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先秦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嘛要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世方针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战国策》“畔径离道”的思想倾向，揭示其重计、重利、重时、生自我的纵横家思想特征。并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系统论述这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文体因革和寓言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还论述了其中人才论、纵横之文的基本特征，并对这些名篇做了独到的解析，给人以深刻启迪。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纵横家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人物，《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纵横家的言论，最富有战国文章的时代特征。很值得认真研究。

熊宪光同志对于此书研究有素。其作《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对于几个问题写有专论。并选有若干篇章加以诠译，关于此书的思想内容和文章的艺术特征都有分析评述。我本来可以不再多言。但我也是《战国策》的爱好者，受命作序，也就顺便谈谈我对此书的一些看法，主要谈谈其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

先说思想倾向。

在一般文学史中，讲到先秦的“历史散文”，一般都是将《战国策》和《国语》、《左传》并列。但从思想倾向看，《战国策》和《国语》、《左传》大不相同。《国语》和《左传》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而《战国策》则主要倾向于纵横。

对于这样的思想倾向。汉代的刘向曾有一些评论，很值得注意。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 而用诈谲……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 从横短长之说。

刘向这段话是站在汉代儒学的立场上讲的，不免片面。但他是深于史学的，看到了“从横短长之说”产生的时代特点。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苏秦、张仪等人的“从横短长之说”，乃是一种乱世之学，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既然是乱世之学，当然不容于“治世”。刘向生当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于这种乱世之学自然是不免要加以排斥的。不过，刘向校录群书，写《战国策叙录》之时，已经接近西汉季世，当时学风已经有所转变：排斥纵横，已不是此时的政治需要。因此，他虽然尊儒，对于异端。也就不甚排斥。关于《战国策》的思想倾向他又说过下面一段话：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这就是说，这些“从横短长之说”，尽管不合于儒术，却是“一切之权”，而且是“奇策异智”。迫于时势，不得不然。

刘向这段评论。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高见，但在当时，还是难得的。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之时。曾经突出地指责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武帝策问严助，且曾特别指示：“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汉书·严助传》)刘向在这里居然称赞苏秦、张仪等人为“高才秀士”。说他们的策谋“可喜”，“可观”，这是公然背离了武帝以来的家法的。

刘向能讲这样的话。说明武帝以来的思想禁锢到这时有些放松了。

刘向以后，对于《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评价较高者，是晋时的袁悦(《晋书》误作“袁悦之”)。袁悦生当魏晋谈玄的时代，思想比较通脱。《世说新语·谗险》云：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后丁艰，服除还 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日：“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在过去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战国策》一书作这样高的评价，只此一家。但袁悦其人不幸早死。且被列入“谗险”之目。其言影响也并不大。

到了宋代。儒学又渐趋于一统，这时苏洵父子虽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不曾公开称许。至曾巩为此书作序，则竟斥为“邪说”。在这以后，元、明、清几代论《战国策》者，大抵都是斥其思想而称其文章，很少全面评价。连刘向那样的分析也不多了。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看法当然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斥其思想而称其文章了，有时对于某些篇章的思想内容且有极高的评价。不过，我仍然觉得，对于此书的主要思想内容，对于纵横家的思想倾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觉得，人们常常提到的此书某些思想意义较高的篇章并不代表主要思想倾向。

例如一些选本和论文常常称道《赵威后问齐使》一篇，其中写赵威后问齐使，先岁而后民，先民而后君。并且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对于这样的思想内容。人们是有很高的评价的。但在我看。这样的篇章在《战国策》一书中不占主要位置，不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先民而后君，其思想倾向和《国语》、《左传》有一致之处，即一般所说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出自儒家。而不出于纵横家。

又如一些选本和论文常常称赞《触龙说赵太后》一篇，其中写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而不肯以长安君入齐为质。触龙援引历史教训。为之深谋远虑。对于这样的思想内容，人们也是有较高的评价的。但是，在我看，这样的篇章在《战国策》中也不占主要的位置。也不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像触龙这样的深谋远虑，乃是当时一些“忠臣志士”的长远之计，和纵横家的“一切之权”很不相同。

此外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篇章，其思想内容都可给以较高的评价，但我觉得，这些篇章也都和纵横家言有所不同，并不是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的。

真正代表纵横家的思想，成为《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的。还是书中大量存在的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其中有些尽管是虚构的，却是代表这派人物的思想的。

对于这样一些思想今天怎样分析，我想试谈一点看法。

这里且以《秦策》一所写苏秦的一段话为例。  当苏秦以连横说秦，秦王不用，资用乏绝，去秦而归，遭到家人冷遇时，有这样一段：

苏秦喟叹日：“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日：“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又写苏秦已贵。路过洛阳，父母妻嫂欢迎之时，苏秦感叹道：

