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将他在阅读他所赞赏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政治家的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来激发别人，尽管他对那些作品的赞赏从不是纯粹的。1988年秋，在伯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举办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一群全球顶尖的学者，本文集除了收录他们的研究论文外，还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现场论辩……在这本书里，你能看到托马斯·内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和伯纳德·威廉姆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就一个问题著述讨论，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充满了神韵！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1998年秋，在他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向公开的批评和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多元主义是与会学者的一个核心关注点：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会议上提交并编入此书的论文着眼于伯林作品的三个方面。马克·里拉等回溯了伯林关于“刺猬”和“狐狸”之区别的理论的发展和结果。伯林以“刺猬”指称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称那些信奉多样性的思想家，他们拒绝那种将人性服从于普遍视野的冲动。罗纳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了面对伯林的洞见——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可能走向无法调和的相互冲突——自由主义如何可能继续下去。罗伯特·西尔维斯等探讨了伯林对以色列国的辩护，以及他对以色列所寄托的希望：使其成为能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经常对立的价值和谐共存的地方。

本书不仅包括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和相关性。

导言

第一部分 刺猬与狐狸

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艾琳·凯利

狼与羊/马克·里拉

一个过时的狐狸/史蒂文·卢克斯

讨论：刺猬与狐狸

第二部分 多元主义

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罗纳德·德沃金

自由主义与损失/伯纳德·威廉姆斯

多元主义与一致性/托马斯·内格尔

善的多元性/查尔斯·泰勒

讨论：多元主义

第三部分 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引言/罗伯特·西尔维斯

民族主义的“曲木”/阿维赛·玛格里特

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理查德·魏赫姆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改良/迈克尔·沃尔泽

讨论：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译后记

托尔斯泰，一个天生的(按照伯林的阐释)狐狸，却相信成为一个刺猬。他洞察到他视为“科学永远难以抵达的领域——社会、道德、政治、精神世界，这一切都不能被任何一门科学整理、描述和预测，因为在这些世界里，‘淹没的’、无法检测的生活占据了太高的比例”。对这些世界的属性、结构的洞察要求一种形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区分了真实与伪装、有价值与无价值’以及可为或可担负之事与不可为或不可担负之事，而这种区分不必为其判断提供理性的依据”。

然而，伯林也捕捉到另外一些反实证主义类型的狐狸，他们中的头领当然是维柯，他是“文化的现代概念和所谓文化多元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根据文化多元主义的看法，每一种本真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视野与价值的尺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其他的视野与价值所取代，但从不会完全如此”。维柯也是历史人类学之父以及“被遗忘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先见者”，这一学派突出的方法是以想象性的洞见破解那种不同于我们的行为和语言的意义，让我们用幻想曲的禀赋“去聆听人们的声音，去猜想(依据我们能收集到的证据)他们可能已有的经验、他们的表达形式以及他们的价值、见解、目标与生活方式”。伯林对维柯的看法是，他“揭示了一种以往未被明确区分出的知识，这株幼芽后来成长为德国历史主义关于理解(Verstehen)的参天大树，这种理解——包含着心领神会的洞察、直觉的同情、历史的移情(Einfuhlung)，诸如此类”——作为一种知识感“对所有人文研究是基本的：在这种感知中，我懂得了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受穷，为一个事业而战，属于一个民族，加入或退出一个教派或政党，感受怀旧、恐惧和神的无所不在，理解一个姿态、一件艺术品、一个笑话、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一个人是转变了还是在向自己撒谎”。伯林认为，这是第一层级的发现，提供了摆脱实证主义霸权刺猬的一条出路。

第二，有一种我们可称之为普世主义的刺猬，或许(用洛夫乔伊[Lovejoy]的术语)称之为“一致论”(uniformitarian)式的刺猬更好。他们赞成休谟所说的“人类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是差不多的”，赞成洛克所说的“善与恶……通常在所有地方都是相似的”，以及赞成伏尔泰所说的“道德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相同的”。他们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将过去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习俗进行编目分类，但其目的只是要表明，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在更开化与欠开化之间恒久不变的反差。伯林评论说，伏尔泰关于启蒙的概念——即无论启蒙在哪里实现，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似乎会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在他看来，拜伦(Byron)会很高兴地与孔子共同进餐；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会感到完全悠然自在；塞内卡(Seneca)在杜·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的沙龙或佛莱德利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宫廷里也会如此。

          P41-P43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于1997年辞世，享年88岁，这让他的友人与读者感到巨大的损失。伯林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将他在阅读他所赞赏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政治家的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来激发别人，尽管他对那些作品的赞赏从不是纯粹的。在论及思想史的生动作品以及对人物生平的勾勒中，以赛亚·伯林本能性地在他自己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批评性的距离。这种本能对他和他的研究对象同样有益。通过发现和揭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或一个作者的生活中存在的矛盾，通过指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远见如何被一些盲点所遮蔽以及被无意识的局限所制约，伯林得以展现他在道德上与政治上为之辩护的多元主义是如何深入地根植于人类经验之中。他以这种方式赋予了他所珍爱的东西更多的价值。

