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鲁迅、胡适的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从二人与传统文化、域外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二人对待历史文化、现实政治、个人婚恋状况时不同的态度等角度，通过比较分析，描述和勾勒“五四”代知识分子由于身处历史转型期而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处于新与旧、情与理、爱与恨，孝与欲、反叛与皈依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本书特别强调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个性心理与文化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密切联系。

　　身处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五四”知识分子一方面自觉参照、借鉴西方先进文化，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投身于破旧立新的民族现代化建设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历史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其思想、观念本质上仍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土壤。这种追求现代却无法摆脱传统的两难处境使得一代觉醒的知识者在新与旧、情与理、爱与恨、孝与欲、反叛与皈依之间摇摆，敏感的心灵在夹缝之中被分裂、异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言人，鲁迅、胡适的文化心理无疑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基于此，本书选取他们作为个案，尝试通过对二人的比较、剖析，从侧面勾勒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由于身处历史转型期而存在于内心深处的犹疑与斗争、决绝与妥协。　　全书分引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引言简要论及了本书的选题意义及主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并在回顾、梳理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文章的理论框架。作为立论的基础性概念，“文化心理”简而言之就是文化影响与制衡下的心理状态及表征。它在传统心理学的基础上引入文化学、史学的相关概念与方法，强调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个性心理与文化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密切联系，并表现出相应的历史承传性。二十余年来，胡适、鲁迅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相关研究的视野、思路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以文化心理为切入点，尽可能地将鲁迅、胡适还原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大背景之下，以期通过对他们文化心理的个案分析从侧面凸显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某些文化心态。　　正文分四章，分别论述了鲁迅、胡适与传统文化、域外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他们面对历史现实、个人婚恋时态度异同的文化心理根源。　　第一章旨在阐明鲁迅、胡适在历史转型期面对传统文化时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和困境：他们既追求新文化，同时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浸染，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出喜爱乃至沉迷的状态。这种面对传统文化时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首先体现为鲁迅、胡适在创作、研究中对“魏晋风度”以及乾嘉学派治学方法和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其次，表现为他们对鬼神问题的不同认识和把握。鲁迅、胡适虽然同样以科学反对迷信，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与思考重心，他们一个将鬼神进行艺术化和审美化，在作品中塑造了生动的鬼神世界；另一个则服膺《神灭论》，毕生取无神论立场。再次，二人与儒、释、道之间也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在“五四”批判旧思想、旧道德的洪流中，鲁迅、胡适曾互为依托，对代表衰朽传统的孔教道德及宗法制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是综观二人毕生自觉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作为，在他们“肩住黑暗的闸门”与“只能拼命向前”的历史自觉中，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鲁迅是极厌恶谈佛论道的，但他文章中对庄子“齐物论”的嘲讽以及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呼唤，无疑显示出其文化架构中佛道的潜在影响。胡适对佛道文化更多的是考据的热情，然而也不是完全客观的研究，他早期对禅宗史的考证就鲜明地体现出历史的眼光和非信仰的观点。　　第二章着重探讨域外文化对鲁迅、胡适文化心理的影响。面对中西文化的大碰撞，鲁迅、胡适等人在充分汲取域外文化营养的同时，更为关注对中外文化中先进成分的有机整合。