密切相关，在这一范围中，事件、重大发现的事件，如帕利西①和陶瓷制品，牛顿和他的苹果，巴斯德和他的小牧羊犬，总之，适逢其时的种种物品的出现才是主要的。在很长时间内，这是博学的考古学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特有的态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环境、地理条件限制、传统的迫切需要和民俗学等感兴趣的广大作者和读者一直抱有这种态度。在1960年之后，丛书接纳大学教师们在宗教、地区和社会集团研究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普及读物。这是已经消逝的过去的一面镜子，往往表达出我们的怀旧情怀。这种已经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就是拒绝可以测量的事物、不分高下的整体的概念，以及有趣而琐屑之物，因为它包含着我们对历史的奇异情趣的需要。

由于吕西安·费弗尔、罗贝尔·芒德鲁、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居伊·蒂利耶在《年鉴》杂志和《年鉴》杂志之外的著作，这种探索呈现出另外一种趋势，试图。使印象主义的历史学变得更加精确严密。他们主要的看法就是认为在文明的下边还有一个蕴藏丰富的层面，有一个受到常规惯例、惰性和迟钝的意识巨大影响的领域，有一个对多数人个人内心深处经历的共同经验保持沉默的空间，有一段间断可以忽略、变化难以觉察的漫长时间，习俗、惯例和传统在其中占了主导地位，但忽略了简便的年代推定和公认的社会划分。在布罗代尔看来，更确切地说，这是通过显示工业革命前经济活动范围特点的限度(如资源和需要的限度，由控制自然与技术和精神状态的发展变化所提供的可能性的限度)，同时通过组成这个活动范围的各个层次之间的活动，“勾画出前工业化时期经济的活动范围，并掌握其深度和广度””的方法之一。从物质生活到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就是由相互重叠的多个层次构成的，这些层次相互连接，但是有一部分始终是分开的：因为物质生活的层次避开市场文明的控制，时间和空间都各有其独特的动力。

《年鉴》杂志提出的教益已为人们所理解。史学家们力求领会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并且尝试为那些似乎没有历史的东西写出历史，如物质生活和生物学表征、食品商业史、衣食消费史、疾病史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对确信按homo economicus的模式理解古代社会的效能提出疑问。根据人类学研究著作的成果，这类研究把重点放在观察个人和集体的习俗和行为上，放在对构成人在其中发展变化的世界的记忆、传承和态度与习惯的改变所提出的问题上，放，在通过habitus(布尔迪厄)或情境逻辑(波普尔)集结或反抗的东西上。

从“日常生活”到“物质文化”概念的过渡提出的主要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为何能够和怎样能够像他们所过的生活那样生活?为什么他们接受这样的生活?”人们能不能给日常生活所想象的整体找到一种意义，它既考虑到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介入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方式——同时又考虑到使这些社会关系成为可能的精神和感觉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保留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关于经济史、社会史的论述，同时在其中加入文化史的设想，这样的设想“对思想和实践与人间世界的连接方式特别关注，也对贯穿于社会的种种区分，对使用资料和约定俗成的规则的多样性特别关注”。

当前，对待物以及商品的态度的历史是最重要的；消费的历史被设想为把主体和客体、内在性和外在性调和起来的方式。物质文明史的主要论题就是人与物(choses)和物品(objets)的关系。这样的论点必须考虑到由稀缺及经济稳定的文明过渡到发展和富足的文明而出现纷争的过程。即将结束的20世纪不断发现在发展进步中的两难窘境。在西方世界与传统文明的对抗中产生一种重大责任：物品和消费、发展本身既是白人的机会，同时又是负担。

在这一结论的背后出现双重难点：一是怀旧的问题，它把所有古代社会看作是我们失去的世界，因为古代社会的价值现在已不再能成为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的前途已无任何意义，或者我们在彼世才能看到美好的未来时，在我们面前已没有幸福可言。一是商品拜物教、唯生产论、对无限的顺利发展的颂扬问题，应当意识到其另一面就是现实的彻底丧失，与物的关系的物化，作为符号象征的金钱的胜利。平常使用的东西及其消费的历史，理解物质和精神市场的惯例和创造性表现的历史，将不真实和异化的现象重新置于它们本来应有的位置上，即思想意识和哲学结构的位置。

实际上，在经济蓬勃发展过程当中也出现过疑问。自从物品生产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出现最初的迹象时，关于物的道德价值，关于作为文明保证的商业和工业发展与团结互助精神倒退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就展开了争论。正如让一雅克·卢梭和亚当·斯密本人所提到的：人被物包围了起来，不就成为俘虏了吗?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大概就是对人为现象和受到非难的物质性的解释所作的全部评价。