1998年秋，纽约人文研究院主办了一个纪念伯林逝世周年的会议。此前，牛津、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已经举办过各种悼念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意在赞美伯林的个人品质——他的热忱、他的智慧、他对音乐的钟爱、他对闲谈的热心以及他的谈话天才。我们相信，一个不同类型的纪念活动——集中讨论他的思想遗产，并以他会赞赏的方式，向公开的审视与批评开放——也会是合适的。因此，人文研究院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著作颇有研究的学者和作家汇集纽约，展开为期两天的研讨与辩论。这是一次愉快而令人兴奋的活动。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表论文集的计划。学术会议大多是昙花一现的事件，很快就会让人失去兴趣。但是以下几种考虑说服我们改变了想法：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的质量，它们所激发的辩论的强度，列席会议的听众的数量之多，以及我们所收到的索取会议记录的众多请求(特别是在关于会议的一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刊出之后)。这部文集的发表受惠于丹尼尔·罗斯与乔安娜·罗斯(Daniel and Joanna S．Rose)的赞助以及洛蕾塔·兰迪·索伦森(Loretta Landi Sorensen)在编辑方面的协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纽约学术会议的不同部分都涉及了多元主义的各种方面——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的和文化的。对多元主义的承认与宽容被伯林看作是自由主义价值的精髓所在，而且他相信，他对多元主义的分析是他对道德与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而他那些哲学性较强的研究，也是通过这个思想线索，与他另一些性质不同的对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的探索形成了联系。这部文集起始于探讨伯林的多元主义如何萌生于他在思想史中所发现的“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差别——“刺猬”建立了关于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理论；“狐狸”则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多样性，而畏惧那种甘愿把人类尊严牺牲于一个理念祭坛上的狂热分子。伯林用这种分类来区别与对比现代思想的两大潮流，一种来自德国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另一种出自更少为人理解的源头——他称之为“反启蒙运动”，这个术语也因为他的使用而变得流行。艾琳·凯利、马克·里拉和史蒂文·卢克斯对这两种思想潮流的特征以及它们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见解。

第二组论文考察评价了伯林具有影响的哲学论断：客观上有效的(的确也是吸引人的)人类价值必然相互冲突，所以满足一种价值必然意味着牺牲另外一些价值，而这个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一论断，它是合理的吗？这恰恰涉及到，比如，在自由与平等这两个观念中，一个理想只有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吗？或者，伯林所辨识的这两个理想之间表面上的冲突仅仅反映了对于如何理解和贯彻它们的一种误解和不确定性吗？如果自由主义的各种核心价值之间的确互相冲突，那么我们能以此推论自由主义必定失败吗？或者这仅仅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谨慎地避免那些过度的和不现实的方案吗？这些是罗纳德．德沃金、伯纳德．威廉姆斯、托马斯．內格尔和查尔斯．泰勒等人提交的论文所针对的主题，也是在论文报告之后他们之间热烈辩论的话题。

第三组论文致力于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以色列国的语境中。正如像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bael Ignatieff)在新近出版的优秀传记作品《以赛亚·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A Life)中所显示的那样，伯林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专注思考与他对20世纪以色列和犹太人命运的热烈关切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在伯林的其他作品中，他强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多元性冲突以及种种被迫的妥协，但在这个主题上他却坚持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现代民族主义的现实或许可以和谐相容，前者之中养咸的那种“正派感”(the sense of decency)可能会在后者所提供的归属感中找到根源。罗伯特·西尔维斯、阿维赛·玛格里特、理查德·魏赫姆和迈克尔·沃尔泽在此讨论了“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原則以及作为实践性的政治目标——的内在一致性。

纽约会议所讨论的这些主题当然没有，也并不想要穷尽以赛亚·伯林作品惊人的丰富性。许多他最为重要的思想论题——浪漫主义、政治家以及俄国文学等——都没有被纳入这次会议的讨论之中，但我们期望这部文集将会引发更多的同道，继续致力于对以赛亚·伯林非凡思想成就的全面研究。

             马克·里拉

             罗纳德·德沃金

             罗伯特·西尔维斯

在以赛亚·伯林去世后的九年之间，中国大陆(特别是由于译林出版社的努力)出版了伯林的多种著作。至此，他的所有重要著述(加上几种即将翻译出版的)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伯林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早已不再是陌生的名字。有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对“消极自由”的概念进行口号标语般的宣扬，也有貌似深刻的论者对伯林的论述予以轻慢不屑的贬抑。然而，在流行的褒贬之下，我们对伯林的思想及其对当代世界的意义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理解与领会，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以赛亚·伯林的遗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们有机会见证当代西方第一流的学者如何面对伯林思想的复杂性，如何以严肃而富有批判意识的精神探索伯林留下的思想遗产。这是一部激发思考的文集，其触及的议题不只限于伯林的思想本身，而是介入了现代性的许多关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这部书稿的篇幅不长，大部分文字也并不困难。但翻译工作却一直被其他工作打断，迟缓拖延了十个月之久才得以完成。翻译的合作方式是，由我逐句读出译文，殷莹核对原文录入，遇到疑难或有争议之处，共同讨论解决。而殷莹译出的个别章节初稿，也由我逐句核查校对，在商讨之后定稿。另外，本书论文中有一些对伯林文字段落的征引，其中一部分在中文版的伯林著作中有相应的译文，我们参考之后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既有的译文，也都在认为必要和恰当的地方作出了修改和调整。在此对冯克利、胡传胜和彭淮栋等译者表示感谢。

出于对伯林以及论文作者们的由衷敬意，我们在对原文的理解把握以及对译文的遣词造句方面一直反复斟酌与推敲，以求准确与真切地传达作者的含意与风格。但译者的认真态度并不能完全排除失误的可能。对于译作中可能存在的谬误与可商榷之处，我们在此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刘擎

               2006年4月5日

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托马斯·内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和伯纳德·威廉姆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聚集一起，就一个问题著述讨论，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充满了神韵。

        ——《观察家》(The Spect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