与传统文化相比，域外文化对鲁迅、胡适文化心理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刻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正面的、显在的和建构性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思路，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鲁迅、胡适早期文化观的形成过程中，近代以来绵延不绝的西化思潮无疑充当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渊源。而随着他们对异域文化认识和体验的日益深化，以及独立主体意识的渐次增强，对原有观念体系本身局限、弊端的了然与不满势必促使他们去寻求、建构一种相对合理的个性化价值体系。由于各自把握中西文化时思考方向和角度的差异，鲁、胡对域外文化的借鉴、吸收显示出对“人性之思”与“科学之问”的不同关注。但无论是将目光聚焦于民族精神、国民性格的反省与重塑，还是更多地关注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学养的自我完善，本质上都蕴涵着对原有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质疑与否定，而以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最终指归。二者相辅相成的互补式探询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五四”时期，乃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先驱者思考的两大基本路向。　　第三章侧重分析鲁迅、胡适对历史文化、现实政治态度的异同。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胡适曾经是同一壕堑的亲密战友，后来之所以分道扬镳，本质上源于他们对民族文化革新路向的不同思考与设计，以及在此过程中各自思想中精英意识与平民情怀的消长起伏、对立统一。以西方文化为总体参照，鲁迅、胡适在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　“思想革命”中互相声援，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体制及其对国民性格的异化。但是，从根本上讲，鲁迅更执著于对个体独立精神与自由的追寻。他坚信只有群体中的个人作为“真的人”的意识得以觉醒，整个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源于此，他从精英的神坛上走下来，明确宣称智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区别于鲁迅，胡适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旧伦理、旧道德等方面，而绝少对政治体制的全盘否定。基于对杜威实验主义的服膺，他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路径，因此由无政府主义转向对“好政府”的呼唤，进而甘做当政者的独立“诤臣”，历尽坎坷依然不改对英美民主制度的向往与追求。鲁、胡二人鲜明的政治分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最终导致了这对新文化运动战友的分道扬镳，此后他们作为两大营垒的旗帜与文化代言人，生前死后一直处于毁誉的中心。围绕着精英意识与平民情怀起伏消长的主线，本章着重选取鲁迅、胡适反思民族历史文化、探询国民性痼癖，以及观照社会现实等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和剖析，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促使二者由“同大于异”走向“异大于同”的深层文化心理动因，进而从侧面勾勒出一代知识分子过渡时代探索与失落、挣扎与彷徨的心路历程。　　第四章在综合性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理论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剖析了鲁迅、胡适的婚恋观及其产生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同样深怀着对寡居母亲的感恩心理，鲁迅、胡适面对包办婚姻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的接受而不是义无反顾的抗争，相似的悲剧凝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心理意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写过一系列激烈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宗法制度的文章，质疑所谓的“贞操”观念，倡导现代女性的自立、自强，从学理上对封建专制婚姻制度存在的根基进行解构。但是，二人终生事亲至孝，勉强维持无爱的婚姻一直到死，理智与情感、“孝”与“爱”、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可以说伴随了他们一生。二人此举有诸多不得已的苦衷：除了同样不忍让母亲伤心之外，鲁迅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胡适的选择则更多地体现出个性主义观念的影响，尤其看重个人的社会声誉。在揭示鲁迅、胡适进退失据的文化心理的同时，本书尝试引入另一方的声音，对二人婚恋悲剧中的几位女主人公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人们在面对这个本应属于个人的话题时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悲情。　　结语部分以鲁迅、胡适为典型个案，简要探讨了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现代化路途中的坎坷命运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认为近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虽未断流，却一直处境艰困。特别是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激烈冲突的年代，自由主义者不见容于任何一方，其声音不是被保守的力量所扼杀，就是被革命的激情所淹没。但是，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价值理想，当会伴随人类征程的始终。