在人和物品的关系中，仿佛整个西方世界都赞成古老的二元论，即决定我们的智力选择和我们的道德与政治辩解的二元论。在黑格尔看来，在物和世界创造性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主体的构成依赖于认识论中心的同时性，这种构成变成主体异化的原因，被卡尔·马克思置于实践论的核心。当个人被剥夺他对自己的创造物的控制时，当对象化产生异化的主体时，作为价值源泉的人的劳动便失去其意义，因为生产者和他生产的东西被分离开来，因为法律和社会的形成显示出人和世界之间产生的裂痕。

这种看法或多或少决定我们的选择，它设想从前曾有一个更真实、更富裕的世界。它把工业革命的消极影响放在首位，设想有一种未来的可能性，那时各种冲突将由新的社会关系加以解决。最近的历史结束了彻底决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梦想，但是最近的历史并没有消除对物和物质文化的批评。淹没了西方社会的消费依然被归入假象和异化的范围，是“物体系”，是人被符号蒙蔽的所在。物是一种新奇的小玩意儿，是偶像，是过去的遗物，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短暂而无用者的标志。

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研究希望与这种解释的传统决裂，《平常事情的历史》也仿照这种研究，希望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当物还稀少、物的耐久程度与现在不同的时候，当社会还不那么复杂，社会关系不仅属于经济形式范畴，而且也属于象征性价值范畴的时候，总之，就是当人的生产是个人身份和个人与家庭和集团的关系的中心的时候，在日常实际经验中通常的惯例以及物在其中的地位，物所要求的使用和交换的关系。

“不论是什么物品，甚至是最普通的物品，也包含着创造性、多种选择和文化。”所有的物品都包含有一种知识和额外的意义。对此人们根据获取物品的方式来理解，而道德、特殊的原则和个人选择在获取物品中有赖于为此可能付出的支出；人们根据使用物品的方式来理解它，而合乎规矩的标准和规则在使用物品中显示出一种教益和使用的道德；人们根据占有物品的方式来理解它，其中大人物的豪华和浪费与资产者有意夸张的消费不足或暴富者强迫症式的消费形成对照。

如果我们承认物的外部世界并不是我们全部异化的所在，而是创造性过程的媒介，而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过了具体化过程，那么消费的历史就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物质和象征的延续性，智慧的力量和保留在最细小的物品中凝聚的劳动的力量，以及表象和现实的一致。世界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不冒偶然性的风险，各种思想观点也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不冒损害其纯洁性的风险。问题在于要了解可能的事物所具有的限度，也就是说变化的可能性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时间性是怎样在同一时刻内共存的，在产生决裂时，消极和积极效果是怎样相互重叠的。经济增长可有助于解放，同样也可产生异化。格奥尔格·西美尔①从中看到“文化悲剧”的主要原因，因为发展同时促进了自我意识和平等，甚至在富足和不平等中设计了失望。

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理解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因为没有更适当的说法——的转变，由平安的、稀缺的、道德的经济逐渐变成旨在追求尘世幸福、相对富足和功利的经济。我们知道，早在工业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变化即已开始，发生在城市化和由此而来的文化运动中。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日益增加的体现出差别的机会和信息手段都随着商业化和商业网开始起作用；事物和行为的抽象化进程通过教育、计算和物品本身开始。支配满足需求的技术系统处于转折点，人们看到这个系统相对社会来说并不是独立的，它通过嵌合接受一种合理性——以及效能-看到规定产品规律性的标准不仅具有实践价值，也具有象征的价值凹。与空间、环境、资源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当居住的空间，与冷热、日夜、躯体和纪律、着装习惯、家具和装饰的关系，被生产能力和使用及感觉规则的同步发展逐渐改变的时候，通过不同的消费或使用物品的方式，人们能够改造自己并调整与集体的关系的时候，社会交换体系便改变了。

这种历史并不希望与那种能辨识出物的社会地理分布，证明物的繁衍增多，显示空间专门化之增进，以及公与私、职业与个人、劳动和闲暇之间距离之扩大的历史割裂。对于那些增进我们对旧时代的理解的研究著作，不论人们如何争论其中的欠缺不足或知识局限，我觉得以后见之明妄加臧否是非常容易的，但这些著作仍需研读、以图领会。而以1989年出版的《外表文化》一书为开端，我希望扩大这样的话题，并从中介的分析角度重新阅读社会与其财富的关系的历史。消费并没有把物品的历史耗尽，它容许就一个时代提出人类学问题，并且使人尊重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