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旨趣在于，站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高度，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入手，力求返回汉语文学现代性价值建构的源头，厘清其意义生成演变的过程，考量其价值形态，审理其合法性，为现代汉语文学在近百年的现代性运动中所累积的大量问题，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或某中可能性思路。可以说，这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学术专著。

这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学术专著。

本书站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高度，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展开了现代汉语诗学的价值建构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深层次对话，试图通过现象还原与价值判断、微观分析与宏观整合，解决百年来汉语文学现代性运动中的价值根基问题。

全书考察了现代汉语诗学的基督教语境，清理了现代汉语学与基督教的话语逻辑，辨析了启蒙诗学、普世诗学、爱的诗学、存在诗学、民间诗学与基督教职工的内在关联，审理了基督教在汉语诗学的现代性生成中的关键作用，敞开了不少已然被传统学术遮蔽的历史真实，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而又发人深省的观点，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汉语诗学研究框架。

绪论

第一章 现代汉语诗学的基督教语境

　第一节 现代问题与基督教

　　1.现代文化与基督教

　　2.现代政治与基督教

　　3.现代伦理与基督教

　　4.现代科学与基督教

　第二节 审美主义与基督教

　　1.替代宗教说

　　2.审美宗教化

　　3.终结与开启

　第三节 现代汉语文学与基督教

　　1.作家与基督教

　　2.作品与基督教

第二章 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的话语逻辑

　第一节 伦理话语

　　1.亏空与进入

　　2.神格与人格

　　3.创世与创造

　　4.受难也承担

　第二节 政治话语

　　1.从伦理话语向政治话语转换

　　2.人的成长与信仰改塑

　　3.宗教修辞与政治叙事

　　4.苦难政治与灵魂救赎

　第三节 宗教话语

　　1.大诗与圣诗

　　2.诗学与神学

　　3.信心与写作

　　4.文格与神格

第三章 启蒙诗学与基督教

　第一节 西文启蒙与本土语境

　第二节 启蒙后果与个体信仰

　　1.人者何人

　　2.撒旦的归上帝

　　3.实利与撄心

　第四节 伪士当去与迷信可存

　　1.本根问题

　　2.迷信与正信

　　3.非信无以立

　　4.迷信可存与上帝之死

　　5.伪士当去与尼采的毒酒

　　6.启蒙反思中的基督教

第四章 普世诗学与基督教

　第一节 普世诗学观

　　1.个人与人类勘定

2.平民与民粹辩证

 第二节 价值论基础

1.博爱与兼爱论析

2.灵肉一致说疏解

 第三节 文学与宗教

第五章 爱的诗学与基督教

 第一节 话语建构

 第二节 思想质料

1.神秘的宇宙观

2.基督教的博爱

3.泛神论思想

4.自然人性

5.爱的实质

 第三节 《圣经》索隐

 第四节 动机结构

1.抵抗虚无主义

2.解决生死问题

3.反抗人间不幸

第六章 存在诗学与基督教

 第一节 极限情景与人的有限

1.绝地与启示

2.困境与源泉

 第二节 写作之夜与存在之思

1.写作与意义

2.黑夜与白昼

 第三节 神性之域与写作零度

1.宗教的居所

2.文学的位置

3.眺望的方向

4.存在的探问

 第四节 话语仰望与可能世界

1.原罪与爱情

2.语言与呼唤

3.拯救的悖论

4.最后的审判

5.可能性诗学

第七章 民间诗学与基督教

 第一节 诗的遮蔽

1.诗与意识形态

2.诗与知识

3.诗与乌托邦

 第二节 诗的證明

1.诗与存在

2.诗的大地与天空

第八章 现代汉语诗学的现代性与基督教

 第一节 西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与基督教

1.西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2.现代性与基督教

 第二节 汉语语境中的现代性与基督教

1.汉语语境中的现代性

2.汉语现代性语境中的基督教

 第三节 汉语诗学的现代性建构与基督教

1.元叙事与基督教

2.世俗性与基督教

3.超越性与基督教

4.反思性与基督教

结语：“我们”的诗学如何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进入现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异质性问题开始凸显出来。闻一多从宗教崇拜入手对两种宗教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崇拜，比中国的祖先崇拜和自然泛神论要优越得多。基督教崇奉的上帝，既与自己相似，又是远远超越于自己的人格神，可使我们因高不可企而生崇敬之感。而中国人崇拜的祖先，则与自己太相像，我们有的缺点他们都有，因而“很难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至于道或自然，又太过虚幻、太过遥远，难以作为我们理想的奋斗目标。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我们可以之为模范而增进奋斗的精神。西洋人对于恋爱、求真，以及事业各方面，正是表现了同一种基督教精神，故各有崇高伟大的成就，“而中国人则多平庸，重子孙繁衍，又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都正好与宗教精神相违背。”