序

内容摘要

绪　论

　　第一节　“文化心理”释义

　　第二节　鲁迅、胡适比较研究述略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第一章　批判与整合：否定却无法摆脱传统

　　第一节　魏晋风度与乾嘉文章

　　第二节　艺术的“鬼神世界”与无神论

　　第三节　“打孔家店”与儒家“人世”精神

　　第四节　佛道文化的显在批判与深层影响

第二章　服膺与质疑：域外文化的滋养与局限

　　第一节　置身于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

　　第二节　由被动性的知识接受到观念层面的自觉借鉴

　　第三节　人性之思与科学之问

第三章　精英意识与平民情怀的消长：对历史、现实的态度

　　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

　　第二节　《阿Q正传》与《差不多先生传》：国民性痼癖的探询

　　第三节　“横眉冷对千夫指”与“做了过河卒子”：鲜明的政治分野

第四章　情与欲的冲突：新旧交织的个人婚恋观

　　第一节　事亲至孝与“为人父”的深思

　　第二节　关于传统与现代女性的探询

　　第三节　维系无爱婚姻的苦衷

　　第四节　婚外恋情的不同对象与结局

结　语　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之命运

参考文献

后　记

回望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五四”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走向现代的界碑。除了“工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性。中国的启蒙运动虽然从维新变法开始已经拉开帷幕，但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才真正开始。“五四”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治制度、语言文字进行了全方位的质疑与解构。尽管大多数人出于救国热忱，对欧美、前苏联革新理论的汲取缺乏必要的鉴别，使得一定程度上“对新权威的迷信与盲从取代了对旧权威的迷信与盲从，以新的信仰主义取代了旧的信仰主义”，但是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的积极倡导与实践，无疑对以道德本体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促生了一代甚至几代人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根本性转变。

关于五四运动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大规模批判，研究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传统文化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与命运，学界仍然众说纷纭。部分学者更是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式的清算与摧毁一切的气势，将其视为对传统文化的“断裂”，从而一度引发了世纪末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论争的潮头。

站在新世纪的晨光中回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着祖国被瓜分豆剖的现实，“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接受了欧风美雨的冲击，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投身于破旧立新的宏伟事业；另一方面，他们本质上依然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炎黄子孙，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几千年的历史作为集体无意识早已化入血液之中。无论自知与否，这是他们思想、行动的立足点与根本的出发点。所以，新与旧、爱与恨、情与理、孝与欲的冲突，就成为那个时代觉醒的知识分子们内心深处无法解决的两难命题。

缘于此，本书选择鲁迅、胡适作为代表，试图通过二人文化心理的对照分析，侧面勾勒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处历史转型期内心深处的犹疑与斗争、决绝与妥协。之所以选择鲁、胡二人来比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们曾分别留学于日本和美国，在新文化阵营引入欧美、日本、苏联先进的观念、思想、理论，以及在倡导现代诗歌、散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影响巨大，被视为“五四”时期东洋派和西洋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比较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当时新文化阵营中两种举足轻重力量的联系与区别。二是他们在倡导、实践新文化的同时，对古典文化的考证、爬梳也颇见功力，在文学史、哲学史、考据学、新红学等领域开一代新风，双峰并秀，成就斐然，堪称同代人中具有深厚学养的大师。他们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是考察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三是鲁、胡二人为维护自己独立的品格与主张，在其有生之年都不曾加入任何一个政党。但是毋庸讳言，二人又都不曾真正做到完全中立，他们一个由进化论转向阶级论，在其生前、死后都被共产党视为亲密战友，并被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旗手”；另一个则一直梦想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数十年甘做国民党的独立诤臣，曾以“过河卒子”自喻，并被公认为英美派文人的领袖。他们夹在国共两党之间，正好体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①左倾和右倾的两种趋向。这从根本上决定二者对于思想、政治、文化诸问题见解的差异，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辗转于新与旧、爱与恨、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鲁迅、胡适体会到的是一种“无根”的漂浮感。换句话说，“在”却“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导致了他们深层次的尴尬与失落。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对所谓“旧文化”、“旧道德”的激进批判而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从而失去了传统阵营认同与支持的可能。但是，走在新文化建设的队伍中，他们又无法真正摆脱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各自的人生境遇、青少年时期有意无意的训练更在他们意识深处留下抹不掉的烙印，这一切时时提醒他们与继起一代一清二白之问的差别、距离，并不时被来自同一阵营的误解、扭曲所强化。何况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新与旧的激烈对抗渐趋缓和，民族文化革新的重心逐渐向现实政治层面偏移，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担却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内心深处的苦闷、彷徨挥之不去，面对传统的犹疑甚至妥协不可避免。

基于此，本书在把握胡、鲁二人文化心理的时候，着重通过探寻他们所接受的古今、中外文化影响，以及这些文化成分在他们身陷上述两难困境时的对抗、冲突，尝试剖析二人在关照历史、现实，以及自身时相反相成观点的形成。本书采用横截面分析法，将二人一生发展变化的文化心理归结为几个方面，然后做条分缕析的解读，不再以时间为线进行纵向勾勒。

