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党史文化，增进爱国情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近年来特别重视党史文化建设。苏州“党史文化”系列丛书以史实为依托，以文化为中枢，秉持学术性与可读性原则，寻求专业性与通俗性兼得，整合苏州党史文化资源，推介文化苏州独特风采。苏州“党史文化”丛书是苏州党史部门创新推出的丛书品牌，旨在多角度展示苏州最新的党史文化成果，近年将陆续推出多部图书。
邓正发、吴晨潮、涂海燕主编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事件》是在参考本办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深度挖掘相关史料，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编撰而成。本书记录了七君子为抗日救亡被捕入狱、狱中抗争、法庭雄辩、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共同营救，最终胜利出狱继续奋斗的过程。

总序
写在前面的话
引言
抗日救亡
午夜噩梦
各界声援
狱中斗争
庭辩风采
各方营救
无罪出狱
各赴前程
后记

“阊门四望郁苍苍，始知州雄土俗强。”苏州
不仅是一座沉浸千年灵秀的江南古城，也是一方激
荡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九一八”事变爆发
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团结一
致、抗日救亡”成为当时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呼声。
姑苏大地亦旋即汇人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上演
着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故事。这其中，沈钧
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
史良这七位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的斗争岁月格外
引人注目。七君子满怀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吹响
了团结抗战的嘹亮号角，然而在火热的抗日救亡运
动中却突然身陷囹圄，引起了海内外各界民众的高
度关注。放眼历史长河，“七君子事件”折射出民
族危亡关头各种势力、各色人物的抉择影像，七人
的命运也因此与民族抗战大局紧紧相连。
今天，在七君子胜利出狱80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们编撰出版《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事件》一
书，以此纪念七君子及全面抗战前夕的抗日救亡运
动。这场震惊中外的爱国冤狱事件，我们以时间为
线，分为《抗日救亡》《午夜噩梦》《各界声援》
《狱中斗争》《庭辩风采》《各方营救》《无罪出
狱》《各赴前程》八章，全面梳理了“七君子事件
”全过程。七君子七个多月的苏州铁窗生活，是苏
州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回顾这起历史人物勾
陈交织、历史关节风云际会、历史延展跌宕起伏的
重大事件，会更能认识到我们民族的团结是何等的
坚定可贵，会更加激发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梦想的万丈豪情！

邓正发、吴晨潮、涂海燕主编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事件》以时间为线，分为八章，全面梳理了“七君子事件”全过程。
回顾这起历史人物勾陈交织、历史关节风云际会、历史延展跌宕起伏的重大事件，会更能认识到我们民族的团结是何等的坚定可贵，会更加激发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万丈豪情！

2017年是七君子出狱80周年。1937年7月31日
，遭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
、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从苏州
出狱。为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
精神，进而为苏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心聚
力，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组织编撰了《抗日救
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事件》一书。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事件》是苏州“党
史文化”丛书第二辑中的一册，2015年5月策划的第
二辑丛书已出版三册，本册于2017年5月着手编撰。
本书是在参考本办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
集、深度挖掘相关史料，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编撰而
成。本书记录了七君子为抗日救亡被捕入狱、狱中
抗争、法庭雄辩、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共
同营救，最终胜利出狱继续奋斗的过程。
本书所用图片部分来自本办的馆藏图片，部分
来自苏州市档案局、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相
关历史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编撰时间较
紧，编撰人员水平有限，此书难免存在遗漏不周之
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者
2017年8月

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和近代中国革命的摇篮，对民族危机的反应尤为敏感与强烈。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上海地方党组织立刻组织广大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抗日救亡风云的兴起。上海学生界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请愿团三次赴京请愿；工商界成立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以罢工、抵制日货等方式作为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文教界成立救国联合会，以讲演、募捐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
12月中旬，上海学生及全国其他地方学生汇聚南京，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请愿抗日，结果遭到军警镇压，死伤十余人，数十人被捕。时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的沈钧儒，向上海律师公会提议保护学生，并毅然致电国民党中央：自五四运动以来，每当遇到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发生，国民政府的做法令全国人民痛心，而今在首都竟又发生拘捕学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不解。在通电中，沈钧儒责问国民政府：东北大好河山沦丧，为什么没见惩治一位误国官员，为什么学生的爱国行为却要受到镇压？军队不去抵抗外来侵略，却把刀枪对向学生，哪里还有公理？沈钧儒的电文对国民党当局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抨击。
其后，沈钧儒又与马相伯、章炳麟等人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2年1月，沈钧儒等以国难救济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国为四万万人民公器”，国民党一党负不了救国全责，只有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救亡图存。国民党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伸全国共同奋斗”。
“九一八”事变也让上海《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事变爆发后各期《生活》周刊均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邹韬奋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邹韬奋立即号召《生活》周刊的读者捐款援助。他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不到几天，募捐的金额竞达12万余元，轰动全国！
1932年1月，邹韬奋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标准。他明确指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立。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派高级军官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胡宗南想迫使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邹韬奋严正表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力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胡宗南要求邹韬奋拥护政府抗日，邹韬奋机智地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师的王造时，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改原本五年之内不从事政治活动的初衷，认为“九一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事变。因为受了这个不可言喻的刺激，我才开始了我的政论”。从此中国的政治舆论界多了一位活跃的民主爱国人士。王造时先是通过新月书店于10月刊发了《抗日救亡两大政策》，然后又创办了《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两份报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