雷海宗从精神内省的角度论中西宗教的差异。认为西洋人的祈祷，看似与神交通，实则是浓厚深切的反省。中国人的烧香拜佛，完全出于世俗功利的考虑，“并无自省的成分”。原因是：“西洋人的生活是神灵与物质，或精神与物质二元的，而中国人的生活则是一元的，就是物质生活。”单纯的物质生活追求，决定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动机。梁漱溟则把这种专门以生活问题为直接目的宗教，命名为低等动机的宗教。高等动机的宗教，是那种超越世俗问题的宗教，中西宗教的分野大抵在此。梁氏说：“比较看去，似乎还是基督教富于忏悔罪恶迁善爱人的意思，基督教徒颇非以生存祸福问题而生其信仰心者。”

在梁漱溟看来，低等动机的宗教不是真正意义的宗教。于是他判定，相对于西方，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国家。因此，“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底。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伟大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底周孔教化为中心。”这样，中土就逐渐转向了“伦理本位”，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P13-P14

本书完成时，梅花香了，圣诞节近了，新年的钟声依稀可闻了。不到两个月，我也步入不惑之年了。我知道，我正以本书，也是我的第一本书，终结我生命中也许是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沉重得让身体飘起来的岁月。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多了，路尽头那盏温暖的灯火已经点燃，那位仁慈的老人不停地呼唤着我的脚步。不要相信中年，人不同，年龄的计算方式各异，何况舍斯托夫说，生命本身来自比理性更高的泉源。

落入红尘25个春秋，寄居一个城市，再寄居一个城市也已十数年。乡村生活已然退到记忆深处，变得遥远而模糊。我的风雨剥蚀的老墙，我的苔鲜刺青的屋檐，我的凄凄杂草的祖坟，我的桑青桃红鹂黄鹭白的田园，我的摔倒我再摔倒我的逼仄泥泞的山路，还有为了糊一张嘴讨一个老婆而南方而北方而东方辗转漂泊在苦难里面讨生活的童年伙伴……今安在？

读书是我没有路的路。13岁进师范，16岁当老师，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留给我可以选择的是不能选择。这是我的福，是冥冥中对我的特别恩宠。绊倒我的从来不是苦难，成长我的至今也还不是欢乐。我感激那所由地主庄园改成的小学，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夏天也黑得需要手指攀援的楼梯，教我学会了走路。我感激结构诡异神秘硕大的老楼深夜只剩下我一人开窗面对十许米外的一座恢宏的老坟，初秋桂花从那里送来一阵阵芳香，入春则可能是什么鸟凄厉得难过的啾啾，这些教我学会了怕，学会了恐惧，学会了如何与鬼神和谐相处，学会了在无可逃避时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了大地闭合时开始仰望星空。我感激与我年龄相当的学生，他们与贫穷相伴的一切，教我学会同情，学会宽容，学会怜悯，学会爱，学会真诚。

带着如此丰赡的财富，我无意中被抛入官场。长达5年的时间，在我的大脑中没有留下任何声音。所有的情景都在复制一个情景：在沉默中写，在写中沉默。不过那时的政府，正处改革开放的当口，像位英俊的青年，充满活力，偌大的希望悬挂在每个办公室的门口，书写在每一张造作的脸上，就连打狗办都洋溢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关于政府，这是我最好的印象，最好的感觉，后来就再也没有过。在那里，有我的朋友，有我不能冷却的友情，至今我还在牵挂着一些人的升迁，一些人的入狱，一些人的谢世，一些人的神秘失踪，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与我断绝了往来。

值得记录的是，在那些默片中，我看见过手捧血衣欲哭无泪的上访者，看见过一些我从看见之时起就发誓不去讲述，或者不愿再次看见的看见之物。我只想说，苦难后面还有苦难，善良前面还有善良。我只是在官场边缘行走了几步，关于内里，我一无所知。我只相信，简单能应对复杂，直率能撕破诡计，人言无信。