P1-4

　　“五四”先驱者们所开辟的新文化天宇，浩瀚无垠，群星璀璨。其中最光耀、最具吸力与魅力的两颗巨星，无疑便是鲁迅与胡适。诚如本文作者王瑞所说，他们“作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重要开创者，在破旧立新的战斗中携手并肩，以其引人注目的思想深度、文化积淀，以及个人魅力成为那个时代璀璨的双星”，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因而对他们的研究也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其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反复与偏敲，如神圣化或妖魔化，由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政治评断与批判等等，使其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学术性的研究还是不绝如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鲁迅与胡适的研究更趋学理化，更加深入，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对他们两人的比较研究也有了一个相当可喜的开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王瑞的这本论文，便是在借鉴二十多年来鲁迅与胡适研究及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深入探讨二人对于传统文化、域外文化、历史与现实，以及家庭婚恋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心理状态及其根源，并从一个侧面勾画显露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影与心灵。其中，关于魏晋风度与乾嘉文章、人性之思与科学之问、精英意识与平民情怀，以及婚外恋情的不同对象与不同结局等方面的阐释与论述，可以说是相当精彩而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　　王瑞女士曾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我问学三年。她之所以选取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作学位论文，大约也受了我的影响罢。三年间，我们曾经就鲁迅与胡适讨论过许多问题，在论文中也多留有痕迹。她以一般年青女性所少有的沉潜深思完成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相当深入地比较研究鲁迅与胡适文化心理的著作，颇多自己的独到之见，对于促进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有积极促进意义的，即或还有某些缺点与不足，我想学术界的前辈与朋友应该会欢迎的罢。是为序。　　易竹贤 　 2005年6月28日　　于武汉大学

鲁迅、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让人仰止的文化巨人。许多年来，在我眼中他们简直是完人，无可挑剔与评论。然而，当我有幸到武汉大学跟随易竹贤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这种认识却发生了变化。易老师研究鲁迅、胡适数十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相关文章和论著也都曾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从易老师问学后，我深深感觉到鲁迅、胡适其实是两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化巨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生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他们对现代文化和政治的探询，对民主、科学的执著，对现代婚姻的向往和彷徨，其实折射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易老师的濡染下，我逐渐萌发了对鲁迅、胡适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然而他们的煌煌巨著及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让我望而却步，无法鼓起勇气。这时易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反复告诫我，选择博士论文选题要大胆，只要有研究价值，就锲而不舍地去做，用一生心血去做，要决心为以后研究打基础。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使我最终下决心啃这块“硬骨头”，并初步确定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去分析比较鲁迅和胡适，进而揭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历史转型期的心理困境。当我埋头于鲁迅、胡适的论著时，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思想感动了：无论是活跃于民众中间的鲁迅，还是一度身居庙堂的胡适，他们都一刻未曾忘记现代文化人的使命，那就是引导国民走向现代。同时，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选择和彷徨，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变的艰难。他们选择了现代，却无法摆脱传统。事实上，毋庸讳言，直到现在他们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后世的我们在纪念他们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考。

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十分艰辛。期间，除了易老师的不断鼓励和悉心指导外，我的硕士导师刘增杰先生也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督促。此外，陆耀东、陈美兰、於可训、陈国恩、张洁、樊星、方长安、黄修已、丁帆、王富仁、乔东亮、李频等老师在我论文写作、答辩和出版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受益匪浅。我的师姐张园，师兄范劲、贺昌盛，师弟胡辉杰、黄晓华，以及汪树东、周罡、刘素民、李庆云等同学也给了我很大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年近七旬的父母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无私地包容我，在我求学的路途中陪伴着我，他们的期望和我的爱人张卫波的关护是我前行的动力。如今，我已告别了美丽的珞珈山来到北京工作。许多人、许多事，每每想起总觉得温馨。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祝得彬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工作。

论文出版了，我铭记易老师的教诲：博士论文只是以后研究的基础，而不是终结。谨以此自勉。

王 瑞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