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关于这样的记载，考之历史，也许未必是真实的：但是,作为纵横家苏秦这流人物的言论，则是比较典型的。

像这样追求富贵利达的思想，在《战国策》以前的著作里，很少见到。这是战国时期纵横之士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在战国以前。当世袭的贵族特权尚未打破、当游士阶层尚不能以口舌得官的时候。这种思想是不曾产生的。苏秦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正说明这流人物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作为游士，在那时讲出这样的思想，是发自内心的。是有真情实感的，并非是“不知羞耻”的，也是无可厚非的。所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这不仅在当时说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在后代也是无数实践证明了的事实。

但是。秦汉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统治思想，或一种道德观念。为士者，明明追求富贵，却不可说出真话。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被看做“轻仁义而羞贫穷”。韩愈上书宰相，去贫穷而图富贵，至今仍被嘲讽。由此看来。像苏秦那样的言论，当然更是为世教所不容的了。

但我以为，苏秦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实地说出了内心的思想。是应该给以恰当的历史的评价的。即使站在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高度看来，是丑恶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赤裸裸的，未曾掩饰的。到了后代，在一些追求富贵利达的人物中，其思想实质要比苏秦所暴露者丑恶得多，却没有人像苏秦那样说真话了。

《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当然不仅表现于上述苏秦的这些言论，但苏秦的这种言论，却正表现了纵横家的最根本的人生观。纵横家另外的许多言论都是在这样的人生观的支配下发表的，《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也都是和这种人生观密切相关的。例如《燕策》一写苏秦兄弟对答燕王。说忠、信、孝、廉都是“所以自为”，而非“所以为人”，“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云云，也都是不同于过去的道德观念的。这不仅为前代所未有，也为后世所不容。乍看起来。丑恶之至，而仔细思之，却很真实。

虽丑恶而真实。和那虽美丽而虚假相比，我肯定前者。这就是我对《战国策》中纵横家思想倾向的评价。

其次。再说此书的艺术特征。

关于《战国策》的艺术特征，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笔纵横，气势奔放，敷张扬厉。这是不错的。苏秦、张仪等人的游说之辞确实具有纵横恣肆、不可拘羁的特点，但是，战国时期，《孟子》、《庄子》、《韩非子》的文章都有这样的气概。《战国策》的这一特点虽然也很突出，却不是独有的。在我看。在这一特点之下，《战国策》还有一个比其他诸子文章都写得更加披肝沥胆、危言耸听的特点：表现在取譬设喻方面，还有比其他诸子之文更为通俗，甚至粗俗的特点。

例如《秦策》三写“范雎至，秦王庭迎”。秦王三问，而范雎不答，最后才说道：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 为厉，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而死， 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 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乎? ……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 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襟怀之忠诚。言辞之恳挚，表达得淋漓尽致。像这样倾诉肺腑的文章，在《国语》和《左传》里还不曾有过，诸子之文虽或有之，也不多见。而在《战国策》中，这样的笔墨，则所在多有。再如《楚策》四写庄辛谏楚襄王，先以蜻蛉、黄雀、黄鹄以及蔡圣侯之事为喻，说明处境之危，然后说到楚襄王：

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 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于黾塞之外。由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一直说到君王自身，岌岌可危之状，确实耸人听闻。“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尽管未必全是史实，却也是可能有的效果。

类似这样危言耸听的笔墨。在《战国策》中还有不少。其他如范雎说秦王。蔡泽说范雎，其剖析利害，无不耸人听闻。

战国文章“深于取象”本是诸子百家的共同特征，但取譬设喻之通俗、粗俗，则是《战国策》更为突出的特点。

例如《齐策》一写靖郭君将城薛的一段：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日：“臣请三言而已矣。益 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日：“海 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 敢以死为戏!”君日：“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 (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 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日：“善。” 乃辍城薛。

像这样的譬喻。可以说是通俗，也够得上粗俗的。似虚而实，夸而不诞。齐人说海，本有生活实感，作为谈助，自然生动可听。

此外。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等，多是比较粗俗的比喻。《战国策》中运用譬喻的这一特点，和《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相比，都有一些不同。大概孟、庄、荀、韩之文，主要在于著书立论。《战国策》之文，则旨在游说人君。而时至战国，“君德浅薄”，和这些人说话，不仅要”卑之勿甚高论”，还要运用比较粗俗的比喻，使之易于接受。《战国策》文章的这一特点，是和纵横家言大有关系的。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没有概括《战国策》一书全面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作为序言，这只能算是一点补充的意见。所言当否，希望就正于本书的著者和读者。

一九八五年秋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