如果我都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话，那可能就是成为中国的第一届文科电大生。1982年入学，1985年毕业。听广播，或者十数人围着12寸的黑白电视机，工作之余、白天黑夜、路灯下面、开会之前……拼命地读、拼命地记、拼命地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书，甚至背着被盖，坐一天或两天的车，住到某所大学附近的农家里，把所有的钱花光，为了进图书馆，为了一篇自以为有所发现的小文章。寒冬腊月，酷暑骄阳，去到百多公里外的地区城市期末考试，如遇洪水、雪灾，就翻山越岭。在我不多的荣誉中，我最珍视优秀电大生的称号，奖励的那支钢笔，我一直带到身边，遗失的那一年，我才真正体会到失魂落魄。在我写的论文中，我最不忍小视的，是那篇被收进并不是公开出版物的《电大优秀毕业论文选》中的习作。我至今感到难过的，是一些关心爱护我的朋友，劝我不要说出自己是电大生。他们哪里知道，我今天的那点微薄的知识基础，大都是电大时候打下的。我太幸运了，我是中国的第一届文科电大生，真的，太幸运了！

十三岁、或者十四岁，我开始规划人生。中《哥德巴赫猜想》的“毒”太深，受陈景润的影响太大，近15年，我迷糊于成名成家。从A、B、C、D自学英语，从《源氏物语》侧身文学。那时心太大了，囫囵了不少当时读不懂的书，耗费了在那个年纪可以干成点儿别的事的宝贵时间。连现在还玩不转纸牌、麻将或别的更高级的游戏，就是那时种下的恶果。我有过一个不太短的狂妄的年代。

工作8年后，我去到了东海之滨。这时，成名成家的欲望达到了极点。我跟随邵伯周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在徐家汇藏书楼我呆了二月，仿佛回到《新青年》、《少年中国》时代，发黄的册页，樟脑丸与霉烂墨香混合的气味，刺激着我的兴奋。我夜以继日地做着与这座殖民气息浓厚的城市不太相干的梦。在上师大图书馆，我自作聪明地复印了20世纪20年代王独清的诗集，被一顿臭骂蔫了两个星期。在杭州的一次全国学术会上，我又对一些著名学者嗤之以鼻。我以未来鲁迅、茅盾或者郁达夫的姿式，行走在三味书屋、咸亨酒店、乌镇、富春江边的严子陵钓台。留下的一张张趾高气扬的照片，足以让我感到羞耻。我太自以为是了。学做研究就一心想填补空白，总是在准备石破天惊；刚涉足鲁迅，就挑战学术前辈。是邵先生教我，就像小时父亲教我一样：要谦逊、谦逊、再谦逊。语气轻描淡写得我无地自容，但已够我享用今生。

人是很容易从狂妄走向冷灰的，我就是例子。我没有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仍流人滚滚红尘。就在我以为快要攀上某个台阶的时候，我突然对学问的意义产生了致命的怀疑。有一天我才发现，图书馆的社科类图书是两楼，我急于闯进第二层楼不只是因为快到毕业了我才发现这个秘密，而是某种奇怪得有些气急败坏的情绪，让我一分种也不能停留。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如此众多的书籍，也许多年未曾有人翻过，上面的灰尘已经长成毛绒绒的一条条虫。这是多少条曾经不懈奋斗过的生命的结局？我的重蹈覆辙的悲壮有何必要？那时，我有些该读的书还没有读，有些该见的人、该见的世面还没有见过。我太世俗了，超不出、甚至不如常人的胸襟与格局。

当小职员、搞广告策划、编报刊、做总编、去外地行销产品，短短7年，我干了尽可能多的事情，却想在这里留下最少的文字。落魄江湖，闯荡为生的故事都可以想像。惟一要记录的是，这7年中那些孤独难眠的夜晚，虽不是青灯相伴，却阅读了多年来想读却没有读成的书籍，从最深奥的神学经典到“文革”时期流行的小人连环画书；我体味了在通常境遇下没有机会体味的苦难；独享了前消费社会剩余善良的最后晚餐；也见识了利益坑中打滚的人心之最可悲与最可怜悯之处。

正当我迷途难返、彷徨四顾的时候，一个人伸手一援改变了我的命运。打过电话的两天或者三天以后，我与万光治先生在简陋的中文系办公室见面，半小时后，一切就这样确定了。而那之前，我与他素不相识。那位全能者，不会把每次安排都事先告诉你，尤其是关于恩宠的事情。

我又回到了“学述”生活。来到了这所杜鹃花、丹桂花、腊梅花和漂亮女孩特别多的学校。晚秋，则是一地银杏叶的金黄。突然面对多得如此乱花迷眼的幸福，我有些张皇失措。在“学”与“述”的路上，见异思迁随波逐流使我所获不多。17岁发表诗歌，你可以想像那种自鸣得意背后的虚荣。随后发表的一篇散文《悼念亡师罗学尧》，我才被文学真正感动。他是师范时我的语文老师，老右派的经历已经严重损害他的身体，他又用只争朝夕的责任感继续着他的身体伤害。他就在靠近我的讲台上艰难地支撑着。我看见皮下的血涌满他的双手；我看见染红塞在他鼻孔里的草纸的鲜血，伴随颤巍巍的声音不时掉下一滴两滴，迅即被雪白的粉笔灰吸干或者衬托得鲜艳刺目。我至今想不明白，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当时面对生命的黯然消失竟然这般无动于衷！他就这样走了，一个曾经骂我娇生惯养的人永远走了。深夜守灵，当悲伤裹挟寒风穿透我的灵魂，我开始朦胧地有了对于生命的敬畏。

文学梦过早被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学潮带走。美学皮毛未知，又很快沉迷于随后眼花缭乱的西哲浪潮。情性摇荡，走马观花，心得全无。在问学上，我一度成为欲望的奴隶，还为此沾沾自喜过。  临到本书，做的却是一个关涉宗教的题目，而且是西方宗教。不用讳言，十数年前我对宗教深恶痛绝，见到宗教仪式反感到起生理反应，总是把它和封建迷信精神鸦片混为一谈，而对科学理性、启蒙精神、人文主义深信不疑，并惋叹于冰心、废名、许地山，甚至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堕落”，幼稚到《家》中的觉慧，以精神界之战士自居。这之前，我在学述宗白华先生的《流云》意境时，也谈到了禅境，但只是被那种艺术格调所迷醉，不仅对禅或禅宗了无所知，也不愿多著一字。

时间把信奉的颠倒，把颠倒的信奉，把颠倒的再行颠倒又行信奉，我才渐悟，我曾经是否以不知为知，以人的浮言为真理，而对神圣缺乏敬畏？我的浮躁凌厉之心开始平息；我知道了我的限度；我懂得了我的危险；我想，我或者开口言说，或者缄默。

2001年，我师从曹顺庆、赵毅衡先生攻读博士，亲炙两位老师的人格、修养、学识、才华、风度。他们就像我当年的硕士导师邵伯周先生一样，从不鄙薄我的浅陋无知，宽容我的狂妄、偏执和思想的异端，步步引我踏上学术正途。我虽跟随他们三年，学问却不及他们万一。我今生深以有这三位恩师为幸！

本书就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它凝聚了曹顺庆、赵毅衡先生的心血。记得在2002年圣诞前后，我与赵师毅衡先生天海之隔，为了选题一事，在网上来回发送信件折腾差不多一个通宵。而晚些时候，在川大花园曹师顺庆先生家里，又为论文提纲的确定、初稿的修改，反复聆听教诲。这些已经成为温馨的记忆。

北京大学的王岳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杨剑龙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张三夕教授和河南大学的梁工教授，鼓励我、鞭策我，对本书作出了较高的、超出我想象的评价。四川师范大学的皮朝纲教授，四川大学的冯宪光教授、毛迅教授、冯川教授、吴兴明教授、王晓路教授、阎嘉教授、徐新建教授、李怡教授，台湾佛光大学的袭鹏程教授，都为本书的写作或修改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尤其是宗教美学家、乡贤皮朝纲教授对本书逐字逐句修改、校正，使我受益匪浅。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刘小枫教授的学术滋养，邓晓芒教授、何云波教授、王本朝教授赠送相关专著，曾庆豹博士辗转寄来重要资料，李维防教授特邀参加学术会，同事袁莉代为购书，朋友何大草时时敦促并为书名操心，学生李云搜集资料，爱人韦华梅悉心照顾和最后细心校对，女儿诗倩冬夜悄悄送上取暖器，四川师范大学科研处把本课题立为200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还有四川师大文学院赞助出版，……对支持过关心过本书的一切人和事，我满怀感恩！

献上本书，向爱我疼我的父母祝福！． 就在本书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在这里，在大地上，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我体会，从知到知不知再到不知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对于我，要紧的是，在路上。

      2004年9月3日于狮子山高租房

本书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入手，解决现代汉语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运动中的价值厘定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沿意义。

     ——王岳川

本书选题意义重大。在中国学术界，一直缺少对基督教与现代汉语诗学之关系的研究。本书的研究有开拓意义。

     ——余虹

本书作者思路严谨，从多角度、多层面建构了内容丰富的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诗学框架。

     ——张三夕

本书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视阈，从汉语诗学之现代性价值建构的问题切入，拓展与深化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研究。

     ——杨剑龙

本书致力于超越通常的史实梳理和作家作品分析，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既沉淀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深层又弥漫于文学世界各处的诗学理论和文学精神上，条分缕析地论证了现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内在关联，对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理论问题提出富有说服力的见解。本书对于客观中肯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基本面貌和性质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对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研究亦有可观的实用价值。

     ——梁工